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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贱且辱此一生

吾贱且辱…… ——柳宗元《送薛存义序》 一、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家 先说我的老家吧,要不说什么都像在半空悬着,落不弯textarea>

吾贱且辱……
——柳宗元《送薛存义序》



     一、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家

     先说我的老家吧,要不说什么都像在半空悬着,落不到实处。
     我是山西人,老家只会在山西,不会在别的什么上等州郡。依《郡望百家姓》上的说法,韩姓出自“南阳”,可说是南阳韩氏,那是宋代的事,说不定更早。按说我可以说祖籍南阳,想想并不妥当,近世以来,河南的名声比山西好不到哪儿,犯不着为了一个子虚乌有的“郡望”,背上欺宗灭祖的名声;南阳那儿即使是祖,也是远祖,没有近祖亲切。据家谱记载,我家至少自明代起,就在山西南部一个叫韩家场的村子居住了。
     韩家场,现在是临猗县临晋镇的一个村子,更上一层行政区划是运城市。若按这个县北边那个叫万荣的县里流传的一个典故,想托大的话,还可以加上更上一层或两层的领导机构。这个典故在我们那一带流传甚广,说出来或许可以加深对我们那一带风土人情的了解。说是一个村干部,听说名头越大,越好办事,而他又是个老实人,不能胡说八道,深思之后,便在自己的名片上印了这样几句话:“中共中央国务院,山西省委万荣县,村办企业水泥厂,支部书记兼厂长”。
     这当然是个笑话,我们这个村子怎么也牵扯不到山西省委,更牵扯不到中共中央和国务院。
     有一点却是必须郑重说明的,就是,我出生时,我们这个镇子的规格要比现在高些。我是农历丙戌年出生的,相当于公历的1946年。当时这个镇子,是个县城,就叫临晋县。到了1954年,厄运降临了,全国大合县,临晋与东边的猗氏合为临猗县,县治设在猗氏,临晋就沦落为镇了。在此之前,它可一直是晋南平原上响当当的富县。而我们那个村子,就在这个富县县城的东关口上,与东关大街只隔一条不会超过十步宽的土路。
     东关是旧县城最繁华的大街,说我们村就是县城的一部分也不为过。这一点所以非常重要,要做郑重说明,乃是因为它不光关系到我们村子的品格,还关系到我个人的品格。须知,一个县城出生的孩子,与一个农村出生的孩子,是不一样的。我们那儿有句俗谚,较为清楚地说明了此中的道理,说是“城里的娃娃,乡里的狗”,意思是这两类动物,都是轻易招惹不得的。
     我出点小名后,好多人一提起我是韩家场村人,总说我是个乡下人,于是生衍出许多说法来,或是纯朴,或是颟顸,总之是一个出生在韩家场这么个村子里的人,是不能跟一个出生在哪怕是太原这样重污染的城市里的人相比的,多少会少些文明的熏陶。我听了心里颇不以为然,觉得他们还是不太懂得中国城乡文化的深奥含义。一个生长在周围都是农村的县城的孩子,其优越感要远远大于一个纯粹生长在城市里的孩子的。前者有可比性,后者没有可比性,可比性最能激发孩子的潜质,至于是好的还是坏的,那就全看各人的造化了。
     说到这里,顺便说一下我的出生。道理同前,只有将这些最基本的情况弄清了,往后说什么才能落在实处。不知你留意了没有,刚才说到出生时,我只说我是农历丙戌年出生的,相当于公历的1946年,没有说月与日。加上月与日,再说1946年就不妥了。我出生的日子是丙戌年十二月十二日,换算成公历,已是1947年的1月3日了。上大学历史系的第二年,看到一本《万年历》,轻轻一翻就查出来了。这是我上了五年大学,现在能想起来的最明确的一个收获。
     该说这个家庭了。真担心能不能说清楚。好多时候,是说不清楚的。这次也只敢说试试看。最好的办法是从头说起。若在戏台上,是要叫板的,我的叫板该是一声长长的:苦啊!
     所谓从头说起,就是从我记事时说起。我不是个多么聪慧的孩子,记事之时,当在七八岁的样子,也就是上了小学一年级以后。我这里说的是虚岁,没办法,我小的时候,一直是用虚龄计岁的。
  七八岁,也就是1953年吧,清楚地记得,我家大门的门脑上,钉着一个白色的小木牌,比三十二开的书本还要小些,大体说来是四方形,只是上面两个角截了些,成了一个不规则的六边形。正中墨写的四个字是:光荣军属。
     谁是军人?我父亲。
     我见过父亲寄回的照片,好几张。一张是单人的,戴着军帽,正中是五角星,昂首挺胸,胸前的白布胸卡上印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后来父亲跟我说,这是他在设在石家庄的华北军政大学学习时照的。校长是后来成了元帅的叶剑英。一张是戴大盖帽的,胸前仍是白布胸卡,父亲说是1950年,部队在太原驻扎时照的。一张是与一个战友的合影,两人坐在舰艇上,上面写着“五四年于长山岛”。经我细细的辨认,发现那个舰艇,包括海水,全是假的,像是在照相馆里借用了道具照的。父亲坦然承认,确实是道具。他们是工兵部队,在烟台的长山岛上修筑国防工事,休假日去了烟台在照像馆照的。
     不光是军人,还是个小军官。据父亲说,1955年授衔时,是少尉,没过多久就转业了,在德州监狱当管理干部。一干就是三十四年,直到1990年离休。
     父亲在外地工作,家里当家的是爷爷。
     爷爷也不是农民。解放前当过小学校长。我上小学的时候,早就不当校长了,在临晋东关街上,开一间韩记颜料店,捎带也卖铁货。从东关口往里走三四十米的地方,路北,只有一间门面,没有伙计,就他一个人,是老板也是伙计。逢集的日子,在门前的台阶上摆满铁犁、铁铧等农耕用品,在台阶下放一张单桌,上面摆一排盒子,盛着各色颜料,主要用处是染布。
     临晋街上,三六九逢集,规模很大,方圆几十里都很有名。不管集日不集日,爷爷每天早上都要将门前那块地,认真地扫一遍。他扫地的时候,常是我上学的时候,到了爷爷跟前,总有些走不动的意思,磨磨蹭蹭,不想马上走开。每当这时,爷爷常会说:
     “想吃个火烧吧?”
     我也不吭声,只是更加走不动了,直到爷爷掏出五百元钱递给我,这才欢欢势势地走开。1953年正是旧币兑换新币的时候,我有过用旧币的记忆,想来是爷爷给的。再后来,就是五分钱了。五百元,或是五分钱,正是一个火烧的价钱。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在上学的路上吃一个热乎乎的火烧,该是怎样的福气。
     1955年11月,小学三年级第一学期的时候,我随母亲去了山东德州,户口也迁了去。1958年父亲响应国家发出的“干部家属下乡支援农业”的号召,又将母亲和我,还有三弟(在德州出生)送回老家。这时,爷爷已不开他的小颜料铺了,成了东关街上最大的百货商店的门市部主任,副的。后来我才知道,这是经过了公私合营运动,他的小铺合到公家的商店里去了。他因为有文化,成了县商业局的正式职工。只有每天早晨扫街面的习惯,仍保持着。只是我已长大了,不会在路过他跟前时,磨磨蹭蹭不想走了。当然,若学校要什么学习用品,或是缴什么费用,会堂堂正正地向他开口。爷爷呢,每次给钱的时候,总要多给上三毛两毛,算是给我点零花钱。
     很长一段时间,我写我的出生时间时,总愿意写作1946年。这是因为,写作1946年,我们弟兄四个的年龄,恰好是个平形四边形。
     哥哥1944年生,比我大两岁,三弟1956年生,比四弟大两岁,哥哥比三弟大十二岁(同属猴),我比四弟大十二岁(同属狗)。两岁是那个短边,十二岁是那个长边,两个短边是斜的,不正好是个平行四边形吗?这是我初中二年级学了平形四边形的概念后,首先想到的。能想到这儿,可见我只是笨点,却不能说很笨。
     再就是,只有这个扁长的平行四边形的队列,才有可能让我在“文革”爆发的前一年上了大学,同时也才有可能让我的两个弟弟在“文革”结束后,还没有失去上大学的机会。我大舅有三个孩子,年龄恰在我与三弟之间,命运跟我们弟兄就大为不同。时耶,命耶?只能说时中也有命的成分吧。
     五弟六弟出生要晚的多。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家庭,当时有八口人,就有三个挣工资的。哥哥工资不高,只能顾了他自己。而父亲和爷爷,合在一起当在一百二三十元。对一个多数成员在农村的家庭来说,应当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再就是,虽说家在农村,家里的成年男子,没有一个是务农的。说是一个富裕的家庭,有文化的家庭,该不为过吧。
     是个富裕的家庭,有文化的家庭,却不能说是个幸福的家庭。
     一个巨大的阴影,正越来越大地,向这个家庭的头顶聚拢过来。
     这就要说到我们家的成分,即家庭成分了。
     成分这两个字,几十年了,我一直都弄不清该怎样写,也弄不清它的确切的意思是什么。不是装傻,是真的。是说这个家庭有某种成分吗?显然不是。是说整体上具备某种性质吗,也不是,似乎更注重历史。真的就是历史吗,也不完全是,同时也在说明着现时的什么。写到这里,我不放心,查了新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在成字下有这个词条,旁边又加了括号,里面是“成份”二字,也就是说,成分也可以写做成份。有两个义项,第一是“指构成事物的各种不同的物质或因素”,举例是化学成分,营养成分,减轻了心里不安的成分。第二义项是“指个人早先的主要经历或职业”,举例是工人成分,他的个人成分是学生。
     再翻“家”字,也没有家庭成分这个词条。才过去二三十年,词典就教人忘记这一影响深巨的社会名词了。
     我家的家庭成分是富农,一个没有富农分子的富农家庭。
     实在说,当年我也没有把这个当一回事。因为在我的记忆里,我家最初是军属。父亲转业后,每年到了队里分口粮的时候,常说“干部家属怎样怎样”,也就是说,我和我母亲,是干部家属,我们这个家的成分应当是干部呀。这是不允许的。父亲填家庭成分时,也得填富农。
     最初让我意识到家庭成分可怕的,是初中毕业时的一件事。
     毕业考过了,中考招生也考过了。一天傍晚,在我家门前,我妈与一位邻居大婶聊天。这位邻居大婶有个侄儿也参加了中考,说起可能到来的结果,邻居大婶很是自负地说,你们家的成分不好,若分数差不了多少,人家会要她那个侄儿,而不会要我。我妈回到家里,不住地叹气,我在灯下看书,没注意。我妈叫住我,说了她的担心,前一年我哥哥没有考上高中,今年要是我也考不上,那可如何是好。
     “通知还没有下来,你怎么就说我考不上?”
     “刚才在门前,跟你婶婶说话,人家就说,要是分数差不多,肯定是要他家侄儿不会要你,咱们成分不好啊。”
     一阵悲伤涌上心头。我知道邻居婶婶说的是实话。但不知为什么,忽地一股悲壮之气涌上心头,扭身对母亲说:
     “妈,你就放心吧,只要是按成绩录取,录取一个也是我。”
     “真的?”母亲又惊又喜。
     “真的!”
     我的成绩并不是最好的,只可说差不多,敢说这样大胆的话,纯粹是为了安慰母亲。
     那一年的高考怎样,我不知道,知道的是,中考特别难。三年自然灾害刚刚过去,许多建设项目都下马了,中考招生规模也压缩到不能再压。中专不招生,中技(技术学校)不招生,中师(师范学校)不招生。高中,一个县只招一个班。我的第一志愿,报的是康杰中学,当年晋南专区最好的一所高中。
     没过几天,考试结果公布了。
     临晋中学录取的肯定不会只有一个,我是其中的一个。
     康杰中学招收的学生不会只有一个,我是其中的一个。
     考上高中,妈妈高兴,爷爷更高兴,妈妈高兴只是庆幸我有书念,不知道考上康杰中学还有什么别的意义。爷爷的高兴就不同了,他知道考上康杰中学,就意味着往后上大学不用发愁了。因为我们那儿多少年一直流传着一个说法,就是考上康中,等于一条腿迈进了大学的门槛。
     爷爷的高兴,还有一重原因,大约1923年的时候,他曾上过康杰在运城办的河东中学。假定现在的康中就是彼时河东中学的延续的话,等于多少年后,孙儿继他之后进了同一所中学。
     晚上,在院子里乘凉,爷爷给我说,康杰姓嘉,是夏县一个大地主的儿子,留日学生。留日期间,与几个同学办学校,践行“教育救国”的理念。他们还在上学,怎么办?康杰想了个办法,今年回来四五个人,教一年书,明年去日本继续上学,另外四五个回来接替他们。后来惹恼了阎锡山政府,办了两年就停了。抗战爆发后,他将自己家的地契烧了,发动民众,组织游击队,在中条山里坚持抗日。抗战胜利后,又领导武装斗争,叛徒告密,叫国民党特务杀害了。
     又说,康杰口才极好,讲起课滔滔不绝,嘴边挂着白沫都顾不得擦一下。爷爷本来是要读下去的,哥哥弟弟接连去世,太爷爷无心用世,叫他辍学回来经管家务。回来后,一直在附近村子里当小学教员,还当过编村村长,再后来就在街上开颜料铺子了。
     我小时候,父亲不在家,最为崇敬的就是爷爷。在我的记忆里,爷爷清瘦高挑,热天一身白布裤褂,走起路来有种飘逸的风度。不光风度好,性情好,还写得一手刚劲的柳体字,在我们这一带是很有名的。爷爷总是勉励我好好念书,用他的话说,念到哪儿家里供到哪儿。
     我不敢说爷爷从我身上看到了多大的希望,至少是实现了他当年没有实现的求学的梦想。
     就这样,我去了离家一百华里外的运城县,上了康杰中学的高中部。从此也就离开了韩家场。只有假期,才会回去。
     那是1962年,我十五岁。

