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建情报司
外交部情报司(后更名新闻司)成立于1949年11月8日,这一天正是周恩来总理召开外交部成立大会的日子。同年12月26日,政务院第11次政务会议通过任命了外交部各部门的负责人,母亲龚澎被任命为情报司司长。
从此,母亲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14年,她是建部初期十几名正司级以上干部中唯一的女性,也是外交部至今为止担任司级职位最长的干部。1964年母亲升任部长助理后仍然主管新闻司的工作。
当年情报司的工作职责是这样确定的:(1)负责与外交工作有关的公开情报的收集、分析和写出报告;(2)有关外交业务的图书报刊的收集、管理;(3)负责联络和管理外国新闻记者及外国通讯社。
建部初期,李克农副部长曾主管情报司的工作。有一次母亲正忙得不可开交就怕被人打扰的时候,办公室的电话铃声突然响起,她拿起听筒不客气地问道:“你是谁?”对方不紧不慢地回答:“敝姓李。”母亲猛醒,原来是李部长!同事们知道后都乐了。有一篇文章是这样回忆的:
“我们谈到新闻司的创建及其早期工作时,不能不特别想起一个人,那就是前面总提到的龚澎同志。她既是新闻司的创建人,也是对外新闻工作的奠基者。从组建班子,建立机构,确立工作职责和业务范围,制定方针政策并有效地开展工作,都是在她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正是由于她具有非凡的组织与实干才能,惊人的魄力,才在周总理兼外长的直接领导下,创建了一个崭新的新闻司。她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人们永远忘记不了她。”
外交部是一个藏龙卧虎、人才济济的地方,我们从当年建部时的人员名单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很多都是经过战争考验的高级将领和老资格,他们有着多年的党龄和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
作为知识分子型的干部,母亲对自己处的地位有着清醒的认识,她常说,她和父亲没有在战场上立过战功,他们只是周总理身边的普通工作人员。所以,只有更加努力地工作,虚心地向其他老同志学习。她还向我讲述过一些前辈的戎马生涯和不凡经历。
母亲是一个活跃而头脑清晰冷静的人。从一开始她就要求情报司的工作质量要具有国际专业化水平。她常提起毛泽东的那句话,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为了事业母亲倾注了自己毕生的热忱,不管是在工作中还是对身边的亲人和朋友,她是一个奉献自己的人。从迈进外交部这一天起,母亲就与新中国外交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制定新法规
清晨,母亲推开办公室的窗户,阳光洒在苍翠的柏树上,不知名的小鸟在歌唱,她露出了欣喜的微笑,未来就像晨曦中的阳光,充满着朝气和希望,她要为新中国外交部建立起一流的情报司。母亲的脑海里久久萦绕着周总理在建部大会上的那番讲话:过去我们只是接触过一些外国记者和马歇尔的代表团,还不是全面的战斗。而现在,“我们是代表国家,一切都要正规化,堂堂正正地打正规战”,“要建立中国自己的外交学!”
新成立的人民政府要求,与我国有外交关系的国家方可在中国境内派驻新闻机构和常驻记者。按照毛泽东“另起炉灶”的精神,新闻司要“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对已在中国的外国记者和新闻机构重新进行登记,这是一项细致的工作。
北平解放后,原驻国民党政府的西方新闻机构与外国记者纷纷撤离了中国,设在上海的《密勒氏报》曾在原地留守工作了一段时间,由于中美之间没有外交来往,他们最后也离开了中国。最后留在中国的外国记者共有十几人,已在北京的外国通讯社只有塔斯社一家。
当时到新闻司进行重新登记的也主要是苏联记者,其中有塔斯社《真理报》、《共青团报》等报社的记者。
