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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怨与超越

结怨李卓吾 刘绍棠与周扬的结怨,看似意外,其实也颇为正常。 1954年,刘绍棠虽还只有18岁,但已在《中国青年报》/textarea>


     结怨李卓吾
     刘绍棠与周扬的结怨,看似意外,其实也颇为正常。
     1954年,刘绍棠虽还只有18岁,但已在《中国青年报》、《光阴日报》等报刊发表多篇作品。1952年发表的小说《青枝绿叶》,不仅被臧克家主持的《新华月报》文艺版转载,还受到时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叶圣陶先生推重,编入高中语文教材第三册;1953年17岁时入了党;出版了第一个短篇小说集《青枝绿叶》;1954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出版第二个小说集《山楂村的歌声》……此时的刘绍棠,完全用得上“春风得意”这个词。
     但就在这一年,刘绍棠与周扬遇上了;周扬当时担任着中央文化部副部长;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是代表中央主管文艺的重要领导人。此时的周扬,据很多人回忆:位高权重,在文艺界十分令人生畏。
刘绍棠当时主要受团中央培养。团中央是做青年工作的,对青年的思想和精神状态较为熟悉,所以也相对宽容。在这种环境中,按刘绍棠后来的话:“我在团中央,一向童言无忌。”因此,到了文艺界,也就不知忌口。当时文艺界会议颇多,刘绍棠头角初露,很受人们瞩目,许多会议都邀请他参加,参加必发言。这些发言,常常仍“童言无忌”。所以当时就给周扬留下不良印象:“不知天高地厚。”
     在1954年的一次座谈会前,周扬见到刘绍棠,便招手让他过去。在交谈中,周扬问刘绍棠是哪里人。刘绍棠回答:通县。周扬一听,便问:读过李卓吾的著作没有?
     李卓吾是明代末期的大学者,他的著作在后世极有影响。由于他晚年流寓通州,在此遭谗被捕,并在狱中自杀。他的遗体,就葬在通州的北关外。刘绍棠当然听说过这位大学者的事迹。但是,当时他年仅18岁,要让他去啃李卓吾的著作,显然不大现实。刘绍棠当时大约也不在乎,便据实告诉周扬:没读过。
     “你这个通县人,怎么连李卓吾的著作也没有读过呢?”周扬一下子变了脸,厉声严词地训斥了起来。
当时的情形,用刘绍棠后来的话形容:“周扬是周瑜的后代,也是美男子。发起脾气,亦如其先祖玉面生威,盛气凌人。”
今天看来,周扬的“陡然变脸”,应该在表达一些积久对刘绍棠“不知天高地厚”的不满。因为这脾气发得有些太快,也太大,并且没有多少道理。
     刘绍棠当时仅18岁,加之颇有创作成绩,心情当然有些对抗。这之后,在多个场合,有机会他便顶撞周扬。1956年春天全国青年创作会上,刘绍棠还在发言中,就文艺界问题闹了一阵,矛头直指周扬。弄得一位大会负责人告状到中央。团中央一位书记要处理刘绍棠,多亏胡耀邦同志保护,他才没有受处分。但胡耀邦也批评刘绍棠不该口出狂言,攻击文艺界领导。
这些因素;加之地位、年龄、性格等方面的差异,便造成了刘绍棠与周扬间较深的积怨。

     “大辩论”后大风波
     1957年,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大鸣大放”空气的鼓励下,刘绍棠结合多年创作实践和自己的研究,一连发表了多篇文章,对文艺思想上的教条主义,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普及与提高关系等问题,提出了一些在今天看来仍值得重视的见解。
     1957年4月号《北京文艺》上,刘绍棠发表了《现实主义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一文。此文中认为:“如果我们的文学事业不受教条主义的严重影响,它是应该而且可能取得更大成就的。”
     那么,在刘绍棠的眼里,文艺中的教条主义理论是咋回事呢:“只单方面强调作品的政治性,而抹杀作品的艺术功能;漠视复杂多彩的生活真实,闭着眼睛质问作家‘难道我们的生活是这样的吗?’”“这种教条主义的戒律,迫使作家不去忠实于生活的真实,而去忠实于要求生活和要求人物的概念;迫使作家忘却艺术的特性;而去完成像其他社会科学那样的教育任务。”
     刘绍棠的艺术见解,对当时的情形,应该说是相当准确的批评。几十年后返回头看,这些见解仍可发人深省。
不仅中国,刘绍棠还结合当时文学上最推崇的苏联作品来谈,认为它们“后来,当只许反映社会主义优越性,服务于抽象的政治宣传目的……于是文学作品开始粉饰太平了,无冲突论风行了,肩二十年的文学事业比前二十年逊色得多了”。
     对于这样的话,周扬的反应可想而知。前段时间出版的《王蒙自传》里;记述有一段他与周扬的谈话,其中就牵涉到刘绍棠的这些观点。当时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发表,引起很大反响。可是1957年2月,李希凡突然在《文汇报》发表长文,批判这篇作品。王蒙当时年轻,也气盛。他便写了一封信,给当时文艺界的主要领导人周扬。周扬在接见王蒙时,曾皱着眉头对王蒙说:有一个表现很不好的青年作家,叫什么呢,他扬言苏联十月革命后的文学成绩不如革命前的,中国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的文学成就不如座谈会前。王蒙在文章里说:“我完全体味到了这个问题的敏感性与严重性。我知道他说的是刘绍棠。”这样的态度,周扬不仅,不仅在与人谈话中表露,后来在文章里,更给了刘绍棠猛烈的回击。
     刘绍棠的言论,在之后“反右”的大背景下,成了人们集中批判、指斥的靶心。除去郭沫若、茅盾;周立波、康濯等著名人物各写专文对刘绍棠予以批判外;周扬在1957年9月16日中共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会议上的讲话,即在文坛有重磅炸弹一般影响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针对刘绍棠的以上言论,给予了严厉地驳斥:
     “刘绍棠也鹦鹉学舌地说苏联文学在近二十年不如前二十年,说我国文学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的十五年来也退化了。”
     “我国的文学,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从来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当做最正确的创作原则,把苏联的作品当做自己的榜样。我们学习苏联的经验;当然不应教条式地、机械地照搬;而应按照本国的具体实际,独立地有分析地加以吸取。由于我们的文学是和最先进的阶级、最先进的思想、最先进的社会制度相联系的;它在短短的期间就有了过去任何时代所不能比拟的巨大发展。右派分子说现在作品少了,戏也少了,一切今不如昔……至于劳动人民所需要的文艺,却不是少了,而是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多;这是除了闭着眼睛说瞎话的右派分子,谁都看得见的事实。”
     周扬的这枚重磅炸弹投下之后,文艺界反响极为强烈,除去一些名家发表读后评论,作家协会还组织有郑振铎、臧克家、陈荒煤、袁水拍、郭小川、林默涵等人参加的,讨论周扬《文艺战线的一场大辩论》的座谈会。由此波及,全国多家报刊发表大量文章,对周扬文章进行应和;…对周扬文中点名的丁玲、冯雪峰、刘绍棠等人,集中火力轮番轰炸……这场“反右”斗争,结果大家都是知道的。丁玲、冯雪峰等人外,年仅21岁的刘绍棠,成了全国鼎鼎大名的“右派”分手。
     之后,刘绍棠自然跌入人生低谷:党籍被开除,右派分子定为三类。戴着沉重帽子过了二十多年。但所幸有乡亲护佑,没有受到多少肉体的磨折。而周扬,在“文革”中,却受到前所未有地冲击。他不仅被戴上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今天人听起来可怕的大帽子,肉体上还遭到很大的摧残。