     二、苦读

     去运城,是跟荆冬娃、卫大鹏一起去的。冬娃是镇上教场庄人,大鹏是南连村人,我姥姥家就在这个村。后来冬娃考上北京航空学院,大鹏考上西北大学。
     那时运城还是个普通的县城,康中也不在现在的地方,在城内一条叫阜巷的街上,大门朝西,两个水泥门柱上,横跨着一个弧形的铁架子,上面四个红色的铸铁大字:康杰中学。
     在教导处前的公告栏里,找见了分班的告示。四个班,排序是六十二到六十五,我跟冬娃分在六十二班,大鹏分在六十五班。过后才知道,这是历年来康中招生最少的一次,往常多是八个班,最少也是六个班,近十年来从没有只招四个班的。同时也知道了,这次中考,临晋中学考的好极了,四个班共有二十二人。往年从没有这样好的成绩,也就是两三名,顶多五名。
     一个镇上的初级中学,何以会有这样好的成绩,当时我们并未深究,只以为是我们这一茬学生学习劲头足,又赶的运气好,才有这样的成果。
     多少年后,我悟出此中的一点道理。说来或许让人不信,我的看法是,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戕害了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甚至影响了国家的元气,说什么都不为过,毕竟几十万优秀的知识分子,为此付出了二十二年的岁月,有的甚至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但是,它的一个附带的作用,却很少有人估计到,那就是对中国乡村教育的促进作用。只要这样问上一句就明白了此中的关联:那些右派知识分子都去了哪里?因为有几个著名的右派去了黑龙江的农场(如丁玲、聂绀弩),或是新疆的农场(如王蒙、艾青),好多人以为他们全都去了那些地方。那是不可能的。那样重的处罚,也不是谁想得就能得到的。去了那些地方,纯粹从事体力劳动的毕竟是少数。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将他们从研究机构、要害部门调了出来,分配到内地的乡村中学当了教员。
     山西就是这样的内地省份。
     临晋中学,就是这样的乡村中学。
     隐隐然还有这样一个规律在起着作用,越是“罪行”重的,越是往基层打发。而“右派”这种人物,“罪行”与能力常是成正比,这样分配到临晋中学的教员,是些何等样人物,也就不难想象了。
     不必一一列举,说上几个就行了。教过我们几何的龚维尧老师,江苏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某航校的教官。教过我们物理的周彭安,浙江绍兴人,原在某高校教书,我们甚至疑心他是鲁迅的本家呢。教过我们化学的吴惠畴,江苏人,据说他每星期都要去集上买一只老母鸡炖了吃。教我们俄语的三个老师,全是右派。冯祖华是江苏人,原在中央军委机要室任英语翻译;宿梦文,辽宁人,原是外交部的翻译,长的就像个外国人;阎杰,山西大学的高才生,早几年就该毕业了,因为右派问题严重,推迟毕业,我们去的那年才分配到临晋中学。
     这些右派老师,不光教学认真,水平高,一般来说长的也排场,没有那种猬猬琐琐的。他们带给当地学生的,不光是知识,还有胸怀,作派,文明。
     当年我们不会有这样的认识,只是觉得这些右派老师有本事,有风度,满口普通话,绝非本地教员可比。听他们讲课,有劲,过瘾。
     康杰中学的老师队伍,却是另一种气象。名望更大些,人也更气派些。比如李道垕老师,三十几岁,气质高雅,雍容有度,人说是李鸿章的曾孙女。教我们代数的张保安老师,是右派,略微有些口吃,但数学之好,全地区闻名。教我们语文的唐天榜老师,湖南石门县人,有过从军(旧军队)的经历,曾当过国民党部队的军官,解放后从东北师范大学毕业,是康中语文教研组的组长。高三教我们俄语的李卓老师,闻喜县人,黄埔九期学员,当过国民党主力部队的上校团长,率部与日军打过几次硬仗。解放后,回到闻喜老家,跟上广播自学俄语,经考核后录用,成为康杰中学最好的外语教师。教我们的时候,年纪并不老,也就四十七八的样子。在这所中学,有军界经历的教员,不止唐老师、李老师,更早一些的张炳南老师,当过张学良的秘书,我在校时的副校长张襄国老师,曾任二战区某师政治部主任,少将军衔。
     老师中,我最敬佩李卓老师,敬佩他的军人风度。
     李老师的军人风度,表现在教学与生活的一切方面。做什么事,都是卡着钟点,不迟不早,正好。钟声响着,走在去教室的途中,钟声一落,推门而入,分秒不差。一米八的个头,笔直的身板,通常的装束是,黄呢子军上衣,蓝呢子马裤。黑色或棕色皮鞋,什么时候都锃亮锃亮。平日在校园里走过,总是跨着标准的军人步伐,膝盖略微抬起,小腿轻轻地甩出去。若是去食堂,手里端着饭盒,若是去教室,手里端着粉笔盒,不管是饭盒还是粉笔盒,端在他手里,都像平端着一顶军帽那样郑重其事。我跟一位要好的同学,曾在宿舍里模仿李老师走路的步伐,学来学去,怎么也不像,总觉得自己一蹦一蹦的跟猴子差不了多少。
     康中的校园,是很有特色的,最大的特色该是宽阔,气派。教学区的地势高些,我们在的时候,还是旧式教室,一排一排,由北而南,中间是一条甬道。另有花园、康杰堂、教研楼等建筑。生活区的地势稍低些,面积是教学区的几倍,西边是老式宿舍,东边是新式宿舍,也是一排挨着一排,像兵营似的。东西宿舍之间,是大礼堂、灶房、篮球场。北边是大操场,有大门,里面有足球场,跑道。东南角还有一片农田,种的是小麦或玉茭。最南边有个自流井,终年流水哗哗,形成一条清澈的小渠,由南而北,绕过半个校园。
     这样好的教员,这样好的校园,怎能不激发我们报效国家的雄心壮志,又怎能不膨胀我们出人头地的个人理想?
     看看早上的情景,就知道我们当年是怎样刻苦读书了。
     早上起床后,先是列队去大操场出操。人多,无法做广播体操,全是跑步,先是慢跑三圈,再是快跑一圈,最后用百米冲刺的速度冲出操场大门,直奔各自的宿舍,拿上毛巾牙缸牙膏,跑到自流井一带,早了还可以在井口处的水泥池子边上洗漱,迟些就只能在井口接上水刷牙,在就近的水渠边洗脸了。这是指男生,女生另当别论,自有她们一套争抢时间的诀窍。
     洗漱过后,还不能停下来。不跑了,匆匆地走着,将洗漱用具送回宿舍,去教室取上书,语文课本,俄语课本,或是本子上记的“优美诗歌”之类,在校园里找个好位置,多半是树下或是渠边,要么是康杰堂前的花园里,哇喇哇喇地大声念。声音之大,不是真的听了,是不会相信的。用“可着嗓子”形容,一点也不过分。因此位置的选择非常重要,前面空旷,左右无人,念起书来最为过瘾。若是近处有人,那就看谁的嗓门大了,总有一个会被对方巨大而聒噪的声浪冲跑的。只有雨雪天气,才会在教室里念书。有天下雨,早自习时间我有事出去,办完事往回走,迎面教室里传出的念书声给我的感觉,这哪儿是念书,分明是拼命!一股股巨大的声浪,从门框,从窗户,甚至是从屋顶的瓦片间,喷薄而出,震人耳鼓。就在那一刻,我突然明白,“响遏行云”绝不是古人的诳语。再后来就更明白了,康中的好成绩,就是这样念出来的。
     还没有完。下自习的钟声响了,赶紧将课本送回教室,临放下课本前断不会忘了将今天应当记住的几个俄语单词,写在手心,夏天出汗则是小臂,然后拿上碗筷,匆匆赶往食堂前排队,一面随长长的队伍慢慢地蠕动着,一面默诵着手心上的俄语单词。有时太专注了,到了画票的事务长跟前,一声断喝才猛省过来。
     有这样的苦读功夫,任何一个中等材质的学生,都会考上大学的。
     一面刻苦读书,一面也感受到了饥饿的滋味。
     1962年,按后来的说法,仍在三年灾害的时限内,是三年的最后一年。灾害这种东西,来不是一下子来的,走也不是一下子就走的。刚入学,新鲜,心劲足,还不觉得什么,一到冬天,就感到了饥饿。总觉得肚子里空荡荡的,老像是没有吃饱。这主要是因为,学校的伙食,除了白面、玉茭面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是红薯。当时的折算是,三斤红薯抵一斤粮食,实际上红薯这东西,吃到嘴里不耐嚼,咽到肚里不耐饥。晋南是产麦区,老辈子的习惯,红薯只能算副食,蒸馍馍时顺便蒸上几个,吃个新鲜,从来没有拿它来抵饥的。1958年大跃进,图产量高,大面积种植,又不能当公粮上缴,这才折算成粮食成了主食。这是我们很难习惯的。
     饿了想吃,该是天赋人权。再没有饿了能想出办法的了。
     当学生跟当兵差不了多少,刚入学是新兵,啥也不敢做,过上两个月就是老兵,再过上两个月就是兵油子了。这还只是时间的磨励,更要紧的是智慧的迸发。不知有人研究过没有,有个说法是,要想聪明你的头脑,必须先清空你的肠胃。确也是的,脑满肠肥从来是愚蠢的象征,寒门却同时出产孝子与举子,平日饥肠辘辘该是最主要的原因。以我之见,还要再加上一条,饥饿不光迸发人的智慧,还会让你的胆子变得忒大。饥饿生盗心,肯定是历史的总结。连陶靖节先生都感叹“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乞食》)。他后来是去乞食了,若连食也乞不到呢?再一个最好的一个例证,该是我了。那么一个勤勉向学的年轻人,几乎是无师自通地,就学会了杜子美先生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里呵斥过的南村群童的伎俩:“忍能对面为盗贼”。
     我的盗心很简单,就是想办法多领一份红薯。
     我们吃饭用的是一种带格的饭票,排队领饭,到了跟前,递上饭票,司务长在上面画个“√”,旁边一个炊事员递给一个馒头,往里走,伸过碗,又一个炊事员给舀上一勺菜,常是清水煮白菜,上面飘几个油花儿。再往里走,有炊事员递给你两块红薯,说是称重量,实际上只是秤杆舞弄一下做做样子。馒头是不能捣鬼的,只有一个,拿上就走,一刻也不能停留,稍作停留,后面的人就要嚷嚷。汤上不必捣鬼,稀的能照见人影,白给都不要。可以捣鬼的只有红薯。那个地方总是热汽腾腾,对面几乎看不清人影。因为要过秤,要掂量轻重,人流不畅,常是挤成团儿。且有两三个炊事员管这个事儿。这就有了作案的机会。要领一是不能怕烫,接到手里,侧转一下身子赶紧塞进棉裤兜里,二是要装作迷迷登登的样子,好像你的眼睛叫热汽熏得什么都看不清,或者你原本就是个只知念书不知别的事该怎么办的书呆子,再转过身就往另一个炊事员那边挤,到那儿仍是迷迷登登的样子,这时炊事员常会大声呵斥:“瞎啦,眼睛是出气的嘛!”说着就会将秤好的红薯往你手里一塞,一面催你快点走开。那边门口,一口大锅,有炊事员会给你舀上一大勺子白面汤。出了门,不能往同学多的地方去,走到僻静处,吃完第二份红薯,再端着汤碗和菜碗(馍馍在菜碗里放着),去同班同学集中的地方,就不会有人疑心你作过贼了。
     后来我发现,这样做的不止我一个,我们班就有好几个。贼跟贼碰了面,谁也不说破,相视一笑而已。真有古君子之风啊。
     这种办法只可隔上三两天偶尔一试,断不会天天如此,至少我是这样的。倒不是怕事务长或灶事员识破了难堪——真要识破了,也有话说,是你塞到我手里的,又不是我从你手里夺过来的。要问为何将第一份放进裤兜里,就更好回答了:你管得着吗?我所以不会天天如此,主要是,红薯这种东西,吃的再多也抵不了多少饥,反而坏事,不是肚子胀的难受,就是一天到晚不停的放屁。
     对付饥饿,我的解救之道,主要还是靠家里寄的钱和粮票。
     来运城前,对我的生活,爷爷做了周密的安排。每月用保价信封(这种信封现在已没有了),给我寄十五元钱,五斤全国粮票。爷爷每次给我寄钱和粮票时,还要附一封字迹遒劲的信,勉励我几句。康中生活费每月只需八元五角,剩下的,就是我的零花钱。额外还需要什么,到时候写信,会及时寄来。怕我在运城有什么一时不便,还给我们村在运城工作的王占辰先生带了信,若临时用钱,可去王先生那儿去取,过后由他在老家归还。王先生是运城缝纫社的社长。他的二女儿,后来嫁给我的三弟,这已是爷爷去世多年之后的事了。
     平日最饿的时候,是下了晚自习,熄灯睡觉前这段时间。我的办法是,偷偷跑出学校,去街上吃碗肉炒面。这个时候,街上黑灯瞎火,大多数饭店早已关门,开门的只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剧院门口的一家小饭馆,再就是火车站前的人民饭店。这两处的肉炒面价钱一样,都是三两粮票,两毛七分钱。当然不会天天去,只能是隔一段时间,偷偷出去解一回馋。
     再一个最饿的时候,是星期天。学校平日三顿饭,到了星期天成了两顿饭,上午九点,下午四点半,最难熬的是两顿饭之间的这段时间。早就习惯了中午十二点吃饭,这天忽然没有了,一到这个时候,常会饿的心慌,书也看不进去,洗衣服都没有精神。好些同学这段时间,只好躺在被摞上睡大觉。这个时候,我会出了学校,去二郎庙一带转悠转悠。这儿是运城的自由市场,热锅子,羊肉泡,烤红薯,火烧,蒸馍,应有尽有。
     那时真是年轻,特别能吃,我曾创造过一次吃五个火烧的记录。
     记得是一个星期天,去了二郎庙,买了五个火烧,刚出炉的,装在一个小布袋里提在手上。一边往回走,一边对自己说:先吃上一个,剩下四个,以后每天吃一个。于是将一个吃掉了。还是饥。又对自己说,今天是星期天,特殊些,吃上两个,往后三天,每天吃一个就行了。于是又吃掉一个。仍有些饥,又对自己说,今天吃上三个,剩下两个,往后两天,每天吃一个就行了。于是又吃掉一个。这会儿不能说饥了,只是嘴上还想吃,又对自己说,干脆今天吃上四个,剩下一个明天再吃。于是又吃掉一个。快到校门口了,嘴上还是想吃,又对自己说,要吃就吃个够,剩下一个做什么。于是将最后一个也吃掉了。可怕的是,一口气吃掉五个火烧,并没有饱胀的感觉。实在是当时只买了五个,要是买了六个,也会吃掉的。
     有一年中秋节,学校供应福同惠的月饼,福同惠是运城的名店,平常根本买不上。每人两块,班上好多同学不要,我要了一斤,一斤八块,我也是用这种办法,自己哄着自己,一口气全吃掉了。那次的后果很严重。月饼不比火烧,死面油疙瘩,吃下去能把肠子坠断,半夜里肚子疼得我咬住被子角儿,差点打起滚来。
     不管是晚自习后出去吃炒面,还是星期天出去买火烧,我从不相跟别的同学。不是不想叫上,是怕传出去让人说闲话,影响自己的名声。班上的同学,大都来自农村,好些人都有助学金,不多,少的三块两块,多的不过五块六块。就这样,有些享受了助学金的同学,仍上不起,中途退了学。我们班报到时四十五人,满员,第一学年下来,就少了两三个,三年下来到高考时,我记得只有三十七人。
     到了高二,灶上不吃红薯了,饥饿的感觉就轻了些。困难时期过去了,灶上的油水似乎也重了。但我仍然改不了偶尔出去吃顿肉炒面的习惯。
     与肚腹饥饿伴随的,还有另一种饥饿的感觉,那就是对知识的疯狂的追求。
     我从小就喜欢看书。康中有个图书室,当时还不叫图书馆,有两个教室那么大,里面一排一排的书架上全是书。尽头住着一个老师,姓王,年纪不小了,总在四十岁以上吧。说不定要小些,我们那时年轻,看见谁都觉得挺大的。学生一次只能借两本书,去的多了,王老师看我像个真正爱看书的,允许我一次借五本,再后来,允许我进里面挑书,还让我把一本商务印书馆解放前印的初版《辞海》借出常年使用。我的课桌带个小锁子,里面除了课本,多是从图书室借的书。常是借上几本翻一翻,又还了重借。我不怎么爱看小说,太长,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最爱看的,还是写古代文人生活,解放前文人生活的散文。
     有时也去王老师办公室聊天。王老师口才很好,说起什么都是眉飞色舞,洪亮有力。记得跟我说过多读书,多掌握词汇的好处。一边说一边比划:肚子里词儿多了,写文章拿起笔(伸出食指挥来挥去,像是笔在空中舞动的样子),这个词儿跑来说用我吧,笔尖一摆,走开吧,哪儿轮得上你!再一个词儿跑来,说用我吧,笔尖一摆,去你的!再一个,还是不用。第四个跑来说用我吧,嗨,这个还差不多,用了正好!再往后,就不是它们来了,是你写到这儿,需要用什么词儿,准准儿来了的就是你要的那一个,别的自知无用,早吓的不知躲到哪儿去了。到了这个份上,就是真的会写文章了。有的老师说,要挑选词儿,那是起初,要是老在挑选词儿,构思好的东西早就跑了,哪里还能写出好文章。
     真是一篇生动的文章论!
     先是爱借书,后来胃口大了,变成了爱买书。
     运城南街上有家新华书店,星期天上街,常会进去转转,见到喜爱的书,由不得就想买。买过的书,记得有《三国演义》、《封神榜》。这都没有什么,毕竟是古典文学名著嘛。可笑的是,还买了些绝不该买的书,白白地糟蹋了钱。有次见书架上有本《烽火春秋》,以为是本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就买了下来,定价不低,记得是一元三角。回来一看,大为扫兴,原来是陕西省烽火农业合作社的社史。更为可笑的是,还买过一本《墨子研究论文集》。栾调甫著,195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现在还在我一个书柜最下面一层插着。
     买的最有远见的一本书是文怀沙的《屈原离骚今译》,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前不久李辉质疑文怀沙年龄时,还拿出来摩挲一翻,看文氏的译文,是不是真的像论者说的那么糟。
     来运城上学时,爷爷给我带了一个不大也不小的白木箱子,高中三年我买的书,竟占了这个箱子的一半,总在三四十册吧。
     后来我才知道,我上高中时的花费,是很宽裕的,基本上能做到,自己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最典型的该是配眼镜。
     高一的第二学期吧,看见高年级同学有戴眼镜的,很是羡慕,总觉得自己的眼睛也有了毛病,看黑板上的字影影糊糊的。放暑假回到家里,给爷爷说,我的眼睛近视了,看不清黑板上的字,想配副眼镜。爷爷问需要多少钱,我说问过眼镜店,运城配不了,验了光,要寄到上海才能配下,得十几块钱。开学时,爷爷给我多带了二十块钱。那时验光,是要放大瞳孔的,一个星期几乎什么都看不见,起初的几天,跟瞎子似的,只能看着一点光影儿走路。一星期满了,再去眼镜店检测,店里人说,只有七十度,不用配。我已拿了钱,怎么能不配呢,我问得多少度才可以配,店里人说一百度,我说那就配个一百度的。就这样,花了十三元,等了近两个星期,才取回从上海寄来的近视眼镜。
     刚戴上眼镜,别提有多高兴了。我是我们班第一个戴眼镜的,大概全年级也是最早的。
     爷爷对我这么好,可是,有件事,却让爷爷伤透了心。
     到了高二,我给爷爷写信说,往后最好让爸爸给我寄生活费,表面上是爸爸的工资高,实际上我的小心眼里,是觉得钱由山东德州寄来,比由临晋镇寄来体面些。这也是源自我那因出身不好而生成的自卑心理。1963年后半年,学校不断地强调思想革命化,班主任老师开会时,常强调出身不好的学生要跟家庭划清界限。小组讨论会上,别的同学发言不发言无所谓,韩安远是一定要发言的,表个态嘛,清算自己头脑里的剥削阶级思想。这事儿,弄得我一听开会就紧张,一说出身就灰头土脸的。叫父亲给寄钱,意在向同学们表白,我虽然出身不好,但我的父亲是在司法部门工作的。
     爷爷看透了我的小心眼,伤心归伤心,只能同意我的要求。大约从高二的第二学期,就是父亲给我寄钱了。也是十五元,只是不夹寄粮票了。每次回到家里,爷爷仍会十块八块的给些。
     思想革命化中,我又做了件让爷爷伤心的事。一次小组会上,为了说明自己的认识提高了,我说,前些年最困难的时候,我家后院北房是队里的库房,农村的大房子,都是双扇门,用铁练子在下面套住,扣在门槛的铁钉上,铁钉上有圆孔可上锁。捎一推,门便敞开一条缝,用小炭锨伸进去,可铲出粮食来。我曾见我祖母用小炭锨伸进去铲粮食,外面用簸箕接住,铲了满满一簸箕,端到前院饭厦。这事儿小组长汇报上去,班主任在总结思想革命化成果时,还把此事写在黑板报上,一时间弄得我跟做了叛徒似的,走在路上,都觉得有人在后面指指点点。我最担心的是,班主任把这事儿写信告诉我们村里,村里开会斗争我祖母。为了让家里有个提防,我给爷爷写信说了这件事,意在让爷爷做好思想准备,万一村里知道了怎么办。
     万幸,班主任老师没有给我们村写信。放寒假回到家里,爷爷说,邮递员送报时,里面夹着我的信,往商店的柜台上一扔,那封信出溜到柜台下面去了,他也是最近才见到的。这事儿,就这样过去了。多少年后,祖母在文革中(1968年)惊悸而亡,我总觉得有自己一份罪孽。
     那两年,我的精神状态是,一面发奋努力地读书,觉得前程无量,一面又隐隐地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慌,总觉得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有灾祸降临在自己头上。
     1965年夏天,高考来临了,什么都不想了,全力以赴备战高考。
     复习期间,不时听到一些不利于我这样的考生的消息,有人说今年的政审比去年还要严厉。去年就有学习很好的一个同学,因为出身不好而没有录取。中考时,我说过那样的大话,什么只要招一个也是我,到了高考,虽然自信我的学习成绩仍在优秀者之列,却再也不敢说那样的大话了。
     社会教会了我怎样看待自己。
     人间还是有真情的。高考期间两件小事,很让我感动。
     那时学生都没有手表,高考时能戴个表,对掌握时间肯定有帮助。最简便的办法是向老师借。越早越好,就是当下不用,也要早早定下。有个考文科的同学,向代我们语文的唐天榜老师借表,能开这个口的,总是平日还有些交情,然而没想到的是,唐老师说:啊呀,对不起,韩安远同学已经跟我说过了。过后这个同学跟我说起,问我真的跟唐老师说过吗,我急忙说,说过的,就在前两天。而我心里清楚,我还没有向唐老师说过,只能说高考前,我肯定会向唐老师说的。高考的前一天,我去找唐老师借表,唐老师多少带点抱怨地说:你这个孩子呀,也不早来说一声,我一直给你留着呢。
     再一件小事是,考外语前,就要进考场了,李卓老师匆匆走来,对我说:“我还以为你在那边考场呢,安远同学,给你个任务,先答你的卷子,答完之后,给我抄一份考题。”让学生抄考题,各科老师都会这样做的。早点见到考题,可以从容应对同学们下了考场的询问。这种事,常是委托课代表去做。我并不是外语课代表,李老师委托我来做,是对我的信任;他知道,我做这样的事,不会影响自己的高考成绩。考场上,我答完了自己的卷子,又工工整整地抄了一份考题,记得还是第二名或第三名下的考场。
     考完试,待了一两天,就各回各家了。
     临晋离黄河不远,约三十华里。傅作义当水利部长的时候,给家乡办了件好事,建起夹马口引黄灌溉工程,全县半数农田都可以浇上黄河水。黄河泥沙大,这个工程的一个特点是,每次要上水了,都要征调民工挖引水槽,俗称“上水利”。我回去不久,正赶上“上水利”。这活儿,常是一批完了再去一批。韩家场是个小村,年轻人少,要换人了,队长问我愿不愿意去。这批去的,有我小时的同伴姚平定,我从未去过黄河滩,就去了。我们住在一个叫堡里的村子里,每天步行四五里地去黄河滩上挖淤泥。自己起灶,不时有人回去取粮食和蔬菜。到了第五天还是第六天,取粮食和蔬菜的人回来,在河滩上喊我,说,安远你回去吧,你的通知书来了。
     安远是我的原名,石山这个名字是后来起的。
     当天我就赶回韩家场。通知书就在东房(爷爷的房间)桌上放着:山西大学历史系。
     谢天谢地,真该作个长揖!