1949年10月16日,苏联首任驻华大使罗申向毛泽东主席递交国书。不久,保加利亚、波兰等社会主义国家纷纷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兄弟党报的记者率先来到了北京。第一个派到中国的外国常驻记者是朝鲜《中央通讯社》的记者,后来是意大利共产党 《团结报》记者。直至1950年4月,缅甸、印度、英国、锡兰、丹麦、阿富汗、芬兰、越南、瑞典、巴基斯坦、瑞士、荷兰、印尼等国先后宣布承认新中国,各国新闻工作者相继派驻中国。
随着对外邦交的正常化,记者工作已经成为一部重头戏。为此,有关部门急需制定一套与新中国外交政策相对应的法规。早在白区工作时,母亲就是一位富有经验的对外宣传工作者,和创办新闻司的调研工作一样,她为新闻司处理外国记者事务和为国际宣传参加把关确立了一整套规则和工作方法。此刻,母亲正根据上级的要求着手起草一份关于管理外国记者有关规定的文件。
几个月后,一系列有效的工作规范在新闻司相继搭建起来。1950年7月,《外交部关于颁发外国记者登记证暂行条例》正式公布,这个有关新闻工作的第一部法规是周恩来总理批准的。以后三十几年逐年完善修改,形成了现在的《外国记者在华工作指南》。
1952年7月4日发表的第一版《外国记者登记证的暂行条例》的主要条款中规定: “外国记者在中国境内执行职务时,应呈请本部情报司发给外国记者登记证……
“如有违反我国法令行为,或对我国有歪曲事实之报道时,本部情报司得随时取消其登记证。
“登记证只能证明外国记者之身份,不得作旅行护照及其他证明之用……” 根据我国政府对所在国的外交政策和该新闻机构的对华态度,对来自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不同政治倾向的记者分别采取各有侧重的方针,这是审批外国记者来华必须掌握的政策。从条例中制定的细则中不难看出,这部新建的法规凝结着老新闻司人的努力和智慧。他们为未来铺垫了一条崭新的路。
建部初期,情报司还制定了一系列与工作紧密相关的条例,例如《外交部情报司关于英国工党访华代表团记者的初步管理方案》、《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记者的管理办法》等等。
最初,接待外国记者的具体事宜由国际新闻局负责,1952年以后,这部分工作都归并到了新闻司。 新闻发言的奠基人
早在重庆时期,母亲就担当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新闻发布官。
共和国的新闻发言人展现在世界舞台上始于上世纪50年代。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母亲与黄华同志作为中国政府的新闻发言人举行了多场记者招待会。为了阐述一国的外交政策和主张,新闻发言人必须站在自己国家的立场上,充分表述所要表达的观点,他们的一言一行代表着新中国的形象。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1965年河北大学毕业的戴严被分配到外交部工作。就在这时,一位分到唐山的老同学急匆匆找到他,恳切地请求说:“咱们换一下吧!你去唐山,我去外交部!我敬佩外交部的乔冠华和龚澎,我期待能够在他们的手下工作,将来我要像龚澎那样也当一名新闻发布官。”戴严表示没有意见,不过他得通过校领导来解决。由于档案早已送交各单位,最终没有换成。不过这位同学对龚澎的崇敬之情却令他十分感动。
建部初始,我国政府只有在重要代表团出国访问时才设立专门的新闻发言人,平时新闻司与外国记者的联系都是通过打电话进行的,遇到我国政府有重大声明,则通过报纸和广播对外发消息。具体操作是这样进行的:先由地区司起草相关文稿,然后上报给部领导和周总理,待批示下发后,文件转到新闻司,主管部门在核实盖章之后即分别通知《人民日报》社和新华社,限定时间对外公开发表,文件则交由通讯大队派专人送出。一般情况下,都是晚上广播,第二天见报。因此,当时的新闻发布都是“闻其声或阅其文而不见其人”的。不过,从长远来说,这样开展工作还是有诸多不便。
母亲一直希望借鉴国外有价值的新闻框架为我们自己所用,她多次对新闻司的同行们谈起自己的设想:能不能找个地方,在北京建立一个国际记者俱乐部。我们可以为各国新闻同行提供相应的条件与材料。记者们可以在一起喝咖啡、聊天、打网球、查资料、交换信息、举行相关的新闻活动,还可以发布新闻,也为培养年轻的发言人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为此,母亲做出了许多的具体筹划。她建议记者俱乐部的地点就因地制宜设在当时位于台基厂8号的国际俱乐部内。然而,因为历史原因和各种政治运动的干扰,母亲提出的设想和计划直到49年之后才得以实现,北京终于有了“新闻工作者之家”。