     解怨李卓吾
     也许正由于此,周扬对自己的过往进行了深刻地反思,精神上与他先前批判过的许多人接近了,作为文艺家的情感方面也得到极大释放。“文革”一结束,周扬便在各种场合,不断向他过去错误批判过的人赔礼道歉。而且常常声泪俱下,获得了人们广泛的谅解。
     “文革”后,刘绍棠的作品开始井喷般地发表。周扬读到之后,也深为所动。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周扬向刘绍棠等人做过赔礼道歉;不久的全国作协座谈会卜:周扬又极为感慨地说:“我过去对刘绍棠了解,听信了一些谣传。看了他的《蒲柳人家》(刘绍棠著名中篇),我承认过去对他估计低了。”
     之后刘绍棠又有几部长篇小说发表,这更增加了周扬对他才华的认可。在一次北京长篇小说座谈会上,周扬在评论刘绍棠作品时说,“刘绍棠已经是创作经验丰富的老作家,他的语言功力是过硬的。我曾给他造成多年的痛苦和污辱,是很对不起他的。”
周扬的这些深刻而动情的反省,也打动了刘绍棠。几十年风雨历练,他对人生也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于此,他也消除了对周扬的积怨。
     历史的巧合有时令人惊叹。刘绍棠与周扬间因李卓吾引发矛盾,最终竟然仍得由这位明代大学者来平复。
     “文革”之后,为更好张扬李卓吾的事迹,纪念他的成就,他晚上的流寓及葬身地通县,准备为其迁葬,重修陵墓。刘绍棠是通县人,也参与其事。李卓吾是大学者,为他题墓碑者,自然也该是有分量的人物才行;刘绍棠想到了周扬。他给周扬写去一信,请其为李卓吾墓题碑。接信后,周扬即请秘书给刘绍棠打电话,欣然表示同意。
     但过了很久,周扬也没有将题字寄来。后来接到周扬秘书的信,告诉说周扬洗澡时摔伤了肋骨,暂时不能握笔,并问是否还等他的题词。刘绍棠回信,告诉说没有另请他人,一直等周的题字。不过几天周扬派人送来了题字:“一代宗师李卓吾先生之墓”,后落“周扬敬题”。周扬的题词,后来镌刻于石碑,矗立于通州西海子公园李卓吾新墓之前。
     接到题词,刘绍棠便复信,代表通县人民向周扬表示感谢。周扬请秘书回信,请刘绍棠到家中一叙。刘绍棠到了安儿胡同一号周扬住宅,眼前的情形,刘绍棠后来留下文字:“看到他已经老态龙钟,风烛瓦霜,往昔的威仪不复存在矣。”
     在这次会面时,周扬再一次向刘绍棠道歉:“你那时年轻呀!我当年冒犯鲁迅先生,也是年轻不懂事呀呀!”说着,竟老泪纵横起来。
     周扬的晚年表现,与先前大异。所以成了一些研究者的课题(已出版有《晚年周扬》专著)。纵观其一生,的确有许多可以令人思索之处。在他过去的怨怼者刘绍棠眼里,晚年周扬的“人性和真情”毕现,甚至“感到他虽然当宫多年,骨子里还是文人”。
     现在周扬和刘绍棠已成古人,但他们的文学成绩,人生历程,仍得人们关注或思索。刘绍棠后来评周扬:“我觉得他有点像瞿秋白,一生也是一场‘历史的误会’。”这算是亲历者对周扬一生的一种认识吧!那么刘绍棠呢?读了他大量清新质朴的乡土著作之后,回想他一生经历及与周扬之间的纠葛,他们彼此最终对恩怨的超越,对我们的人生,是否也有可以借鉴的有益启示呢?
     (原载《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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