     三、上了大学

     考上山西大学,是该作个长揖。
     但是,当年我在感念的同时,多少还是有些失落,觉得自己应当去个更好的学校,至少也是山西以外的学校。社会不成全,就自己成全自己吧。那时我正迷着写作,一到了学校就写了个小说,给《火花》寄去,怕同学们笑话,落款写的是爷爷单位的名称。也没有给爷爷说,他接到用稿通知,自然知道是我的。上的是山西大学,能成为作家,也算是一种补偿吧。
     为此,寒假过运城时,都没有去看望唐天榜老师。1966年的春夏间,肯定会发表一篇小说,放暑假时带上作品去看望,多少能减轻我心头的愧疚。真没想到,就是这一念之差,让我再也没有见到教了我们三年语文的唐老师。夏天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唐老师就自杀身亡了。
     后来,了解到更多的高考情况后,我才知道,自己当初的那些想法,是多么的愚蠢。简直是白痴一个。考上山西大学,不是该作个长揖,而是该磕三个响头,还得是泣血稽颡的那种。
     真是玄乎,真是可怕,说是小命悬于一线,一点也不为过。而这个认识,我这个蠢货,竟用了十几年的时间,直到文化大革命过后,才算是真正明白了此中的玄机。
     1972年,已是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山西省汾西县教书的第三个年头,教书的上团柏学校,是我教过的第二所学校。放暑假回家,在霍州境内的辛置站(离上团柏村约十五华里)上的车,一坐下就看见对面椅子上坐的是路老师,路益言老师,康中高一时的数学老师兼班主任。多年后师生相见,分外亲热。推小车的过来,买了两包香烟送给路老师,算是老学生的一点孝敬。谈起当年的高考,路老师说:
     “安远,你知道不知道,1965年你们那一茬学生高考,是政审最严的一次。好多好学生,都因为政审不过关叫刷下来了。像你们班的李惠英、解仁伦、卫亚兰、牛兆仓,怎么都应该上了大学的。有的是家庭成分不好,有的是家里有判过刑的人。”
     “接到通知书,我去过学校。平常我们班的成绩,四个班里是排头的,高考,数我们班最差。全校是百分之八十,我们班只达到百分之七十,没考上的差不多有十个。都怨我们班是专职班主任,政审严,其他三个班都是语文老师兼着,政审松些。”
     “老师是一个方面,主要还是当年的政治气氛。你记得你是在哪个教室高考的吗?”
     “记得,老初三那个旧教室,在新教室的旁边,早就拆了吧。”
     “那年高考,出身不好的学生,家庭有问题的学生,全都集中在老初三的那个教室里。后来我们统计过,那个教室里,就考上你一个。”
     “真的?”
     “真的。你再想想,你们班里有出身不好考上的吗?肯定没有。全校就你一个。高考过后,我们扒拉来扒拉去,扒拉了多少遍,那个教室里,就考上了你一个。当然,我们也分析过,你的家庭情况比一般出身不好的,要好些。”
     车到运城,与路老师道了再见。我相信路老师说的话,他的出身也不好。后来路老师当了康杰中学管教学的副校长,现在他老人家仍健在,该有八十岁了。
     真让人寒心。将所有出身不好的考生集中在一个教室,且是所有作考场用的教室里,唯一的一个旧教室。不知是谁出的这个主意,真是够毒的。意思很明显,你们都是些注定考不上的学生,就不必占好教室了。由此也就联想到,考外语时,李卓老师找我,为何会在进考场前才急匆匆地走来,定然是以为六十二班的考生,都在某个新教室,去了没有找见我,经人指点,才来到初三这个旧教室的。
     在山西大学,开了学,系里通知,学外语的分两个组,一个组学英语,一个组学俄语。班上的同学,在中学都是学的俄语。想改学英语的,自己报名。我报了英语。外语是公共课,授课教员是外语系巩象巽先生。教室在主楼二层南边的一个教室。记得第一次上课,巩先生对照花名册,挨个儿点名认人,点到我时,我应声站起,巩先生看了我一眼,又看了一下花名册,这才说:“啊,你该上外语系嘛。”这话是什么意思,不难明白,想来外语成绩是很高的。究竟多高,我也不知道。
     1966年9月吧,我们班从“半农半读”的岚县回到太原不久,学校大乱,我们系的系办公室叫砸了,最初的一两天,谁都可以进去乱翻乱找,我们宿舍的几个同学也去了,最让我惊奇的是,在我们入学前,学校给每个学生都刻了一个长方形的名章。没有边,光秃秃的三个宋体字,间隔有一个字那么宽,后来翻出我们的花名册,才发现这个印章是专门用来造名册用的。名册上有格子,印上就不需要边儿了。我拿回了我的印章,顺便还拿回了班上一个女同学的印章,想来当天或是第二天见了人家,就殷勤地献给了。几十年后,留下的痕迹是,在我当时用的《四角号码词典》的扉页上,拓着我的姓名:韩安远;在另一页“查字法”的字行间,拓着这个女同学的芳名:王健秋。想来是拿回的当天拓上去的。健秋是我们班最漂亮的女生,白净清秀,有着体操运动员一般的身材,跟她谈恋爱,我连想都不会想,能献点小殷勤就是很幸福的感觉了。
     也是这次去系办公室翻找,竟然看到了我们入学的成绩表,就是那个用了印章的花名册。我的入学成绩并不高,七十九点五分,全班第二,最高的是张天祥,八十一点五分。那年高考,只考四门,政治,语文,俄语,历史。我的单科成绩,最低的是政治,七十分,最高的是俄语,九十九分。是不是看到了政审等级,现在记不清了,想来是看到了的,我的是“普通”,意思是可录入普通高等院校。因为多少年了,我有个印象,觉得冤枉了我们的班主任老师。这个概念是从哪儿来的,只能是看到我的政审不是那么坏,才会有这样的转变。由此推论,当时是看到了的。这也可说是我此生的又一件幸事。
     要感谢的,或许不是班主任老师,该是那个神秘而又荒谬的“百分之五”,写作“5%”更直观些。
     这个百分之五,虽说早就存在,且在我的生命中起了那么大的作用,而我,却是多少年后才发现的。
     文革后,有次与中文系的薄子涛同学说起出身这回事,我说我们班三十个同学有两个出身不好的,他说,他们班五十个同学,也是两个出身不好的。中文系一年级甲乙丙三个班,他是丙班的,据他所知,甲乙两个班,也是每班两个出身不好的。我有些奇怪,说这样我们班就占便宜了。子涛说,谁也占不了便宜,整个一届学生平均下来,就是百分之五。教育系人少,三十个学生,不用问,也有两个出身不好的。
     我脑子里马上算出来了:50×5%=2.5(中文系),30×5%=1.5(历史系),30×5%=1.5(教育系)。可不嘛,中文系三个班,每个班多出来的半个人,正好填补了历史系、教育系的窟窿。更准确点,中文系某个班,应当是三个出身不好的。人不能按半个算,多出半个该算成一个。
     对出身不好的学生,想来也是挑了又挑,拣了又拣,看看我们班两个出身不好者的情况不难明白。我的不说了,另一位同学叫乔象鋐。出身地主,但他这个地主,也实在冤枉。他父亲三十年代是山西大学历史系的教授,抗战起来,年龄大了,回到河津老家。他与母亲,一直在太原,与姐姐、姐夫生活在一起。也是从太原考上的。他的同父异母的姐姐,是当时中科院学部(后来改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乔象锺,姐夫是中国著名的马列主义美学家蔡仪。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学者家庭出身的人,多少年来一直蒙受着出身低贱的屈辱。在班上,与我成了不便多接触,而心心相印的好朋友。直到现在我们还来往着。去年秋天,他家后院里的葡萄熟了,还邀我一家去采摘。
     这个百分之五怎么来的,绝不会有什么统计学的支撑,不过是那个年月,人们常说的一句话衍变而来。那年月,甚至更早,那些自以为懂得马列主义的大大小小的领导,一说起阶级斗争一类的事,总是说,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民群众,孤立一小撮阶级敌人。既然人民群众占了百分之九十五,阶级敌人只能是百分之五了。
     事实上,对学生政审的鉴别,是一个非常严格甚至是严厉的系统。我记得当时共分四等,一是绝密,二是机密,三是普通,四是不合格。前三类,是考生政审的等级,也是可以录取的学校的级别。绝密类的,指“哈军工”这样的院校,机密类,指太原机械学院这样的高校,普通,山西大学这样的学校。不合格,就是说政审不合格,哪儿也不能录取。
     前年,我看到袁剑平的一篇文章,名为《文革前高考“不宜录取”政策的回忆》,载2007年第六期《书摘》杂志,作者是河南开封著名的育才中学的学生,1959年的考生。主要回忆了他们班当年高考的情况,也涉及到河南省和全国的一些情况。其中说,他们那一届共有学生二百余人,1959年高考时,除了不愿升学的以外,都考上了大学,而一些尖子生却落了榜。后来才知道,全是因为政审没有过关。当年的政审结论,基本分为四类:一是可录取机密专业,二是可录取一般专业,三是降格录取,四是不宜录取。
     这样说来,1965年的政审,又严厉了一步。将可录取机密专业,分解成了绝密与机密两类,去掉了含糊其辞的降格录取,“不宜录取”也改为更为明确的“不合格”,免得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在“宜”字上作文章。
     起初我还是感激这个政策的,毕竟我是“给出路”政策的一个受惠者,多少像我一样出身不好的同学,从此告别了学校,有的进了工厂,有的当了小学教员,还有的回到农村,再也没有出来。极少数幸运的,直到十二年之后,国家恢复高考,才再一次走上考场,最终实现了自己的大学梦想。相比之下,我真是够幸运的了。
     然而,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羞辱,磨难,甚至是恐惧之后,我不那样认为了,隐隐约约地,我总觉得,这或许是一个更为阴狠,也更为恐怖的安排。在一个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社会,或者说是历史时期,不管在哪儿,怎么能少了斗争的对象?好比一个角斗场里,断然少不了角斗的另一方。
     这一部分太长了,但对于下面要写到的内容来说,我觉得还是短了些。不把责任归之于时代,你永远也无法解释同学之间会那样的残酷无情,心毒手狠。比喻虽说不伦不类,总可以回避一些更为尖锐的问题。
     我们班录取时是三十名,开学后不久,从别的系转来一男一女两个上一届的病休生,因病休学一年又复学的学生,就是三十二个了。我们这一级叫六五级,学制五年,按毕业年限说,就是七〇届了。历史系是小系,全系不过一百五十人。二年级人数最少,只有二十个。
     第一学期先是入学教育,记得主持工作的刘梅副校长,在开学典礼上说了句让人振奋的话,说是山西大学要振兴,已定出详细的规划,概括地说就是:七年奠基,十年有成。希望新入学的同学,为振兴山西大学而勤奋读书。教授代表讲话的是历史系教授阎宗临先生,阎先生是国内著名的世界史家,这并不是他最辉煌的名头,最辉煌的名头是鲁迅的学生,《鲁迅日记》上有七八处提到他。他的讲话,声音不高,不像副校长那样理直气壮,嗫嗫嚅嚅的,意思不外是希望大家好好学习,打好基础,将来毕业了,服务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
     第一学期糊里糊涂地过去了。记得清楚的是,每人发了一个借书证,每次可借五本书,我几乎每个星期都去图书馆,借了翻翻就还,还了再借,不到一个学期,借书证上就写满了,又换了个新的。再就是去市里的书店买书,现在我的书架上的一套《中国文学史》就是那时买的,不过却不是主动买的。同宿舍的李三文同学有一套,我借了中册去图书馆楼上看。回来路上要去厕所,遂将书包挂在路边的树枝上,出来就不见了。当天在食堂外面的墙上贴了个寻物启事,写的是:本人临时有事,将书包挂在图书馆南侧路旁的树枝上,不知哪位急公好义之士捡走,望能送还或告知本人去取,感谢不尽。这样刁钻刻薄的失物启事,鬼才会给你送还或是告知呢。里面有李姓同学的书,怎么办,只好去书店买了一套,将其中的一本还给人家。自己留下上册和下册,插在宿舍的小书架上,不留意的人还以为是全套。直到1969年冬天,我们要“战备疏散”去昔阳了,教务处打电话到系里,让韩安远来领他的书包,我去了,才看到四年前挂在树枝上,让某位“急公好义之士”捡了交到教务处的书包,里面有我的文具盒、硬面夹子、笔记本,还有那本《中国文学史》中册。中册回来了,跟剩下的上册和下册,又配成一套。
     这件事极具典型意义。退休后有时间细细回味此生,为何如此落魄,如此凄惨,有一条是不能回避,不能怪罪别人的,那就是笔下无德。什么好意思,叫我一写,全变了味儿。想来哪位捡了书包的同学,就是见了我的寻物启事,也不能交给我或是告知我了,又不能昧了,只有交到教务处了事。奇怪的是,教务处竟能保存四年而最终物归其主。
     还有一事该记。我家里有两个人挣工资,评助学金前,我没有报,班上还是给评了个最末一等,每月四元。据说是我家人口多,按人口平均,不足十五元,给补齐。班上出身好的同学,人人争说困难,几乎报什么评什么。全额助学金十八元,除了伙食费之外,还有几元的零花钱。我仍是由父亲每月给寄十五元,比高中穷多了。这儿光伙食费就是十五元,好在家里不时给以接济,没有真的穷过。放在书包里,一起丢了四年后又回来的那个硬纸面夹子,一个就二元七角,是在太原五一大楼文具部买的。一般同学不会买的。这个夹子还在,除了旧些,一点也不比现在市面上卖的塑料面的夹子差,似乎还要气派些。上街饿了,一次买两碗炸酱面解馋是常事。太原的炸酱面,多是刀削的,有筋道,口感比北京的炸酱面好的多。
     第二学期,就是1966年春季开了学,一到学校,就听说要让历史、教育、中文三系一年级学生,组成去晋西北某地搞“半农半读”试验。当时什么都是革命化,大学教育也要跟上革命化的步伐,别说是“半农半读”,就是说要搞“全农不读”试验,我们听了都不会觉得奇怪。文革如果是一场风暴的话,这时候已经是“满城风雨”了。
     各种零零散散,影影绰绰的消息,在风传中渐渐完整,也渐渐明确。晋西北某地,经派员踏勘并与省地政府部门协商,具体为忻州地区的岚县。机构名称为山西大学吕梁分校,不加“半农半读”四字。分校校长为山西大学副校长逯行同志。时间是1966年4月1日。我对这些都无所谓。我不是个多么有脑子的人。去看看晋西北的山水,也挺好嘛。
     下去了,坐汽车下去的。由忻州去岚县,要过一个叫十八盘的地方,大卡车在山路上绕来绕去,有时我们这辆车车头朝东,而下面那辆车车头朝西,像是背道而驰似的。太原已经热得要穿衫子了,而这里的背阴处,还有未消融的积雪。这一切,都让人像将要奔赴疆场的战士一样亢奋不已。