母亲一直设想,能够培养年轻同志成为外交部的新闻发言人。在平时的工作中,她尽量为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人提供这方面的锻炼机会,并想方设法为新闻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创造各种有利的空间。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外交部发言人制度最终在1983年正式建立起来,从此,一代又一代发言人被人们所熟知。
1987年新闻司专项设立了这个职能部门。新闻司里人才辈出,出了两任部长。当时被母亲称为有作为的年轻人后来成为挑大梁的司长和资深的新闻工作专家,新闻发言人制度向着更加完善的步伐迈进,此时新闻司已经经历了几代人的变迁。
近年我有幸参加了新闻司新老同志联欢会,这已是母亲去世以后三十多年的日子了。望着大屏幕上一张张生动的展示,新闻司里如今战果辉煌,人才济济。现代化传媒手段已从印刷时代发展跨入瞬息变化的信息时代。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在京的常驻外国记者已经达到数百名之多。工作不久的大学生对世界格局的变化和风云人物如数家珍。不久,宽大的银幕上出现了母亲在记者招待会上的照片,一位年轻人站起来说,这是新闻司的第一任司长龚澎老师。我轻轻地对九泉之下的亲人说,妈妈！我替你来到新闻司了！
大家都希望我说点什么,此刻我只想到一句话,如果母亲能活到今天,看到新闻司的事业这么兴旺发达,一定会非常欣慰非常高兴的！
愿妈妈在天之灵得到安息,这里已是桃李满天下！ 三月八日雪花飘飘
春节后我有两周都没收到妈妈的信,直到我收到一封妈妈写的信封,由爸爸写的短信:
都儿:近来我和你妈妈的工作很忙,特别是你妈妈,她的身体不太好,所以有一阵子没有写信给你,现在由我来给你写信。
我们都很惦记你,特别是你妈妈,你写来的每一封信,她都考虑很久,怎么给你回信能够更好的帮助你认识实际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我的工作很多,你妈妈生病,鱼缸里的热带鱼好久没有换水了,我们把它们分送给了院子里的邻居。这几天北京有寒流,刮起了6级大风,天气非常冷,你妈妈怕你收不到信会着急。为了赶上下一班寄信的时间,她顶着大风跑到我们门口的小铺子给你寄信。你要多体谅大人的辛苦。
爸爸 文革的巨大冲击和工作的劳累,使妈妈一直得不到很好的休息与睡眠。我和哥哥都下乡了,家里也少了帮手,很多事情都需要妈妈亲自来料理。妈妈总是说要照顾好爸爸的身体,可是谁也没想到,在文革开始后短短的二三年内,母亲的身体状况急剧下降。
在妈妈小小的门诊病历上记录着她吃过的降压灵、心痛定、硝酸甘油、安眠酮、速可眠、安定……小抽屉里堆满她的药袋子。
1969年年底,妈妈除了经常头晕乏力之外,偏头疼的症状逐渐明显起来。50岁出头,这正是一个人进入中年,身体发生调节变更的时候。尽管医疗条件不如现在,如果细心调理,是完全可以渡过这一关的。然而,在那样一个极左思潮泛滥的特殊年代里,整个社会已经改变了正常的秩序和思维方式,医院里也不是世外桃源。走资派在社会上是得不到重视的,好不容易去一次医院,除了看病之外,还要看造反派的脸色。
不久,妈妈的身体出现了许多先兆,持续剧烈而难以忍受的偏头疼是最明显的症状。位置基本都固定在左侧颞叶,吃止痛药已经不太有效了。每当发作时妈妈经常用手指按压穴位来缓解疼痛。近来她还感到后背顺着脊柱方向有阵阵异样发凉的感觉。根据有经验的人总结,这已是蛛网膜下腔出血的警报。
几天之后,妈妈晕厥在家里,恰好前一天哥哥刚从东北农村回来探亲。 1970年3月8日,北京的初春寒意未尽。这是哥哥从丹东农场回到北京探亲的第二天。为了方便照顾妈妈,哥哥特意在她的床边支起了那张深绿色的帆布行军床。
妈妈下班后感到十分疲惫,大约晚上10点左右,她越发感到头晕乏力,便回到卧室准备早些休息,谁知刚躺下去,妈妈说了一句,不好!整个人就晕过去了。正在一旁整理床铺的哥哥见状,立即跳起来喊正在隔壁客厅看书的爸爸,快!打电话!叫北京医院急救车!