     四、“文革”开始了

     到了岚县,地方早就划好了,我们班在山上一个小村子,叫井家洼。住了没有一个月,又搬到东土峪村,是个大村子,教育系也搬了过来。中文系还在原来的地方,他们的条件原本好一些。这儿是平川,条件好多了。我们每天都要出工,先是在河滩里开垦耕地,种玉茭。后来又将一条小河堵住,要栽种水稻。到东土峪没多久,6月1日吧,《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带我们下去的辅导员,接受反右的经验,将学生划为左中右三类。我也不知道自己算哪一类,一次劳动时有个同学露了陷,这才想到,我的类别不会比我的出身更好。
     那天是在稻田劳动,我、乔象鋐,还有一位王姓同学在一起拔稻田里的稗草。一边劳动,一边随心所欲地说些班上的事,间或还会说句下流话。象鋐心细,见那位王姓同学不时转过身,在胳膊的皮肤上写什么,悄悄走到背后,一看就生了气,说:你怎么把同学随便说的话,都记录下来,是要向老师汇报吧。那位同学叫揭了老底,很是尴尬,连声说不会的,只是自己回去记日记用。我们谁也不相信他的话,因为他平时从没有记日记的习惯。怪不得辅导员老师不下地,却常常很自负地表示,他什么都知道,常说的一句话是:“你们那些小把戏,别想骗得了我,谁是革命的,谁是不革命的,我看一眼就知道,你们底下说些什么也都知道!”曾有一个同学,被诬陷说了一句什么话,死不承认,最后竟弄到咬破手指写血书的程度。
     到了8月,不时听到太原总校的一些情况,三个系的同学都闹着要“返校闹革命”,分校领导没办法,请示总校后,派来四五辆大卡车,接我们回太原。一到太原,哈,全校到处都是大字报。某日下午,竟然见我们系的几个高年级学生,押着十几个教师在校内游街。其中一个年轻老师,走在最前面,提着一面小铜锣,走上两步,当当敲上一下,喊一声:“我是大流氓×××!”后来才知道,这位老师,哪是什么大流氓,连小流氓都够不上,他是党员,刚从“四清”的村子回来,有同学写大字报揭露,说他在村里常议论哪个媳妇漂亮,哪个媳妇长的白净。游街时,都要有个名堂,老先生可以叫反动权威、牛鬼蛇神,他是普通教师,又没有什么学术著作,只能给他安个流氓的称号,既是流氓,当然以“大”为上品。
     这期间我也写过大字报,有次外语系开会,跟另一派发生了冲突,另一派说是打人事件,要揪出打人凶手,来势汹汹,写了许多大字报。正好推搡时我在跟前,就写了张大字报叫《是推不是打》,还附了当时两人位置的示意图。贴出来,引来好多人围观。中文系一年级乙班的崔巍见了,说写的好,从此我们成了朋友,常来常往。我们都是吕梁分校的,以前打过交道。通过崔巍介绍,又认识了孙涛,再后来又认识了薄子涛。认识梁志宏要晚些,但对他的名字,上学之初就听说了,他比我们高两个年级,是文三的,我一入学,就听说中文系有个同学是诗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诗。
     9月的一天傍晚,楼道上忽然有人呼喊:走,去省委去,要求声援西安的学生运动。我也跟上去了。路上才知道,西安的大学生受到省委的压制,在省委门前静坐示威,学生联合会给全国各大学发来求援信,呼吁派人赴西安声援。省政府的东院,当时是省委的办公室,高年级的几个同学进去交涉去了,我们在外面等了又等,直到天黑了很久,交涉的同学出来了,说省委同意了我们的革命要求,拨给经费和粮票,南下支援西安的学生运动。省委秘书长出来接见了我们,叮嘱路上要注意安全,早去早回。
     第二天,我们就上火车去了西安。全是我们系的,谁想去就去,总有三十几个吧。领队是谁我不知道,该是高年级的同学,我们班的班长也去了,若有个领导小组的话,会是小组的成员。去了西安,学生们已不绝食了,事件已平息了。我们也乐得如此,在西安玩了两天,就南下去了成都。在成都,因为支援大学生冲击西南局,还让西南局的干部支使当地民众,将我们乘坐的大轿车,在西门外的青羊宫围了一天一夜,当时称为“青羊宫事件”。之后便是去重庆,设想是由重庆坐江轮,直达武汉,再经郑州、北京,回到太原。当时全国大串连还没有开始,我们的这一设想可是够宏伟的。
     到了重庆,住在重庆大学,吃饭就在学生灶上。吃了两顿饭,我就发觉重庆人要比山西人,在文明进化上高了一个档次。我在山西大学吃食堂,馍馍是定量的,每顿一个,连窝窝头也是定量的,别想多吃半个。菜呢,常是大烩菜,材料并不差,肉片子,粉条,海带,白菜,应有尽有,但肉跟蔬菜一锅熬,大师傅舀菜时,一勺子下去,很难说舀到什么。也许一勺子全是肉,也许一勺子全是菜,全看你的运气,还有大师傅的心眼。重庆大学就不是这样。他们是一大木桶白米饭放在那儿,随你去挖,吃多少挖多少,不限量。菜呢,肉与蔬菜是分开的。以我吃过的肉片炒嫩薑为例,挖好白米饭,去排队领菜,递过搪瓷盘子,先由一个大师傅给你舀一勺子妙嫩薑片,往过挪一步,再由另一个大师傅用一个小匙儿,给你舀上满满一匙儿的炒肉片。尽量的满,让你感到大师傅恨不得把盆子里的炒肉片全给你一个人舀上。只是太可惜了,他的小匙儿就那么大,实在没有办法。这样一顿饭下来,谁也不会有吃了亏的感觉,吃饱喝足,高高兴兴地去上课,去读书。
     我后来在学校里,见过为排队争先恐后打架的,后来到了昔阳县,还见过有同学打上菜,当即泼在事务长面前的,想想,都是因为没有采用重庆大学这种做法。要是这样做了,先来后到就没有差别了。也断不会有同样掏了饭费,而碗里不见一个肉片的事了。说起来是小事,关乎一个人一整天的心情,甚至会诱发更大的事件,能说是小事吗?我总觉得,社会能体现公正的地方,一定要尽量体现公正。公正是一种智慧,不公正则反是。
     在重庆待了两三天,主要是江轮的票不好买。有高年级同学办外交,我这样的人只能坐享其成。忽然有一天,说是江轮的票买下了,明天一早就可以上船了,“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杜少陵的诗句在胸中涌动着,我甚至都能想象出三峡绝壁上攀援的猴子,怎样向坐在船舱里的我尖声啼叫了。
     然而,到了傍晚,我们班的班长找见我,有些难为情,却又是坚定地说:重庆的革命气氛很浓,接待我们的红卫兵提出,不能让“黑五类”学生混在红卫兵的队伍里游山玩水,我们研究过了,只怕往后到武汉,还会有这样的事情,为了不给大家添麻烦,决定让你跟高年级的几个出身不好的同学,现在就返回去。这儿没有去太原的火车,给你们买的是到北京的票,在北京玩上两天,就可以回学校了。
     说着将一张火车票递过来。
     我默默地接过来。立即意识到,这是遣返,只是没有人押着罢了。遣返这个词,我是熟悉的。在来西安的火车上,就曾看到被遣返回乡的地富分子,被查出的红卫兵用带铜扣的军用皮带狠狠地抽打。想不到的是,遣返这种事,会落在自己身上。用红卫兵的语言,当时重庆大学挂在主楼前的大幅标语上的话说,则是“黑五类滚回去”。
     有什么可说的呢。总不能因为自己一个人出身不好,耽搁了大家的行程。班长说的是实话,不光主楼悬挂的白布黑字的标语上,确有“黑五类滚回去”的大字,据说外地来渝的学生,登记时都要问清什么出身,出身不好的不予接待。
     第二天早饭后,卡好钟点,我和高年级的三个同学,一起乘公交车去火车站。几十年过去了,只记得五年级的一个同学叫王庸,其他两位叫什么,哪个年级(肯定不是一二年级)怎么也想不起来了。这也是因为,情绪都不好,默默地进了站,上了车,各自找地方坐下,都没什么话可说。记得到北京后,不是王庸,是另一个同学,下车后问清我想去一下颐和园,特意告诉我该怎样乘公交车。他在北京有亲戚,常来的。
     虽是无奈,也不是没有怨怼,比如说,大家都是从太原出来的,学生证上又不标明出身,你们不说,接待单位怎么能知道哪个出身不好?还有,同行的一个叫施雅芝的二年级女同学,也是出身不好,为什么就不让她跟我们一起遣返回去呢。当然,施雅芝同学是系里最漂亮的女生,给了我,也会把她留下的。这是另一回事。至少说明,要隐瞒是可以隐瞒过去的。
     我回到太原,大约是9月10号左右,不久就是毛主席第三次接见红卫兵,自然没有我的份。
     到了9月底,学校通知,凡是没有参加过接见的大学生,都可以去北京,由学校统一领队,统一安排。这次我去了,住在朝阳区的一个中学里,睡的是教室,连床板也没有,就是席子、毯子。到了10月1日这天,早早就出发了,集中在东单附近的胡同里,快十点钟了,排成八列纵队上了长安街。两边全是解放军战士,只有中间一条通道。一会儿走,一会儿跑。到了金水桥前,边走边朝天安门上瞅,只见镁光灯一闪一闪的,想来是给毛主席照像,看人却看不见。到了正对面,能看清了,只见周恩来总理,拿着本“红宝书”,探着身子,胳膊不住地抡着,意思像是快过,快过。有人停下了,顿时挤作一团,旁边的解放军,几乎是推搡着,训斥着:快走,不准停下。再往前走,过了中山公园门外,就没人管了。
     据后来眼睛好的同学说,我们经过的那一会儿,毛主席不在天安门上,进去休息或是做别的什么事去了。反正不在天安门上。
     大串连正火,人们疯了似的往外跑,没人再说“黑五类”不准去串连的话了。我跟同班的几个同学,又去了西安,目的是再去重庆,补偿上次没有过三峡的遗憾。到了西安,“领”不上南下的车票,去乌鲁木齐的票却意外地好弄,别人不去,就我与张天祥两个愿意去,于是我们两人,坐了三天两夜的火车,去乌鲁木齐玩了三天又坐火车回到西安,再南下去了重庆。在重庆,领不到船票,没办法,只好坐火车继续南下,过遵义,到贵阳,又到了桂林,在桂林竟意外地遇上在西安跟我们分手的景运则等三位同学。(写到这里,弄不清这次串连的时间,打电话问在山西壶关县工作,已退休了的景运则同学,承他查看旧照片,证实在桂林我们相遇的日子是1966年11月26日。)
     也许是招架不住大串连的损耗,“复课”又复不了,中央号召步行串连,离校前,都订了步行串连的计划,我和天祥的计划是从韶山步行到井冈山。离开桂林,去了长沙,到韶山再折回来,步行穿过罗霄山脉,走到井冈山,共用了七天的时间。井冈山上印象最深的是黄洋界上的大雾,远处的山峦像一个个小岛,忽隐忽现,近处的雾在身边飘来飘去,挥挥手就能拨开几绺。在接待处,领到一个小小的毛主席像章。我还买了个竹子扁担,过春节拿回老家,北方太干燥,没多久就裂开缝不能用了。
     在山上玩了两天,步行下山到吉安,坐汽车到南昌,参观了八一起义纪念馆。坐火车经鹰潭,后来怎么回到太原的,现在都记不清了。所以记住鹰潭这个名字,是因为我们坐在火车上,挤的跟沙丁鱼一样,半夜里迷糊中,听人说车到了“湘潭”,心里大惊,怎么刚离了南昌,就到了湖南,后来才弄清,不是湘潭,是鹰潭。写到这儿查地图,既然到了鹰潭,按当时的铁路线,只能是去上海或是南京了。上海是肯定没有去的,那就是去了南京,真要去了南京,也没有停留,挤上火车,经德州、石家庄回到太原。好像就是这样的。
     这是我在大串连中走的最长的一次,连上在重庆遭遣返,去北京受接见,共三次。再后来上泰山,纯粹是游玩,不能叫串连了。
     就在这次回到学校不久,我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羞辱。
     历史系的男生宿舍,一直在过去老校门南侧的拐角楼上,两层,我们系占了二楼的大半,北头几间住的是教育系的学生。我住的,是中部窗户朝西的一间,同房间有景运则、张天祥、李三文、沈宝根。这样的格局,肯定不是一入学的格局,后来稍有调整,别人动没动记不清了,我是肯定没有动过的。
     一天我正斜躺在被摞上看书,同班一位张姓同学进来了,这个同学出身好,觉悟高,运动初期是积极分子,但不知为什么,班上好些同学都不怎么看得起他。平日穿戴邋遢了些,说话也不怎么干脆,稀里哗啦的,张天祥给起了个外号叫“油条拉稀”。天祥出身中农,不好也不坏,平日又爱跟人开玩笑,这位张姓同学一点办法也没有,相反,还跟天祥特别合得来。两人见了面,总是说说笑笑,打打闹闹,常是天祥占便宜的时候多,张姓同学吃亏的时候多。今天不知为什么,两人又打闹起来,桌子上有先前用来写大字报,现在用来练习写字的墨汁与毛笔,天祥拿起毛笔蘸上墨汁(或许毛笔原本就在墨碟子上放着),朝着张姓同学脸上洒了过去,大概起初不以为洒上了,伸手在脸上一抹,连眼睛也糊住了,再看手上,全是墨汁,知道脸上肯定少不了。天祥那边还在取笑,张姓同学这边最要紧的当然是将脸上的墨汁擦掉。连看也没看,从床腿子间绷的细铁丝上,扯下一条毛巾就擦,这是条新毛巾,一擦马上就是一片墨黑。我本来不理他们,在看自己的书,瞥了一眼,一看是我的毛巾,几乎是本能地喊:那是我的毛巾!腔调里当然是不满意的,说着站了起来。不料,这位张姓同学一下子发了怒,将与天祥争斗吃亏的火气全朝我发了过来,一边擦脸,一边冲着我叫道:
     “就要用你的,狗崽子,你要怎么样!”
     “你——”
     就像一根大棒砸下来一样,我一下子全懵了,站在床边,除了一个“你”字,什么也说不出来。对方再说什么,都听不见了。
     听见这边吵闹,旁边宿舍有同学过来了,其中一位跟张姓同学关系还不错,一边责怪其不该发火,一边将之拉了出去。另一位同学是乔象鋐,安慰了我几句走了。天祥也走了。我一个人斜靠在被摞上,由不得暗暗垂泪。那一瞬间,我是不是想到了自己往后的命运,现在已记不清了,想来是不会想到的,只是眼下的屈辱,就够我心如刀搅了。能想到的只会是,这谁都可以羞辱你的日子,何时是个头!
     多少年后,记得是我退休的那一年,一次在乔象鋐家里,说起这件事,象鋐说:安远,你不记得你当时的情形了,我一进去,你嘴唇哆嗦着说了句什么,我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你站在那儿,浑身不停地抖,再也说不出一句话了。脸雪白雪白,还怕人呢。
     我相信象鋐说的是实话。
     当时我是气坏了,伤心透了,这就是我的同学,这就是我上的大学。
     几十年后,写这件事,仍禁不住心头疼痛。但是,要说我对张姓同学有多大的仇恨,也不见得。不光张姓同学,就是后来给我造成更大伤害的同学和同事,事过之后,我对他们也恨不起来。有的后来还在一个城市,见了面,该怎样还是怎样。不是说我的心胸多么开阔,不会的,我的心胸从来就不是多么开阔,是我一想到我和他们曾经共有一个伟大领袖,我对这个伟大领袖的崇拜一点也不次于他们,就没脾气了。

     五、墙上,那狠狠的镢印

     1966年一年,几乎都在学校,旧历年前,回到家里,家中的景象,让我大为吃惊。
     一进院门,只见迎面的照壁,也即前院西房的南墙上,原来是个神龛的地方,有几道深深的铁镢的印痕,露出了竖垒着的土坯,骤然看去如同一根根肋骨,是谁呢,会这么狠地劈下去?
     进了院里,见了母亲,刚说了两句话,就把我拉到西房里,悄悄地说:“你爷叫开除回来了,去地里做活去了,一会儿回来,你可别问。你奶瘫了,在东房里,去问候问候吧。”
     去了东房,见了病中的奶奶,我还没说什么,她老人家先拉着我的手,问我在学校可好,没叫人家斗过吧。我说没有,她放心地叹了口气,说,奶奶好着呢,当下死不了,我前几天还说过,等安远回来,拉我去南王庄看看,人家说那儿有个好大夫。
     南王庄是我们镇子南边七八里地的一个村子,后来我拉上平车带她去看过。这病哪儿能看好,不过是了心事罢了。
     奶奶是爷爷的第三任妻子,1915年生人,只比我母亲大十岁,这年该是五十一岁。前两年就有点手足麻痹,文革开始后,接连上了几次批斗会,惊吓加上焦虑,一入冬就完全瘫了。两年后身亡。其时仍在文革中,村里竟找不下打墓的人,北堡里村我老舅家是贫农,老舅从自己村里叫了几个人,才把他姐姐安葬了。
     爷爷从地里回来了,我见了,叫声爷爷,再也不知该说什么好。爷爷一边用布掸子拍打着身上的尘土,一边朗声地问我,几点到运城的,汽车票可好买。末后说:我的事,你妈都给你说了吧,没什么,你好好念你的书。
     爷爷回到村里,父亲给我的信里曾提起过。只说你爷爷受到处理,失去工作,回到村里。获罪的缘由,据我后来的了解,是这样的:1965年春天,临猗县商业系统开始“四清”,当年冬天,爷爷还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在全县大会上发言。1966年春天,“四清”要结束了,到了所谓的处理阶段,他却被戴上帽子,开除公职,回农村劳动改造。据说是运动中,领导劝他带头向党交心,他一贯听话,就说了些过去对工商业改造怎样不满意,经过学习怎样提高了认识的话,处理意见上把他前面的话,当做了反动思想。他有睡觉磨牙的习惯,有人揭发他,怎样睡梦中都对党的政策咬牙切齿。他在村里威望高,人缘好,好些上岁数的人,都是他的学生。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只是回村劳动,对他来说,伤害不会多么大。古人信奉的是“用舍由时,行藏在我”,他只可说是“用舍由时,行藏不在我”罢了。
     可怕的是文化大革命,紧跟着来了,他春天回来,它夏天就到。
     从来没有人给我说过1966年那个夏天,家里发生了什么事。多年后,一直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爷爷的案子平反昭雪了,我才从零零碎碎的传闻中,知道了当年的大致情况。
     先是村里出身好的年轻人,还有些并不年轻的出身好的人,组织起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仿照外面的做法,到家里抄家,一进门就要爷爷和奶奶缴出“变天账”,交出暗藏的金银财宝。自然是没有。于是在家里大肆搜查,将客房的地上刨了个坑,又在照壁上劈了几镢。然后是拉出去,在门前的台阶上批斗。第二天,哥哥也在门前贴出大字报,表示要与这个剥削家庭划清界限。哥哥当时是县上一家小工厂的工人,只有二十一岁。
     当时还发生了一件趣事。我那刚过门不久的嫂子,不知道什么是变天账,以为是个帐子,说她知道,确实有,在哪儿放着。抄家者大喜,命之取来,片刻功夫,从家中客房拿来一团草绿色的帐子,抄家者以为里面包的是变天账,抖开,什么也没有,甚是奇怪。她说:就是这,就是这!抄家者方知,此媳将蚊帐当做了变天账。家中大人都知道,这是父亲在部队时用过的蚊帐。
     也就在那几天,我的一个嫁到乡下的姑姑,带着她们村的红卫兵,冲进我家,清算,控诉,要我爷爷说清她是哪里人,父亲是谁。这个姑姑是早年间,河南遭大灾,他的父母领着她逃荒到我们村,要卖掉逃生,求到我家,爷爷买下作伺候我老奶奶的丫鬟。1940年春天,我父亲结婚,到了秋天,爷爷也准备了一份丰厚的嫁奁,以养女的名义,送之出嫁,嫁给云冲村一户殷实人家。她叫红红,我叫她红红姑。我小时候,逢年过节还去红红姑家串门,回来的时候,红红姑总给我装满好吃食。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她不是我的亲姑姑。
     没过多久,临晋大队(现在叫行政村)在后街村的麦场上举行文化大革命成果实物展览,地富分子全都到场,站成一排接受批判。会场上,有红红姑贴的大字报,一连八张大白纸,控诉她当年怎样随父母逃荒到山西,爷爷怎样买下她,我的老奶奶又怎样虐待她,跟书上写的地主婆的行径绝无二致。末尾表示,坚决与这个富农分子父亲断绝关系。
     这事情把爷爷气坏了。他没有想到一个女人会这样歹毒,全然不顾实情,满嘴诌谎。过了两三年,运动平息下来,红红姑在临晋街上,见了我的另一个姑姑,一见面就扑到怀里痛哭不止,说她怎样受了村里人的蛊惑,怎样胡说八道,对不起爹。我的这个姑姑也是爷爷的养女,运动中跟红红姑的表现却大为不同。她嫁到本村,婆家是贫农,运动中多方保护我们家。最激烈的时候,她没办法,只能半夜去看望,后来平静了,谁要再欺负我家,她就冲过去跟对方吵架,对骂。对方凭恃的是成分,而她在这方面又绝不逊于对方,自然也是有恃无恐了。我曾见我母亲劝她,不敢为了娘家的事,让人家抓住什么把柄。她哭着说,爹对我这么好,我一个女人家,这个时候不为爹说句话,养我这么个女儿做什么。她叫招弟,小名招娃,我叫她招娃姑。她劝红红姑,既然来到镇上,离家只有几步,去给老人赔个不是,老人会原谅的。红红姑说,她这辈子再也没脸见爹了,叫妹妹回去代她给爹赔个不是。没几年,红红姑就去世了,活了五十岁,与我爷爷死在同一年。我们家没有去人。多年后,父亲出版他的一本传记,在《我的姐姐妹妹》一章中,专门写了一节《红红姐》,末后说:“这次对父亲的打击最重……红红姐,弟弟忘不了你,你安息吧!”
     回家后的一天,有位童年的伙伴对我说,村里一个姓马的光棍,整天披的那件滩羊皮袄,是你爷爷的。我听了,什么感觉都没有,就跟说别人家的事一样。这年头,只要人没事,不受羞辱,别说一件滩羊皮袄,就是别的更贵重的东西,又算得了什么呢。
     到家的第二天早上,我一起床发现母亲拿着一把大扫帚回来了,嘴里喷着寒气,我问做什么去了,她说扫街去了。村里规定,地主富农要扫巷,我们家扫后巷,西半截长点,爷爷扫,东半截短点,她扫。我们村只有一户地主在前巷,一户富农就是我们家在后巷。
     我说,他们不知道吗,你又不是富农分子,你是干部家属呀。母亲平静地说,反正两户地主富农,一家前巷一家后巷,她要不去扫,就全是爷爷扫了。她扫了,爷爷就少扫些。我说,明天你别扫,我替你去扫。第二天我早早起来,拿了扫帚去扫巷,路上有人过来,问“安远回来了”,我只管低头抡动大扫帚,理也不理。问的人无趣地走开,自然知道是为什么。
     还有一件事,更叫人屈辱,门前的墙上,院子里的墙上,还有照壁上,全让泥了白灰,写上毛主席语录,那些语录,都是精心挑选的,比如照壁墙上写的是: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
     大门两边,砖墙上用白灰泥了两道子,写了副黑字对联,道是:
             规规矩矩遵守国家法令,
             老老实实接受劳动改造。
     横披是:低头认罪。
     过年了,要不要贴红对联?爷爷说不必了,就那样吧。我对哥哥说,要贴,你写吧。哥哥写的一手好字,写的是什么,已忘了,总是红纸上写的,写好后,我把它贴在门口,遮住了那让人屈辱的白灰对联。这样,等腊月二十几,父亲从德州回来过年,多少有些喜庆气象。
     在村里,在这样的气氛下,实际上是住不了多久的。开了春,做起农活,不扫街了,我也就回到学校。
     在学校,烦人的事总少些。没事了,可以看看书,有事了就做做事。此后两年间,我办过两个大字报专栏,一个叫《历史研究》,一个叫《秋风》。说是大字报,并不揭露什么,而是就学校发生的一些事写篇杂文一样的东西,假借考证之名,讽刺挖苦一番。学校分作两派,一派叫“八八”,一派叫“八一四”。八八得名于1966年8月8日这天,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文革”十六条,八一四得名于1966年8月14日这天,山西省委给山西大学师生送来毛主席的红宝书。比如夺权开始后,“八一四”夺了学校的权,我就写上篇《夺印的历史渊源》,从信陵君窃符救赵说起,说到印的作用,直说到“八一四”怎样半夜到校部窃得学校的各种印章。两派对立起来,“八一四”占了主楼,“八八”占了图书馆楼,两边都安上大喇叭互相对骂,对方常说他们的力量怎样强大,我就写上篇《论咋唬战术兼论诸葛亮的空城计为什么能获得成功》。这种大字报,两边的人都喜欢看,主要是嬉笑怒骂,尖锐辛辣,还有些趣味,不像平常的大字报,粗野直白,专以骂人为能事。
     记得《历史研究》第一期出来,我在下面挂了个小本,意思是征求同学们的意见,晚上拿回来,见上面有署名“荷戟”者写的一段话,说是怎样好,后来我才知道,是崔巍写的。
     没事了,就看书。不管什么渠道,曲曲折折,总能弄到一些自己喜欢的书。记得看过一本高尔斯华绥的小说,叫《岛国的法利赛人》,为什么这本记得这么清呢,说起来好笑,只是缘于书中的一句话。这句话是:“如果你遇见一个美丽而可心的女人,就大胆地向她求爱吧,万一她不答应呢,那就掉转身子走开吧,世界大得很呢。”一则那时正在青春期,对恋爱之事很是在心,觉得这位外国人的话,很能长人志气,是呀,看中了就大胆地表示自己的爱心,万一不同意又有什么关系,掉转身走开就是了,世界大得很呢,又不是只有这么一个女人。再则我那时对文句特别在心,遇到一个好句子,总在想,是不是可以写得更好些。这句话里,最后一个小句子,我觉得译的就不太好,若给了我,就该译成天涯何处无芳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自信呢,是上高中时,有次俄语测验,李卓老师出的题里,有个俄语词组,译成汉语是“一个倒下了,又一个倒下了”,我就按原意译了,而有的同学就比我聪明,译成了“前赴后继”,评讲时李老师就说,遇上这种情况,不能直译,一定要考虑中文的表达习惯,是不是有更精彩更巧妙的词儿。高氏这句话里,不管英文是怎样说,译成中文,还是天涯何处无芳草更传神些。
     还有一本书,有句话我看了很感兴趣,到现在还记得。书名叫《美国中央情报局内幕》,开头一句话是:“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像常人一样地死去了。”
     太神了!不在于这句话之神,而在于一本书第一章开头,就用了这么一句话。它的内含多么丰富。这么说,等于说斯大林活着的时候,人们是把他当做神的,谁也不敢说他会死,然而,再伟大的人物也是人,也会死,而死这种事,伟人与常人是没有差别的。写文章,写书,第一句话一定要让人警醒,而警醒的方法,不一定要耸人听闻,或是故作高深,平平常常一句话,有了内含,意味深长,同样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
     现在能记得的,还有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斯巴达克斯》则看过两种,一种是通行的译本,就是意大利作家乔万尼奥里写的那本,还看过一个译本,是美国作家法斯特写的。前者华贵,气派,而后者虽说简略,粗砺,但在我看来,更符合历史的真实。相对而言,我更喜欢法斯特的这本。
     大约1968年春天,“八八”专案组负责人,数学系的李天生同学,派我执行一个特殊任务,就是去调查当时的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刘格平的历史。刘格平的一大历史功绩是在抗战前,中央指示薄一波等人假自首出狱,而刘不为所动,一直住到抗战爆发,国共合作释放政治犯时才出来。有个女儿,按年龄推算,出生当在刘服刑期间,如果此事属实,可见刘在监狱里是享受特殊待遇的,而能享受这样的待遇,能没有历史问题吗?李天生还给了我一个名单,意思是去了北京可先找这几个人谈谈,我约了同班的高永祥同学一起去,大串连停止了,全当是再出去游玩一次。在北京找了几个人,说不成样子,再去河北盐山县大堤东村,一问村民才知道,刘的前一任妻子还在村里,是地主婆,刘参加革命后再也没有回来,原本给他守家产的妻子,土改时就划成了地主。早就赶出家门,在一小院落里住着,那个女儿,是这个妻子的养女,与刘没有任何关系。
     回来后,我仍留在专案组,整理以前调查下的牺盟会的资料。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写成一本《历史的见证——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史》,六七万字的样子,托人刻腊板油印出来。还记得封面是找艺术系的王宝库同学设计的,是他设计的,还是他又转请别的同学设计的,就不知道了。印了四五十本。这要算我此生出版的第一本书了。
     这期间,我常去市里,崔巍和孙涛住在省棉麻公司,记不清是写他们的《平型关》剧本,还是另写什么要紧的东西。有时去了,天晚了就不回来了,挤着住上一宿。吃饭在二轻招待所,都在并州路上,相距还有一截。这儿的饭食不贵,最著名的是红面剔尖,就是高粱面做的面条。
     这期间,我跟崔巍,还有一个省党校的同学叫王光明的,一起上了次泰山。孙涛那时已经跟艺术系的林利利谈恋爱了,不会跟我们一起外出的。

     六、第一次住学习班

     转眼到了1969年的冬天,一天忽然传来消息,说中央下了命令,全国的大专院校,都要战备疏散到乡下去,“苏修”极有可能发动侵华战争。山西大学的疏散地是昔阳县。一开始还将信将疑,觉得这么大个大学,怎么会说走就走呢。过了两天,还真的开了誓师动员大会,定好三天后出发。同时下了几条命令,不准这样不准那样。真的要打仗吗?同学们都有些惊恐不安。我们班的张天祥,誓师大会当晚就回了老家,说是给家里送药,第三天赶回来。系里报告给学校,学校当即给了记大过处分。一时间,人心更慌乱了。
     到了出发的日子,打起背包站好队,在主楼前宣过誓,就唱着歌出发了。有人打前站,一到宿营地,总有热饭吃。一天走五十里地的样子,走了七天,直到1970年1月1日这天,才到了目的地,昔阳县城西北的红土沟村。大件行李,比如我的书箱子,自已捆好后,由火车统一送到阳泉,再用卡车送到各自村里。我进村时,看到自己的书箱已在村口的一孔砖窑里放着了。
     这时,系里高年级已毕业了,就剩下一二两个年级,五十几名学生,教师与工宣队的人员,有三十几名,全系也就一百人的样子。红土沟是个不大的村子,一条沟往里走,快到底了,沟里,还有两边的山上,错错落落四五十户人家。村子小,几乎家家都有征用的房子,有的是窑洞,更多的是村里叫土坯房的小平房。我跟四个同学,住在半山上一户农民的土坯房里。房子太小,一盘土炕占了一半,靠墙用木板支了一张床,也就二尺多宽。床边是个焦炭炉子。
     到昔阳不久,全校师生两千余人,集体参观了一次大寨。陈永贵当时正吃香,肯定事先是说好了的,我们在大寨村前的小广场上,排好队等着接见,左等右等,脚都冻麻了,只是等不来这位大贵人。说是在昔阳县城开会,会完了马上就会来。总算来了,跨着大步,抬起胳膊不放下,从这头走到那头,就算接见了。
     这年春节,学校不放假,我放心不下家里,还是请假回了次家。过了初五,回到学校,一连开了几天会,说是要开展“一打三反”运动。一打,当然是打击反革命,三反反什么,现在记得似乎是反贪污,反浪费,另一个反是什么,确实记不起来了。在“百度”上一搜索,还真有这个词条。是这么说的:
     一打三反运动,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一个政治运动。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2月5日发出《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和《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三份文件合而为一,便成了“一打三反”运动。
     我当时满不在乎,觉得哪条跟我都沾不上,我只是出身不好,总不能说出身不好的都是反革命吧。贪污,浪费,投机倒把,就更不会了。一个学生,贪谁的污,浪谁的费,又投谁的机,倒谁的把。每天除了开会,就是看自己的书,写自己的日记。我有记日记的习惯,从高中开始就记,一直记到上了大学,到了昔阳。第一次去西安串连,在火车上,将一本日记从窗口挤的掉了下去。
     每个系都要有对象,我们系最后确定的对象是随我们下来的炊事员,姓周,叫什么记不得了。此人是旧军人出身,在阎锡山部队的特务连里待过,中士。那时整人的办法是办学习班,全名是“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实际上就是专案组。给周师傅办班,系里让我们班办,班里又交给了我们组,就是住在我们那个土坯房的五个人,这样我也就成了办班的成员。
     经过几次审讯,记得还有人抽过周师傅耳光。终于弄清了,周师傅的特务连,与平日我们说的特务没有任何关系,那只是个“特别任务连”,什么特别任务呢,就是有报话机,还养着骡子,信鸽,可说团部的附属连,或者说事务连。老周就是养信鸽的。哪里用得着办班,问上几句就全知道了。但是,我们的任务是非得把老周办成一个五毒俱全,或许负有暗杀共产党领袖使命的大特务不可。终于有一天出事了。
     我们的食堂在村办小学旁边,借用了村里的一个库房。那天中午,我们跟随着老周下来,各自打了饭,只管吃自己的饭。忽然听得老周大叫一声:“冤枉啊,我不活了!”抬头看时,只见老周已上了食堂门外的一个小土坡上,手里拿着个什么东西,朝着腹部狠狠刺了下来。跟前有人冲过去。等我能看清的时候,老周已捂着肚子躺在地上直哼哼。可能有人给校部打了电话,不多一会儿,来了辆吉普车,送老周去县医院抢救去了。当天晚上,老周就回来了,住进他的宿舍,听说刺的不深,只是破了一层皮,医院给包扎了一下,给了些消炎药就让回来。这个班也就随之解散。没出人命,我们都松了一口气。
     此事与我也有点关系。周师傅自杀用的刀子,是我治印用的刻刀。还是刚到太原的时候,我就买了本《怎样刻印章》,练习篆刻,苦于没有刻刀,只好买了个近似修脚刀的小刀代用。1966年冬天,系里安排下厂劳动,我和几个同学去了山大北边的太原橡胶厂,带我的老工人姓徐,是个钳工,我说想做个刻刀,简单画了个样子,他就给我做了一把,用的是锋钢,规格比一般的刻刀要宽些,也长些。用这把刻刀,还真的刻过几方印呢。到了昔阳,不刻印了,便将之与毛笔一起,插在一个瓷杯里放在窗台上。肯定是周师傅趁我们都不在的时候,悄悄拿走的。
     出了这事,周师傅的学习班就停了。那些日子,外系不断传来各种消息,这个系揪出了一个“中大反革命集团”(将几个中央大学毕业的教师打成的),那个系揪出了一个反动学生,正在批判。同时传来的,也有些令人恐怖的消息,什么人自杀了,什么人叫正式逮捕了。我们系的运动冷冷静静。我还心说,我们系的领导真是仁慈,既不在教师里打反革命,也不在学生里抓反动学生,只在炊事员里揪了个假特务。想不到的是,人家正在打我的主意呢。
     灾难终于降临。
     1970年3月6日夜里,约摸十一点钟的样子,我们土坯房的同学都睡下了,系革命领导小组成员三人,一名教师(文革前系办公室工作人员)、一名工宣队人员、一名我们班的班干部,突然敲门进来,我们班的班干部说:韩安远,穿上衣服起来。一看这阵势,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乖乖地穿上衣服站在床边。那位教师冷冰冰地宣布:经系革命领导小组研究决定,从即日起,给韩安远办学习班。接下来宣布了办班的成员,我们这个宿舍的四个,加上别的宿舍的两三个人,共是六七个,全是平日跟我不对付的。组长是一位张姓同学,不是骂我狗崽子的那个。
     又对我说:韩安远,听说你平常写日记,现在把你的日记全部交出来,还有什么笔记本,也一起交出来。说着指指我的床下。
     来昔阳时,我把书箱也带来了,就塞在床下。人家什么都清楚,反抗是没有用的。我乖乖地拖出箱子,打开锁子,将日记一本一本取出摊在床上。共十三册,全是精致的厚厚的硬皮笔记本。那位教师像是不放心,又在箱子里翻了翻,见全是书本才住了手。最后由那位教师给我开了个收据,班干部抱起全部日记,三人一起走了。
     这些人走后,整理书箱时,我发现有几张散页的日记没有拿走,悄悄放在一旁。躺下了,睡不着,心想,从明天起,就要进入学习班了,那几位同学,平时就对我冷眼看待,什么时候看我都像在看阶级敌人似的,似乎这是他们的学校,我原本就不该进来。这回得了手,不定会怎样整我呢。那几页日记留在手边,迟早是祸害,还是趁现在人身还有点自由烧掉吧。于是披衣起身,背对大炕,假装捅火,等火焰起来时,将那几页日记揉成一团塞进炉膛。正要用火柱将纸团往里捅捅,突然背后响起一声尖叫:  
     “韩安远!做什么!”
     随着声音,一个光身子猛地扑了过来,将我推到一旁,同时伸手从炉膛里抓出已燃起来的纸页,双手倒来倒去拍灭了边上的火苗。见我嗒然若失的样子,很是得意地说:我早就看出你没安好心!
     这时我才反应过来,知道这个同学是谁。毕业两年后他就亡故了,不必说他的姓名了。千万别以为我这样说,暗示是一种报应,我不会这样糊涂,还有的整我的同学,后来做了高官且从未说过一句道歉的话。
     这个同学说罢,穿上衣服,开门出去,向系革命领导小组汇报去了。我没有睡,呆呆地坐在床边。做下这样的蠢事,不会有好果子吃。
     过了一会儿,刚才抄家的三个人又来了,可能他们回去还没顾上睡,正在分头翻看我的日记,就有人汇报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来了。仍由那个教师宣布:韩安远,你必须老老实实地交待自己的问题,配合办班的同学,再不能做这样的蠢事了,这样做只会增加你的罪行。
     有了这件事,他们已认定他们的决策是多么的正确了。
     躺下了,怎么也睡不着。办班的后果,我能猜得出,运动后期说不定会遣返回村,五年的大学,眼看再有几个月就毕业了,却落下这样一个结果。长辈会怎样伤心,弟弟们会怎样看待他们的这个哥哥,村里人的冷眼,平日不对付的同学会怎样的欣喜。而同时,一股怨恨之气,也在胸中憋胀着,我想到了古代那些节烈之士,怎样横遭诬陷,又怎样凛然不屈。越想越亢奋,越发的睡不着了,最后竟可笑地想到,这样的境遇,岂可无诗!掂量来掂量去,只有两句,怎么也凑不成一首诗。这两句是:
             既将此身许中华,
             何惧尔曹夜抄家!
     当时甚至想到,该披衣而起,将这两句诗写在土坯房的墙壁上。窗台上的瓷杯里,就插着我的一支中楷笔,墨是现成的,水是现成的,只要在碟子里磨磨就行了。想到明天还不知怎样度过,这个学还不知能不能上成,顿时又心如刀搅,哪里还敢再轻举妄动呢。
     后来才知道,在宣布办班之前,系领导小组就做了布置(包括那天提早睡下,都是刻意的安排),要同宿舍的同学提防着我。所以提防,还应当说是好意,是怕我自杀,比如触电,比如割腕,还有像周师傅那样的剖腹。失之南田,得之东亩,没有抓住我畏罪自杀的动向,却逮住了我销毁罪证的现行。从这点上说,我还太单纯了,对革命同学的行踪一点也没有觉察。
     办学习班的程序,应是先批评(帮助),本人交待,再整理材料,定性上报,最后才是召开批判会,宣布处理结果。因为我有了销毁材料的反常举动,这个程序也就颠倒过来,第二天上午就召开批判会,意在先将韩安远的反动气焰打击下去。从另一方面说也是借此事件,将历史系“一打三反”运动因周师傅剖腹事件受阻,将要熄灭的火焰重新燃烧起来。
     上午十点,批判会在红土沟学校的教室里举行。还算优待,没有让我站着,指定我坐在第一排左侧一个桌子后面。对讲台上的人来说,则是右侧了。
     校部派来了记者。所谓的记者,我认识,就是外语系的一个女同学,运动开始前我们都是学校“灯塔社”的成员,我是编辑,她是播音员。她也坐在第一排,与我隔一条窄窄的通道。小学校矮桌子矮凳子,我坐在那儿本来就很局促了,旁边坐了个女同学,就更不自然了。但是,也正是这个女同学坐在旁边,让我陡然增加了一些英雄气概。
     开始发言了,系革命领导小组的负责人,不是昨晚去抄家的那位教师,是地位更高点的另一位,先讲了为我办班的事,又着重讲了我半夜烧毁材料的事,之后由昨天晚上宣布办班的负责人张姓同学作批判发言。此公真是有才,早上起床到现在,不过三四个钟头,竟准备起一份好几页的批判稿,拿在手上,摇头晃脑地念着,脸上阴阳怪气的,甚是得意。这儿我说他摇头晃脑,绝不是讽刺挖苦,他个头不高,脑袋不大,脖子又长了点,平日说话就有摇头晃脑的习惯,这会儿只不过增加了摇晃的幅度而已。
     别的话,都记不清了,只记得有这么几句话,他认为很是精彩,我觉得也确实精彩,他引用的是《红楼梦》上的话,说: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韩安远一贯自命不凡,觉得就自己聪明,别人都是傻瓜,事实是无情的,也是雄辩的。事实再一次无情而又雄辩地证明,不相信群众不相信党,处处自以为聪明,跟人民群众作对的人,是最可耻的,也是最愚蠢的,绝不会有好下场的!”
     当然这里不会是原话,但我敢保证基本意思不会有错。
     此公发言时,旁边昨天晚上抓了我现行的那个同学,隔上一会儿便带头喊一句口号。比如,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还有几句是针对我的,比如韩安远不老实交待就让他彻底灭亡,韩安远对抗群众运动绝没有好下场。每当他喊前面那种口号时,我就举手跟着喊,喊后面针对我的那些口号时,我不举手也不吭声。
     批判我的张姓同学,发言完了,也要喊几句口号,我也是照此办理。
     太肮脏了,此后的事就不必说了。在我的影集里,有一张照片,是我解脱之后,高俊同学陪我去昔阳县城照的,我俩合照了一张,过后我用同一底板给我洗了张单人的。我一直很尊敬这位同学。照像的事,是他提出来的。照片上,我的头发很长,若顺过来会超过颧骨。从办班起,我就发誓不理发了,且对高俊同学说过,这叫蓄发明志,古代的志士仁人都是这么做的。
     在这张照片的背后,写着这样几行小字:
     一九七〇年三月六日至四月十一日。四月十六日张××解释。四月二十六日去下思乐村。六月三日烧。
     记下的这些日子,就是这一事件的几个准确时间。
     前面我说3月6日夜抄家,也是从这儿来的。4月11日,是解脱的时间,就是停止办班时间。4月16日张××解释,张是系领导小组成员,就是批判会上作开场白的那位教师。解脱之后,他专门给我解释了此事的前因后果,说是我们班里有人向系领导小组反映韩安远记反动日记应当清查,系里才决定办班。为什么不说这个人的名字呢,是经过此事后,我有了警惕,不愿意落下把柄,比如这里记下这个人的名字,再要犯了事,人家查出这张照片,会说我记的是变天账。4月26日去下思乐,是说我解脱之后,校部有个大型材料总也整理不好,抽调我去重写。6月3日烧,是指6月3日在红土沟村前的小场子里,给我开了平反会,宣布将整理我的材料全部销毁(真的把一叠带文字的稿纸烧了)并将日记归还给我。我仍准备保存,给我日记的刘家褆同学,对我说,还是烧了吧,这次没事了,以后保不准什么时候还会出事。当天下午,我抱着这一大摞日记,在我们院子旁边的小园子里全烧了。刘一直是我们的班长。
     要特别说一下的是,崔巍在安坪村,一听说我住了学习班,第二天一早冒着雪来看我,一见面,我难受的直想哭。当时虽说办了班,毕竟还都是同学,除了批判会上,也不是怎样的张牙舞爪。记得崔巍还跟办班的同学高声说了几句,说你们班这是怎么啦,韩安远除了出身不好,哪样比别人差?他不知道,这也正是我合当办班的原因。
     转眼到了8月,要分配了,先是说要将我分配到雁北的宁武县,后来说是吕梁山里的离石县,最后定的地方是临汾地区的汾西县。能分配个工作,有工资挣,就谢天谢地了,记得大卡车送我们去阳泉火车站时,站在卡车的车厢里,我还作了一首诗:
             思乐村里不思乐,
             红土沟中脸不红。
             我师良言犹在耳,
             车未发动途已穷。
     这里的师,可以是泛指,也可以是特指,若是特指,当是指我们的杜士铎先生。初入学时,他教我们古代史,我是他的课代表,后来对我多方关爱,但他拗不过那个大的时势。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喜爱的学生进学习班,受批判,又分配到那样一个偏远的山区小县。
     不管怎样,我还是应当感谢。毕竟毕竟,老师同学的情义还是有的。记得快要离校那几天,好几个同学都跟我说,到了工作单位,要注意说话,不要得罪人。有个老师叫王文庆,没有给我们上过课,有一天特意找见我,说他就是汾西县人,还给我写了两封介绍信,说有了困难可找这两个人帮助,都是他的好朋友。

     七、雪茫茫,路茫茫

     1970年8月12日或是13日,我去汾西县报到。县革命委员会政工组将我的手续转到教育办公室(教育局),教育办公室分配我去的地方是它支公社它支学校。
     县城离它支村,坐汽车走公路八十华里,步行走河里(干河)小路六十华里。我是坐汽车去的,终点站是勍香镇,在一个大坡将尽的时候把我放下,司机指着前方一个山嘴说:下了沟过了河滩,拐过那个山嘴就到了。背着行李,顶着烈日,总算走到了。住下才知道,它支的它字,念驼音,就这一音之差,让我觉得是到了历史上讲的“五胡之地”。
     住处是窑洞,在庙院的一角,是这个庙院最好的两个窑洞之一。另一个住的是一位叫郭金铭的年轻教员,前两年临汾师范学校毕业分回来的,本地人。它支学校,实际是它支小学,这年春天实行新学制,改为七年制学校,带上初中班,就是后来说的小学戴帽。眼下只有六年级,相当于初中一年级。原以为会让我代语文,郭老师已代了一学期,问我可否代数学,若不愿意可换过来,我说不必了,这样我就代了数学。好在讲的是初中课程,应付得了。
     学校放了寒假,回到临晋老家。算起来,有将近一年没有回家了。一到家,母亲见了我,说不上多么亲热,看我的时候,总觉得怪怪的。“我爷呢?”我们那儿“爷”读音如“呀”。“到地里去了。”母亲轻声回答,正是下地的时辰,我也没有在意,到了吃晚饭的时候,又问:“我爷呢?”
     母亲的眼泪流了下来,抽泣了一会儿才说:“你爷不在了。”
     接下来母亲断断续续地给我讲了爷爷自缢身亡的情况。
     爷爷是7月30日去世的,享年六十四岁。在他去世后的几年间,我们家总是说他感到自己将要患病,不愿拖累家庭,遂自我了断。身体不适是真的,但是,哪个上了年纪的人,能没有一点病痛呢?自缢之前,他常在母亲面前念叨身体不适,怕将来瘫痪在床,不过是为了宽慰家人。实则他是对当时那个社会绝了望。自从回到村里,他总是按钟点出工,积极劳动,每年都要给村里递交一份申请摘帽的申请书。然而,几年了,每次递交上去之后,换来的只是一顿呵斥。他是商业干部,懂得政策,知道“成分”固然重要,但家里有没有“管制分子”,同样重要。重要的不是他在村里怎样,而是我的父亲,我,在外面怎样。母亲说,那些天,他常念道:安远就要毕业了,还不知道会分到哪儿去。可见,他在临死前,是考虑到了我的分配的。多少年来,我一直都在疑心,他所以选择在这个时间去世,主要是为了不给我的分配带来什么负面的影响。
     可怜他老人家的一片苦心!
     父亲在德州工作,哥哥分家另过,爷爷一死,家里只有母亲和四个弟弟。一眨眼间,我觉得自己长大了。我要负起家庭的责任,不能让母亲再操心再担惊受怕了。
     然而,我这个人,总有让母亲操不完的心。农村说虚岁,过了春节,我已是二十六岁的人了,还没有对象,还说不下对象。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没有对象,极有可能是当下不说,一说就会有,而我是说不下对象,就是你想有对象,也托人说了,可是说不下。原因很简单,就是我有一个可怕的家庭成分。因了这个污点,文革开始后,我从不动跟女同学谈恋爱的心思。我可以不急,当父母的不能不急。过春节,父亲也回来了,托他的一个表弟给说,这位表弟真是尽心,过了两天就带我去坡上一个村子相亲。进了一个破败灰暗的大房子,表叔跟一个中年汉子说话,若成了这就是我的岳父了,我坐在一旁听着。那汉子说,他家闺女文化程度是不高,信还能看得懂,我听出来了,是不能写信。又说,若写信,村里有会写的人。
     既然来了,总该看看人吧。表叔提出了这个问题。那汉子低声喊了句什么,似乎早有准备,一个女孩子过来了,在门口站定,见我与表叔都看了,又摆摆手,那女孩子就走了。程序走完了,该离开了,表叔说,过几天给话。回来路上表叔问我怎么样,我说,算了吧。表叔也不无谦意地说,他看也不行。多少年后,我还想起过那女孩子,脸朝里,没看清,身材有逆光衬着,还堪称苗条。买卖不成人情在,也不能把人家说的一无是处。我是应当感谢这家人的,他父女俩,明知我家成分不好,还应允见面相亲,在那个年月,要算是很开明的了。有多少人家,一听说家庭成分不好,马上就挂了免战牌。有时托的人会说上句,虽然家庭成分不好,这娃还是个大学生哩,对方会感慨地说,不能光图眼下,让后人跟上倒八辈子的霉!
     刚上大学的时候,我给自己定的找对象的标准是,有学历的,漂亮的,贤惠的,什么什么的,总之一个有理想有作为的年轻人对女朋友的要求,一条都不落。几年的文革下来,我已没有了一点脾气,但要我说一点底线也没有,也不是事实。事实是,我刚到汾西,一个山西大学毕业,早两年分配到这儿的老同学,曾给我介绍过一个山西医学院毕业分配到这儿的女同学,他带我去看了,回来我断然拒绝。原因无他,一是年龄大,二是不漂亮。我的底线就是,不管有没有工作,不管什么出身,她爸是反革命也行,但必须是:年轻,漂亮。
     而年轻漂亮的,谁又会心甘情愿嫁给一个二十大几,还出身不好的大学生?那年月,凡成分不好的人家,都疯了似的在想尽法儿改换门庭。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后世儿孙。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说应当感谢表叔介绍的,坡上那户人家的原因。
     正这么“不找不行,找也不行”地延宕着,不是今年才是,前两年就是这样了,我那贤明要强,一生经历了多少磨难都挺过来的外祖母,跟他的女儿,就是我那端庄贤淑,却难说多么有决断的母亲,在一起策划了一个在她们看来是绝佳的婚配,就是让我与我的表妹成亲。
     我舅家在南连村,在临晋南边五里地。说是舅家,舅舅不在了,舅姥爷不在了,舅妈也不在了。二舅一家在西安,常年不回来,在我的印象中,一说舅家就是南连村的这一家人。舅舅原先也在西安做生意,舅妈是西安一所著名女中的学生,两人婚后生下大表弟,西安还没有解放,临晋先解放了,两口子带着孩子回到老家,想过宁静悠闲的田园生活。起初几年也还差强人意,二表弟、表妹,接连出生。然而,大跃进、三年灾害接踵而至,这一家人终于遇上黑煞。先是舅妈投井而死,接着是舅姥爷、舅舅在大饥饿中死亡。几年天气,原来七八口人一大家,稀哩哗啦如天崩地裂,只剩下姥姥和表弟表妹祖孙两代四口人。
     是年龄大些,也是因为一直念书,姥姥最心疼我这个外孙。
     这事并非始自今年,早在1968年,我还在学校,表妹刚中学毕业就提起过。提提停停,转眼又是三年,表妹已是虚龄十九的大姑娘了。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像她母亲,皮肤白净,眉清目秀,说是漂亮,一点也不为过。
     我们这样的婚姻,当年在农村,有个鄙夷的说法,叫“乌鸦不嫌猪黑”。这是因为舅舅家的成分也不好,是地主。这话我是认同的。但我心里暗喜的是,这是一只白乌鸦,完全符合我坚守的那两条底线。今年重又提起,仍是没有结果,表妹总觉得嫁给表哥,人家会说闲话。年龄相差七岁,总是大了些。
     转眼假期满了,大概是正月初十前后吧,我回到它支学校。父亲的假期长点,要过了十五。这年正月,汾西下了场大雪,不光是汾西,该说是整个晋南地区,只能说汾西一带下的特别大。正月十六还是十七下午,公社的接线员来到庙院,说县邮电局来电话,你父亲来到县城,在旅店住着,要你明天赶去见面。我跟同代六年级课程的郭金铭老师商量,下着这么大的雪,该如何去县里。金铭说,走河里,六十里路,上了“子牙坡”就到了。第二天一早,我带了两个窝窝头,找了一根木棍(金铭说,这是必须的),就上路了。大约下午两点钟,就见了父亲。父亲是回德州,过霍县下了车,没有汽车,步行五十多华里,昨天中午到的县城。我从没给家里说过它支离县城多远,他以为到了县城,也就不远了,再走上一两个小时就到了,没想到离它支会有八十华里(公路),雪太大,无论如何去不了,只能打电话要我来县城。
     父亲这次来,负有重大使命。表妹同意了,她的两个哥哥也同意了。父亲告诉我,别在外边找了,就这么着。坐了二三十分钟,说了该说的话,父亲要给我安排住宿,我说不必了,我这就回它支去。雪停了,风还在刮着。父亲有些惊讶,我说,没事儿,赶天黑就到了,并叮嘱父亲,明天放晴了,会有去霍县的汽车,若没有,就再住上一天,不可再步行了。后来知道,第二天仍不通车,父亲是步行赶到霍县的。他是临时下车,多待一天车票就作废了。
     不管怎么样,这件事总是定下了。我心中的感激可想而知。
     告别父亲,已将近下午三时。雪是不下了,风还在刮着。往县城走,是顺风,返回是逆风,一股一股的西北风,卷着雪糁子,草叶子,扑打在脸上,眼睛都睁不开。只有走在背阴处,风小些,还好受些。路上不见一个人,雪地上不时能看到梅花状的野兽走过的痕迹,不知是野狗,还是狼呀豹子呀什么的。为了给自己壮胆,一路上我都在背诵学过的古诗文,《捕蛇者说》《岳阳楼记》,后来还唱起样板戏里的段子,什么“别看我戴手铐戴脚镣,锁住我双手和双脚,锁不住我壮志冲云天!”背来唱去,老这么几篇几句也腻了,搜索枯肠,居然想起了蒋光慈诗里的句子:
             毁谤啊,飘零啊,
             这是你的命运罢,
             亦是社会对于天才的敬礼!
     二十多年前有篇文章写到这儿,怕别人笑话,将最后一句“亦是社会对于天才的敬礼!”写作“亦是社会给你的敬礼!”记得当时,还唱过两句样板戏的词儿,是《红灯记》里的大英雄李玉和唱的:
             有多少苦同胞怨声载道,
             铁蹄下受煎熬仇恨难消!
     走了多一半,天就暗下来了,后来的二十里路,几乎是摸黑走的。耳边只有风吼声,还有裤腿上的冰凌碴子,发出的磕碰声。过勍香村时,看见路边的窑洞窗上,有煤油灯的亮光,真想上去敲门投宿,心想说清我是它支的教员,会有人收留的。又一想,算了吧,咬咬牙,还是走完了最后十里路到了它支,回到自己的窑洞。
     在它支待了一年,1971年秋季开学后,又调到团柏公社上团柏学校,说是那儿缺高中教员。这样我又从这个县的西北角去了这个县的东南角。这儿只有一个高中班,各科教员都有,我又改教七年级,等七年级毕了业,再教八年级,就是高中了。上团柏村不如它支村大。它支大小还是个公社所在地,上团柏连个大队所在地也不是,属于团柏公社茶房大队的一个生产队。为什么高中设在这儿呢,只有天知道了。
     来到上团柏学校的好处是,回家近了。在它支时,要回家须先到县城,再到霍县才能坐上南下的火车,到了这儿,步行十几华里就到了辛置火车站(霍县南边),五六个小时可到运城,换乘汽车就到临晋了。可省一天的时间。
     农村学校放麦假。麦假没有确定的时间,以当地麦子成熟为准。我们老家临晋一带,通常都是六月初芒种前后,汾西县偏北,比我们那儿迟一个节令,在夏至前后。来到上团柏的第二年即1972年春节期间,我结婚了,十天麦假也是要回去的。回到老家,已是地净场光,各村都在忙着送公粮。我现在不是学生了,不能挣村里的工分了,但我们村里有个传统,在外地工作的丈夫回来了可代替妻子出工。有一天下午,约摸三四点钟的样子,我正在地里劳动,有人给我说,安远,你们家来客人了。
     赶回去一看,是历史系教师陈文秀先生(我们在学校时,给老师都叫先生),还有一个年轻一点,陈先生介绍说是王志华先生,原来在中文系,现在调到校部工作。母亲和妻子,正张罗着给客人倒水洗脸。洗过脸,喝水的时候,陈先生对我说,他老家在永济(在临晋西南),王先生家在孙吉(在临晋西边),这一段学校没有事,他们请了假回家,路过临晋,下车来看看我。我听了也没有多想,觉得这两个先生都怪好的,回老家还不忘看看学生。快中午了,我让母亲和妻子准备饭食,两个先生也没有推辞。
     母亲和妻子在厨房忙活,我陪两位先生在腰厅(我家前后两进院子,中厅俗称腰厅)喝水聊天。忽然,陈先生压低了嗓音说:安远同学,我和王先生是来外调的,我们先跟县教育局联系,说你在上团柏学校,以为过了麦假你该回校了,我们去了上团柏,才知道你还在家里。我们是从上团柏来的。王先生是学校专案组的,让王先生跟你说吧。
     外调?我一下子愣住了。
     王先生接着说:你的一件事,在学校立了案。现在到了运动后期,要结案了,必须调查清楚,如果属实,那就是大案子,如果不属实就可以撤案了。我们找你,就是要落实这个案子。有件事,你想想,1968年前后,流传着一条毛主席语录,说是“告诉六十九军的同志一声,要支持陈永贵同志”,你记得吧?
     我说记得。
     王先生又说:有人揭发,说是你说的,这条语录是康生在一个什么地方遇见六十九军的政委曹中南,在那儿告诉他的。
     我一下子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真是可怕。我原以为“一打三反”运动初期住学习班的事,在宣布解脱且当众销毁了整理的材料,我已走出校门两年,早该彻底结束了。然而,天下事绝不会像善良人想象的那么简单,或者真像“文革”中常说的,“阶级敌人总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而过低地估计了人民的力量”,至此我才知道,此事不光没有完,还引出了这样严重的后果。
     我们毕业后,学校没有学生了,两派之间的斗争,在教职工之间更加激烈地蔓延开来,真可说到了你死我活的程度。当初给我办学习班时,为了增加我的罪恶,把许多不是我说的话,做的事,都算到了我的头上。其中一条就是,说毛主席让康生转告六十九军的那句话,是康生开会中途上厕所,遇到六十九军政委曹中南告诉的。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最高指示怎么会是从一个不洁的地方出来的呢。韩安远说这样的话,显然是“恶毒攻击”。这事即便在整理我的材料里没有,当时也有人提出过。现在那一派的人,为了打击我在过的这一派,又把这个问题翻了出来。这是一个重磅炸弹,如果属实,不光给对方狠命的一击,也是山西大学“一打三反”运动的一个丰硕成果。
     我矢口否认,说我听人说过,但绝不会是我说的。
     陈先生上厕所去了,王先生低声说:安远同学,我们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但这件事太重大了,谁也不肯负责任,你要是承认你说过,将来就是你说的了。你不可能找见那个跟你说的人,找见了人家也不承认。往后就说你从来没有听人说过这件事,最重要的是,以后再来人外调,绝不能倒口。学校两派斗争很激烈,下一次要来,就不定是什么人了。等一会儿你给我们写个材料。按说这样的材料是要你们单位盖章的,正好你在老家,就不用盖了。
     我点点头。陈先生回来了。我当时的感觉,不是王先生说这话要避开陈先生,是他们两个商量好了这么做的。只能一个人跟我说这个话,绝不能两个人跟我说这个话。
     吃罢饭,天色不早了,不会有去永济和孙吉的汽车了,我留两位先生住了一宿。住在我的新房里。第二天一早,两位先生各回各家去了。在村口分手时,王先生又叮嘱我,记住昨天说的话。
     这事儿,我没有告诉母亲,也没有告诉妻子。多少年了,我已养成一种习惯,自己犯的事,能瞒住的,绝不告诉家人。1977年第二次住学习班时暑假不能回家,我给家里说我在给进修校的老师代课。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时,让我去太原作检查,我给妻子说我是去太原开会,直到妻子在《山西日报》上看了我作检查的报道,才知道我开的是什么会。

     八、写作,冲出去

     就是这次回到上团柏不久,我开始写作了。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凭着这点本事,看能不能冲出吕梁山,改变自己的厄运,进而改变家庭的厄运。
     道理明摆着,若不努力冲刺,在沟壑纵横的吕梁山里待着,我的前程一眼就可以看到底,只有一条路,就是由年轻教员熬成老教员,终老是乡,填沟壑而已。
     这些年,全国的文学刊物差不多都停办了,发行的只有《解放军文艺》与《广西文艺》,报纸副刊上也不发文学作品了,偶尔出现一篇似乎是小说的东西,署名也是某某写作组。捂的这么严,哪儿是个天?
     缝儿还是有的。有次去团柏公社办事,在一间办公室的桌子上,看到一本叫《革命文艺》的小刊物,三十二开薄薄的一本,上面有一篇东西,注明“革命故事”。我眼前一亮,这不就是文艺作品吗?趁人不注意,我将这个小刊物塞进兜里带回学校。我要这上面的地址。晚上揣摩上面那篇“革命故事”,不由窃喜,这样的东西,我一晚上可以写五个!
     说是这么说,写起来可一点也不含糊。用了两个晚上的时间,写了篇“革命故事”叫《倔师正梁》,说一个贫农老木匠,人称倔师,生产队建库房,大梁歪斜,跟前的人一筹莫展,但见倔师手持利斧,喳喳喳劈了许多小木楔,从立柱下一一楔入,大梁终于慢慢地正了过来。老木匠巧手正大梁,多有思想性,又多有艺术性!
     署名时,发愁了。韩安远这个名字,也不是多么嫌弃,主要的是怕用了它,让那些对我仍抱有成见的同学老师知道了,会想,啊,这小子发落到吕梁山里,还在扑腾啊!一封信寄到编辑部,说当年怎样反动,现在还负案在身,断了我写作这条路,可就永无出头之日了。绝非自己吓唬自己,夏天王志华和陈文秀两位老师先来汾西,再去临猗,就是明证。王志华老师在给我说案子情况时,哪个老师对我有成见,是有名有姓的。
     那就起个笔名吧,叫什么呢?
     康中上学时,我给自己起过一个笔名,叫方仲秀,跟韩安远一样,太文弱了。流落山乡,心志不坠,该从山字上取个名字,砥砺自己,也是与世抗争。一下子就想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是呀,我是山里的一块石头,你是世上的美玉,我这个石头,偏要攻你这个玉,比你这个玉还要硬,还要强。按说该叫“他山”或“山石”,我知道,古人有名有字,“山”多作为字的第二个字,还是叫“石山”顺口些。
     好了,就是石山了。
     学校的备课用纸,是普通稿纸,工工整整抄了一份,星期天走了十多里路,去辛置镇上的邮局寄了出去。过了一个多月,接到山西群众艺术馆一封信,说此稿拟用,信中附有一张《作者调查登记表》,一看这个表,差点让我泄了气:上面有一栏是家庭出身。只能如实填写。还要盖单位的公章,只好硬着头皮去找学校领导,好在领导也还开明,给盖了。到了年底,《革命文艺》刊物寄来了,我的“革命故事”登出来了。
     这是我有生以来,写下的字变成了铅字。这就是我的处女作吗?
     作品发表后,编辑再给我来信时,就叫石山同志了。后来还去省里开过一次会,见了这位编辑,叫曾长青,是原《火花》的编辑。开会时,有人叫我老石,后来想想,光石山两字,太秃了,该加上姓,往后再发表作品就叫成“韩石山”了。再后来从汾西往太原转户口时,跟公安局的同志说了,干脆把韩石山写成本名,韩安远写成了曾用名。
     万事开头难,虽是一个小小的开头,但它给我的鼓舞却是巨大的。当时有个电影公演了,好像是《青松岭》吧,看了报上的报道,心想,为什么不可以一鼓作气,再写个电影剧本呢。如果拍了,肯定会震惊汾西,震惊山西,甚至会震惊全国!
     有了贼心也就有了贼胆。写吧。十几天里,天天晚上俯在煤油灯下,写呀改呀。抄好之后,专门去县城,找见原先它支学校的同事郭金铭老师,他这时已调到县教育局,当文书兼打字员。他的字写的非常好,我没有让他用打字机打,而是让他刻腊版油印。金铭真是好样的,也是利用晚上的时间,悄悄地刻了,悄悄地印了,待我再去县上时,已装订好了。银钩铁划,刚劲有力,字体疏朗,版式精美。万余字的一个剧本,装订起来竟像是一本十六开的书。简直就是正式出版物!
     封面上几个扁长的宋体字:《山里的秋天》。
     就在县上,我将此书分别寄北京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还寄了一本给国务院文化组,这个名字是从报上看来的。这已是1973年夏天的事了。
     等到秋天,突然接到北京电影制片厂马德波先生一封来信,说我的本子他看了,有修改基础,他近日将去内蒙古呼和浩特组稿,返回时会来山西看我,一起商量修改事宜。信上还说了可能来汾西的时间。我不敢告诉别人,只写信告诉了金铭。等啊等啊,早就过了约定的时间,看来马德波先生不会来了,让人又沮丧又气恼。
     天下事真有难以置信者。过了国庆节,忽然收到马先生一信,说他将返回时,厂里有急事电催,只好直接回北京了。同时问我,他们厂要办个电影文学剧本创作学习班,时间一个半月,期限是11月15日到12月底四十五天,问我愿意不愿意参加,顺便修改电影剧本。天啊,还有比这更让人兴奋的事吗!当即回信,表示同意。
     去了北京,才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习班,国务院文化组批准的,人员都经过审查。参加者不到二十人,涉及的剧本有七八个。有的本子是集体创作,已相当成熟。比如安徽的一个本子,写赤脚医生的,叫《白衣战士》,作者三人,其中一个叫张锲,本人是右派,其他两个人,一个是安徽文联的贾梦雷,一个是工人作者祖光益。安徽还来了一个人,马鞍山钢铁厂的,叫曹致佐,上海知青,后来调回上海,我还见过他发在《上海文学》上的小说。吉林来的作者,名字中有个传字,他把这传字写作“伝”,后来才知道,这是日文写法,东北日据时期长,有些简化字实则是日文字。江苏来的作者,原先是前进话剧团的,写过一个著名的话剧叫《布谷鸟又叫了》,早就转业到地方,可能是震于他的声名,也请来参加了这个学习班。他吃不惯馒头,有次吃饭坐在一起,问我可愿意将自己的大米饭票换给他。见他说的可怜,换了二斤,在我实在不算个事儿,他却很是感动。从这儿我才知道,北方人会喜欢南方的大米,南方人很少喜欢北方的白面。江西来了两个作者,一个叫杨佩瑾,一个叫什么忘了,两人长的有些相似,都是不高而瘦长的那种。山海关铁路机车厂来了个作者,是个火车司机。甘肃地质队来的作者,名字最好记,叫苟德义。
     这些人里,后来还见过的只有两人,都有显赫的身份,一个是张锲,当了中国作家协会的副主席,中华文学基金会的主席。前些年我去福建参加一个笔会,主办方安排我们去厦门的南普陀游览,在禅房前的院子里,见一个高个子领导模样的人,跟一伙人谈笑风生,我一看,这不是张锲吗?想过去,又怕人家认不出自讨无趣,待跟前的人散去,才怯怯地过去,试探着问:“张锲,还记得吗,我叫韩石山,北影咱们……”料不到的是,张锲当下热情地拍拍我的肩膀,用带着安徽腔的粘稠的普通话,朗声言道:“韩石山呀,怎么会忘了呢!”后来有朋友托我办事找到他,也痛快地给办了。念旧情的人,总是叫人感动的,毕竟那是三十年前,我们都还是普通的业余作者。
     另一个是杨佩瑾,再见的时候,他已是江西文联的主席,声名赫赫的长篇小说作家了。在某次全国作家代表大会上,电梯里,我一下子就认出了他,他瞅瞅我,眨眨眼,大概是觉得有些面熟,一时想不起在哪儿见过。跟前有人,犯不着做出一种见了名家惊喜的样子,我也装做未曾相识的样子。人生匆匆,记不得才是正常的。
     这个班里,进过大学门的,好像只有我一个。那时候兴工农兵挥笔上阵,上过大学绝不是什么优势。
     给我们办班的领导就是马德波,北影文学部的主任。熟了才听人说,此人可谓大有来头,“文革”前是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的秘书,陈荒煤主管电影,他也算是电影界的老人了。
     我们学习期间,有两个电影正在拍着,一个快完了,一个正要开始。快完了的是《海霞》,正要开始的是《杜鹃山》。海霞的主演叫吴海燕,就住在招待所楼上,出来进去常遇见,尖尖的下巴,厚厚的嘴唇,一看就是个南方风情的俏丽女子。《杜鹃山》是样板戏,名从主人,剧团也就叫成样板团,派头可就大多了。在哪儿住不知道,唯一跟我们相同的是,中午也在食堂吃饭。扮柯湘的杨春霞,过来过去,都披着一件军大衣,在我看来,真人比电影上的女英雄还要漂亮些。人俏,衣宽,走起来有种飘逸的韵致。有时来吃饭,脸上还带着戏妆,怪模怪样的,全没了女英雄的风采。
     叶帅的女儿叶向真,正在策划拍什么片子,多次在大院里碰见,高挑个子,极有风度。也是一件军大衣,较之飘逸的杨春霞,又多了几分伟岸。见过的著名演员,有《英雄儿女》里扮军政委的田方,后来演《戴手铐的旅客》的于洋,早先演过江姐的于兰。还有个女同志,像个领导,人说是《文艺报》主编侯金镜的夫人葛琴。
     学习的方式,一是请名家讲课,记得给我们讲过的有谢铁骊,桑弧,还有个编过《马兰花》的老编辑。二是看电影,再就是我们自己在一起讨论。北京大学听说这儿办班,来了三个人,不能说是学习,也不能说是讲课,按当时的说法,该叫开门办学吧。来的三位,一位是后来成了大学者的严家炎先生,一位叫张剑福,是个刚留校的助教或是辅导员。还有一位是个河南小伙子,也是“文革”前留校的年轻教员。趁星期天,我去北大看望过张剑福,事先说好时间在校门口接我,一起去他的宿舍聊天。进宿舍楼的时候,有个老人正慢腾腾地往外走,张先生低声对我说,此人叫章廷谦,笔名川岛,是鲁迅的朋友,今天来这儿打扫楼道。
     最有意思的还是看电影。多是在厂里一个中型放映厅。最兴奋的一次是看《巴顿》,不是后来全国公映的那个译好了的片子,还没有翻译,一面放着,银幕边站个人给讲着。讲的人也不简单,是《小兵张嘎》里那个吃西瓜的胖翻译。他的真实身份,也是翻译,不是日语是英语。开头是巴顿的戎装像,一会儿面部,一会儿军刀,胖翻译说,这是为了突出巴顿的形象,让它深深地印在观众的脑子里。还说巴顿的影片拍了多少部,家属最喜欢的还数这部。
     有时也去新街口的中国电影资料馆去看,放映厅更小了,中间全是沙发,后边摆些椅子,在这儿看的片子,叫过路片,意即国家还没有决定是否进口,先看一看再作定夺。据说有些大人物也来这儿看,谁家里也没有这么好的放映设备。看过些什么片子,全不记得了,没翻译,只能是看热闹。
     再就是游览了,去过长城,十三陵。冬天,冷得直跺脚。
     班上还组织我们参加与电影有关的劳动,具体是给《杜鹃山》剧组做道具。搭好的山景上,有许多竹树,竹竿是从南方运来的,叶子分两种,近处是绢做的,远处是塑料做的,一簇簇放在筐子里,根部有细细的铁丝,我们的工作是将这些叶子缠在竹竿上,疏疏密密,尽量做的跟真的似的。后来电影公开放映的时候,我指给妻子说:你快看,雷刚旁边那蓬竹竿上的叶子,好些是我缠上去的。
     我在北影学习的时候,山西文联的马烽和孙谦二位老师,也住在北影招待所里,正在修改他们的电影剧本《山花》,直到“文革”后这个电影才拍了,改名叫《泪痕》。河南作家李准也在那儿写剧本,后来拍出来叫《大河奔流》,当时还没个谱儿,电影厂请来谈设想。我们在三楼住,他在二楼住,星期天晚饭后,我拿上剧本送他指教,封面上写着“李准老师雅正”,他看了,没说我的本子怎样,直夸我的钢笔字写的漂亮。
     学习班年底结束,马德波又留下我,为我调来两个“文革”前写农村生活的电影,其中有马烽的《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之后厂里派了车,让做副导演工作的钮立山先生陪我去了一趟平谷县,说是我的本子写的是女队长领上社员寻水打井的故事,山西见闻有限,平谷是北京远郊的农业县,山区县,算是让我深入生活开阔眼界。因为打的北影的旗号,平谷县的一位副书记还特意接见了我们。
     这么说我的剧本有指望了?没有,一点也没有。在小组讨论会上就给否了。所以给这样的待遇,是老马对我的一种安慰。他对钮立山说,韩石山这个人很聪明,又肯下苦,将来会写出东西的。1980年我去北京参加中国作家协会办的文学讲习所学习时,还特意找到他家里看望了他,粉碎“四人帮”后,他似乎没有受到重用。可惜我当年太穷,只给他卖了一袋不怎么好的苹果。记得递过去的时候,我都觉得害羞。他倒不嫌,见我这么多年了还记得他,来看他,很是高兴。
     “文革”期间,学校都是春节开学,冬季毕业。北京归来,先回了一趟家,春节后回到上团柏,我们那个九年级班的学生,早就毕业了。同时上头也来了文件,将这个学校的高中部撤销。
     正月里,在县城中学集训的时候,听说教育局让我回县城中学教书。也是那两天,刚调到勍香中学当校长的任仰奎老师找见我,说还是去勍香中学吧,我说,那你跟教育局说吧。后来有人对我说,你怎么放着县城中学不去,要去勍香中学,二返长安又进了深山。这话还真不好回答。一则,我觉得既然已决定让我留在县城中学,任老师是老乡,年纪又大,他那样说了,我那样回答了,不过是句搪塞的话,谁能想到任老师一说人家就真的又把我打发到老山里。
     再就是,或者说是深层的原因,我是愿意去勍香的。自从陈王二位老师去了韩家场之后,我就知道,我在山西大学的事没有完,随时都有人会旧事重提,只怕再提的时候,不会有这次这样幸运了。这两年,我老觉得背后远远的,有一双警惕的眼睛在盯着我,随时会找我的碴儿,再一次将我置于死地。同时又隐隐地感到,处境越是艰难,人身越是安全。古人说的“危邦不居”,做不到,俗话说的“乱世入山”还是能做到的。
     在勍香中学,利用课余时间,我将电影剧本的素材,改为一部长篇小说,叫《磨盘庄》,三十几万字。油印出来,厚厚三大册。油印的费用,是教育局贾宝贵局长特批的,花了四五十元,主要是纸钱。印出后,请假去北京送稿,要给人民文学出版社,没有关系,先到北影找见钮立山,他托人托到了人文社的老编辑王笠耘。见了王先生,没说几句话,他说留下看看再说。还见了谢明清,好像是个负责人。
     也是在人文社,见到一个大个子年轻人,王先生给我说,那人叫冯骥才,正在他们那儿修改一部关于红灯照的长篇小说。我真羡慕,什么时候咱也能来人文社,住在他们的招待所里修改长篇小说。
     我的长篇,自然没什么结果。出乎意料的是,1980年我去北京参加文讲所学习时,在所方的底薄上,看到我的推荐单位里,竟有人民文学出版社。想来是中国作协去人文社了解各地作者情况,王先生或是谢先生推荐了我。
     天下事,真是说不来,有时你认为没有戏的地方,还藏着你不知道的好戏。

     九、第二次住学习班

     就这样我到了勍香中学,待了四年,直到1977年秋天才离开。不是正常调动,是粉碎“四人帮”之后,我又出事了,又住了“学习班”。
     粉碎“四人帮”后有个运动,叫“清查”,全称应当是“清查与四人帮有关联的人和事”。汾西实在太小了,也太没文化了,竟没有一个人能当得起“与……有关联”这个词儿。旮旯角儿都找遍了,总算找见两个人,两件事。一件是,有个叫史素珍的北京知识青年去北京参加全国知青会议,见过“四人帮”中的几个人。查来查去,这个史素珍绝对是个忠诚的无产阶级接班人,推荐上过清华大学,毕业后又回到小山村当支部书记。再一件就是我的了。
     想来我真是个黄继光式的人物,一到了要紧的时候,总有枪眼让我顶。这次也不例外。一是查出我写的长篇小说《磨盘庄》里有“反击右倾翻案风,批判还在走的走资派”的话,说这是攻击邓小平同志。二是1973年我参加北京电影制片厂办的电影文学剧本学习班,第二年北影的朋友钮立山,为了提高我的文学水平,给我寄了本霍桑的《红字》,说是要写小说,就写成这样子,将来好拍电影。书是他从电影厂图书馆借出来的,我看后就寄还了。
     这事儿我不说没人知道,只怪自己嘴贱,给几个当时交往的文学朋友说过,不知谁揭发了,县上如获至宝,通知教育局,教育局急电勍香中学,学校领导让我立即去县里报到,一去就宣布:给韩安远办学习班,责令限期交待与四人帮有关联的人和事。
     我住在教育局腾出的一间办公室里。吃饭在灶上。
     我在教育局写检查,局里找了几个教员审查我写的《磨盘庄》。
     教育局看管并不严,没事了,也去县革命委员会机关转转,看看平时有交往的朋友,有次去宣传部找人,没见上,见了一个也还有些交往的宣传部干事,他见我进来,待理不理的。平时可不是这样,我有些不高兴,随口说:你以为这次住了学习班,我就完了?本来是一句玩笑,不料此人竟翻了脸,恶狠狠地说:
     “就把你送当了,你要咋的!
     “送当”,是汾西土话,有“送你上死路”的意思。
     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只好讪讪地走开。怨谁呢,只怨自己瞎了眼!
     局里定了几个人,算是办班的。过上几天,听我念一次检查。有次办班的人说,明天全县要开个大会,县“清查办”的人说,要你在大会上做检查。我说,上会可以,但是到了会上,说什么可就由不得他们了。毕竟已是1977年的夏天,天上的阴霾不像过去那样浓重了,我才敢说这样的话。话是这么说,心里还是有些害怕。家中有妻子儿女,真要把我定为“与四人帮有关联的人和事”,给个处分,可就惨了。家人失了依靠,我要翻身不知在猴年马年。
     见我闷闷不乐,贾局长私下里说,“四人帮”倒了,不会有冤假错案了,实话实说,不会有什么问题的。我心里焦急的是,放暑假前叫来县上,我给家里写信,说我在给进修校的老师讲课,如今都开学了,我还回不去,家里人会怎么想。
     好在又挨了几天,作过全面检查,说是告一段落,准我回家。
     在老家住了十几天,回到县上,心说可以回学校教书了,局里说还没有完,还要继续办班。贾局长安慰说,就多住几天吧。我心里毛了,说这么住下去算什么,就那么点事,我已写过几次检查了,总不能真的判我个“与四人帮有关联”吧。
     刚好县上新来了一位书记,我壮起胆子去找,说我发表了多少作品都不审查,偏要审查我的一本没有出版的长篇小说。书记叫郭巨会,知道有这么个案子,也知道我长于写作,是个普通教师,没想到我还发表过许多作品,还去北京参加过电影剧本创作学习班,当下就有了好感。说没什么,解脱吧。又问我有什么要求,我一直想摆脱教书,说我想下乡体验生活,争取写出更好的文学作品。书记说,县上正在组织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队,那你就参加工作队吧。这样,我从学习班解脱出来,直接参加了加楼村的工作队,领队的是县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叫陈家兴,稷山人,跟我算是老乡。在汾西,南边平川县的人,都是老乡。
     就是在下乡期间,看到报上平反冤假错案的报道,我给临猗县委写信,要求平反爷爷的案子。经过一番奔波,在县委书记孙庚午同志的督促下,终于平了反。
     1978年秋天,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应是第三届),县上又要办高考复习班,缺少代语文的老师,我找到贾局长,说我来代吧。他说你不是下乡嘛,我说不下了。他说那太好了,你就去汾西中学代理科班的语文。
     这样,终于在毕业八年后,回到县城中学教书。好些朋友问我,好不容易离开教育系统了,怎么肯主动回去。
     只有我自己知道这是为什么。
     为了我的三弟。
     当年因为家庭出身不好,三弟初中毕业后,不让上高中,在农村劳动了八年。如今可以考大学了,学历太低,在临猗老家,连复习班也进不了。我一代上复习班,马上给三弟去信,叫他来汾西上学。本校教员子弟,连学费也免了。三弟也真是好样的,经过一冬一春的苦读,考上大同师范专科学校。也是这一年,上过高中的四弟考上了南开大学。三弟毕业后,分配到临猗县城关学校,不想教书,正赶上山西大学教育系杨文宪同学来临猗当县长,我给说了一下,调出学校,到县博物馆当了干部。后来杨文宪当了县委书记,又调进县委,当了对台办的副主任。四弟后来出了国,现在是法国一个大学里的教授。
     在汾西中学教书的两年,是我一生最愉快的时光。生产队管的不是那么严了,一到了农闲时间,比如冬天,就把妻子和两个孩子接到汾西,一起生活。记得第一次带孩子出门,在临晋汽车站遇到一个画家,那画家对我们儿子的形象非常感兴趣,说这孩子长的太神气了,尤其是那个脑袋,浑圆而略长,脸儿那样的白净,身子又那样高挑,一定要给他画张像。画好之后,还给身边的几个年轻人讲解。女儿更是一脸喜庆,惹人爱怜。
     妻子与孩子来后的第二天,我遇见门房的一位老师傅,用汾西话说:那是你的汝媳子,我还当是你汝子呢。意思是说,那是我媳妇,而他竟以为是我的女儿呢。后来我拿这话跟妻子开玩笑,妻子斥责我:你就喜欢充大尾巴狼!
     不是我喜欢充大,是我认为,与表妹的婚姻,是我一生里最值得骄傲的事情。两个家庭都因此而获得解脱。如果我还算是有点成就,这块石头还放点光芒的话,这光芒全照在了自家的墙上。

     十、一好一坏两件事

     在汾西十五个年头,分作两段,前面几年在乡下教书,后面几年在县城。在县城的这几年,经历了一好一坏两件事。
     好事是1980年4月到10月,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第五期文学讲习所”。此事对我的直接益处是,学习归来,由马烽和西戎二位老师出面,给省委宣传部打报告,将我从学校调出,安排在汾西县城关公社任副主任,算是挂职深入生活。从此之后,等于享受了专业作家的待遇。
     它的间接效益,要比直接效益大得多。此后二十多年间,让我这个没有大出息的三流作家,忝然以文坛“老上尉”自居而毫无愧色。因为我的同班同学中,光当上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就有四位之多,当了各省作协主席副主席的,一抓一大把。当了中国作协副主席的,该说是将军一流的人物,省里的主席副主席,该是校官了,我的军龄与之相同,自命为老上尉,不能说是妄自尊大吧。每当去了外地,当地的年轻作家若不知韩某是何等人物,我便引诱他们说自己喜欢的作家,比如说到写小说,他或她往往会说到王安忆,或是张抗抗,假如说到后者,这时我便装作不屑的样子说,哦,是抗抗呀,我的小师妹,对方肯定会惊讶,高雅如神仙的张抗抗,怎么会跟这么一个粗俗不堪的家伙同一师门呢。他若憋在心里也还罢了,若说出来,等于又上了一当,我便可以过五关斩六将地吹上一通,惊得对方一愣一愣的,心里直感叹,文坛圣洁地,怎会有这样的主儿。
     坏事是,经历了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一时间全国有四五个省的文学刊物和报纸,批判我的作品。辽宁批的是《转正》,河南批的是《磨盘庄》,甘肃批的是《棉田明月夜》,山西批的是《静夜》,《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的批判文章中都点了我的作品的名。省里跟着上面转,也要行动起来。有位评论家在省委宣传部的动员会上,说了上面这些事,宣传部的领导闻之心喜,原来我们也可以大有作为,当即下命,让我来省城作检查。我来了,住在省作协东边一个小院里。今天宣传部叫,就去了宣传部,明天《山西日报》叫,就去了《山西日报》,后来晋祠宾馆开全省的宣传部长会,也要我在会上作个自我剖析。要说出风头,可是出足了。记得当时的部长叫刘什么,我发言时故意装作结结巴巴的样子,刘部长在一旁直说,别紧张嘛,见我还是紧张的不行,特意起来端了一杯水放在我面前。那是我此生喝过的规格最高的白开水。
     最为可笑的是,我在山西正受着煎熬,河南还派了《莽原》的一个编辑来太原,想让我写篇自我批评文章发在《河南日报》上。这位朋友是我作品的责任编辑,姓杨,一下子想不起名字了,我说:老杨啊,我要过堂在太原府过就行了,还要解到郑州府吗?他一想也是的,不再纠缠,回去覆命去了。
     这件坏事,又出其不意地引出一个好的结果。
     按马烽和西戎二位老师的安排,是要我长期下乡,深入生活,将来好写出惊天动地的作品,这是他们的理念,也是他们的美意,殊不知对我来说,如同判了无期徒刑。在汾西那个地方,我已待了十几年,可说是一天都熬不下去了。我来太原作检查,以马烽和西戎两位老师的思想,污是要清的,但抓清污的典型,怎么也不该抓到韩石山身上。抓了韩石山,让他们脸上也不光彩。这些天一直犹犹豫豫,是不是把韩石山调回来,又觉得人家那里正在批评,他们这里上调,逆风而行总不太好。
     偏偏这时,汾西县委通讯组一个小伙子,为了上稿子,不知轻重,在《山西日报》上发表了一个消息,说韩石山在“清除精神污染”会上,做了个怎样沉痛的检查。我来太原时,给家里说是去开会,给县上也说是去开会,现在家里和县上,都知道我不是开什么会,而是当了清除精神污染的典型。家里是担惊受怕,县上可就异彩纷呈了:有的惋惜,有的同情,有的觉得是报应,爬的高,摔的重,老人们的话一点都不假。
     我把这个情况跟两位老师说了,马烽对西戎说:球,回来吧!
     作家协会就是他们的家,一个书记一个副书记,他俩说啥就是啥。正好那两年,他们手里有现成的专业作家编制,调谁回来不过是吭个声儿的事。下面怎么运作的,我就不知道了,我知道的时候,什么都办好了,同时调回的,还有在原平的成一兄。我要做的,只是拿上省委宣传部的公函,去临汾地区宣传部,再去汾西县委办手续就是了。记得在临汾地区宣传部办手续之前,杨佐植部长还特意跟我谈了一次话,我以为有什么麻烦了,什么都没有,部长只是想跟我说几句勉励的话。前几年,接到一本杨部长的纪念集,才知道老部长原本是个才学之士。
     就这样,1984年秋天,我回到了省作家协会,妻子和儿女“随迁”。这个词语是我在宣传部的公函上看到的,当时看了真是感慨万千,多么难的一件事,在公文上的表达竟这样简便,跟我的付出一点也不相称。我用了十多年的努力,才将妻子和儿女从农村迁到汾西,又由汾西迁到太原,它却只有这么随意的两个字——随迁!
     此前在县里,已为妻子儿女办了转户口的手续,还给妻子解决了工作,没有上班,等着来太原安置。多亏老同学孙涛鼎力相助,先安排在《并州文化》打字,后来老孙调到《城市文学》当主编,她跟上去了管财务。
     现在想来,在汾西的后几年,还是很惬意的。
     记得是1979年,我还在中学,崔巍来看我。当时他正跟一位朋友写长篇,我们一起研究提纲。毕业那年,在阳泉火车站分手后,有两年我们没有联系,后来他写信到韩家场,又联系上了。此后几年间,一直通信不断。我主持《山西文学》的时候,以给写作班编教材的名义,将我俩二十多年的通信编为一本书,就叫《韩石山崔巍通信集》,收了我二百封的样子,收了他一百八十几封,非是他给我的信少,是他保存的仔细,我保存的不仔细。
     也是在中学时,忽然有一天,侯光天学长乘吉普车来看望我。在山大的时候,光天学长是教育系的,高我两个年级。我们在一个楼上住宿。那时我就敬佩他的为人,什么时候都是那样和善,有教养的样子。他能来汾西,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交谈之下方知,毕业后他先在省革命委员会做事,最近被打发到灵石县任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他说,他来灵石后,听说我在这儿,此番来没有别的事,就是想看看我在这儿生活的怎样,顺心不顺心。过后不久,就调到昔阳县任书记去了。再后来,就是晋中地委的副书记了。
     孙涛也去汾西看过我。那时我已去了城关公社。他在《并州文化》当主编,是跟编辑部的一位朋友一起来的,那位朋友叫张文忠,这几年不多见面了。记得他去了,说要在刊物上写一篇我的长文,想去我教过书的地方走走。我给县上要了辆吉普,我们一起去了它支,勍香,还去了老爷顶,记得回来的路上,看着两旁的黄土沟壑,孙涛说,他跟林利利要是分到汾西,他会怎样不好说,利利准会跳崖自杀的,没想到我在这样一个地方一待就是十几年。
     来看望我的,不光有这样的老同学,老朋友,某年过春节前,《人民文学》编辑部派王青风先生来汾西看望过我。第二年春节前,《北京文学》编辑部派刘恒先生来汾西看望过我。现在说起这些,没有一点炫耀的意思,只是想说明,当年这些刊物对一个年轻作者,是多么的器重。我的无能,不该遮蔽当年刊物的一片诚心与苦心。刘恒先生已经是大牌作家,中国作协副主席了,说过去来山西看望过韩某人,对刘先生来说,该不算是辱没吧。
     来到省城,成了专业作家,如同船出夔门,另是一重天地,往后如何扬帆远行,全看自己的本事了。

     十一、感谢时代的赐与

     写书,编刊,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这期间,经历的危厄,也有几次,只是不再像先前那样,“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只有宰割的份儿。不是我的本事大了,是时代进步了。不管别人说什么,我心里深知,在大的时代风雨面前,一个人是多么的渺小,多么的孱弱。早在汾西时期,我就给自己取了个室名,叫潺湲室,取《九歌》里的一句话:“荒忽兮远望,观流水兮潺湲”,意即,自己不过是一股细细的流水而已。好在几十年下来,这股潺潺的流水,总算是没有干涸,还翻出几个不大不小的浪花。
     如今我已老迈,两年前就退休了。日头压山了,劳作了一天的农人,该荷起锄头回家了。大幕正徐徐落下,一个知趣的演员,应当及时转身退场。
     不管是回家还是退场,往后只求远离文坛,若无其人。说“和其光,同其尘”,是故作高雅,过几天安静舒心的日子,则是切实的期盼。当然,也不会饱食终日,坐以待毙,最为想望的,该是从从容容地,看几本先前想看却顾不上看的书,轻轻松松地,写两本早就想写却没时间写的书。如此而已。
     三年前,知道自己退休在即,曾借与龙源期刊网主编对话的机会,大略谈了我几十年的经历与作为,并将文章发在我编的刊物上。作为配图,用了我的一幅毛笔字,放在某页的右下角,写的是我自己诌的一首俚句。我没有让编辑刊出释文,只有我自己知道,这是我对自己一生的概括:
             既贱且辱此一生,
             敢将热血污汗青。
             有种诸公皆富贵,
             无能数我亦不穷。
     经历的越多,越知道自己的无能,渺小。
     混迹文坛这么多年,究其实不过是个三流作家。不是自嘲,前些年过年时,就在门上写过“一级职称三流作家”这样的联语。另一句是“四口之家六人在望”,当时儿女都未成家,盼望来年儿婚女嫁,果然几年之内,先是女儿出阁,后是儿子迎娶,如今连外孙也有了。人生在世,还有什么比看到儿女成人,各执其业,孙辈欢蹦乱跳,更让人欣慰的呢。
     著作定的是作家的级别,家庭定的是人生的级别。谁也挡不住一个既贱且辱,历尽艰辛,也还薄有声名的作家,享受恬淡的人生,尤其是在晚年的时候。
     人生是美好的。感谢时代的赐与。

                                                 二〇〇九年五月七日于潺湲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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