爸爸猛然听到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整个人几乎都瘫了,他抑制住内心巨大的悲伤,急忙拨电话联系外交部值班室,然后焦急地守候在妈妈身边。前几天哥哥刚在部队里学了急救知识,他马上口对口地给母亲做人工呼吸。不一会儿,北京医院的急救车赶来了。医护人员立即取出氧气瓶给妈妈吸氧,然后把她抬上担架火速送往医院。从那一天起,妈妈再也没回家。
这时,天上纷纷扬扬下起了多少年罕见的大雪,雪花漫天飞舞,街面上一片白茫茫。老天爷也动容了!
经过急救治疗之后,妈妈从晕厥中苏醒了过来。重病的妈妈躺在病床上对看望他的程叔叔(爸爸的秘书)说,我现在心里最惦记的一件事,就是想尽快看到远在千里之外的女儿!
回到办公室,程叔叔马上与我在内蒙古的单位取得了联系。第二天我接到了上级的通知:给我几天假回去看看老母亲。同事们很快帮我买到了火车票,顾不上多问为什么,我一路飞奔回家。
妈妈急诊入院后被收治在一间大病室,经过周恩来总理的特别关照,院方很快把她转到了北楼三层干部病房。 妈妈是重病病人,每天24小时有特别护理,医生只准我们见面半个小时。我去看她时,妈妈正躺在床上闭目养神,她的脸显得很苍白,这已经是她住院的第五天了。当看到女儿穿着军装,戴着红五星的帽子出现在面前时,妈妈让身边的护士赶紧把病床摇起来,她半靠在枕头上兴奋地望着我,脸上露出宽慰的笑容,两只黑眸子里闪动着温馨的光亮。
女护士半开玩笑地对妈妈说,你天天就是念叨女儿,天天就是念叨女儿,今天女儿真的来了,这回该高兴了吧!妈妈深深地出了一口长气说:“哎!女儿来了就好了!见到女儿我的病就好了一半!心病好了,剩下就是医疗的事情了。”
此时的妈妈好像不是躺在床上的一个重病人。
不知不觉时间已经过了点儿,护士看看手表说,你妈妈累了,不要让她太激动。下次你们再谈。妈妈依依不舍地看着我说,明天早一点来吧!
见面的时间总是很短。妈妈是特别护理的重病人,她需要安心静养和治疗,护士让我暂时离开病房。妈妈虚弱地靠在枕头上,微笑着向我轻轻点点头,直到我离开她的视线。
一周后,我的大姨龚普生从湖南干校赶了回来。因为在稻田里劳动,她的腿部有个伤口红肿没有愈合,医院怕引起感染,又怕妈妈和大姨相见会太激动,所以暂时没让她们见面,这成了以后永远的遗憾。 重托
妈妈在医院住院清醒的日子里似乎有某种预感,她料想到了今后有可能发生的不测。就在这生命最后极有限的时间里,妈妈仍然惦念着工作,惦念着爸爸、哥哥和我。
妈妈首先向秘书和有关同志交代了自己所负责的工作。在病情稍趋稳定的日子里,她还要和爸爸单独谈谈万一以后的嘱托。
可是妈妈刚刚张口,爸爸就泪流满面,几乎不能自制,谈话无法进行下去, “达令!达令!不要说了!”爸爸大声哽咽着:“达令!我们不谈这些了!你一定会好的!我们不会分开的!”
妈妈试图谈到万一自己遭到不测后,爸爸以后的生活选择和今后的安排,可是爸爸泣不成声:“达令!你不要说了!我们不谈这些了!达令!我们不会分开的,我们永远都不会分开的!”
第二天下午,妈妈利用自己病情尚稳定的空档,准备再次和爸爸冷静地谈谈。可是谈话还是无法进行下去。恰巧那天我从妈妈的病房走过,只见病房的门轻轻掩着,里面传出爸爸一阵阵呜咽声,妈妈和爸爸在谈什么呢?为什么爸爸这么伤心呢?我悄悄向病房里面望去,只见妈妈躺在病床上,爸爸守在床边,他们四目深情的对望着,妈妈依然很沉静,可爸爸却泪流满面,他悲恸欲绝地对妈妈说,达令!我们不会分开的,我们永远也不会分开!你不要说了,达令!我们不谈这些了!不谈这些了!当爸爸意识到我站在门口时,他站起身,用手绢擦着眼泪,边说边扶着门低头从我身边匆匆走出了病房。
尽管已经意识到自己很可能即将和自己相依为命的亲人永别,妈妈仍然和往日一样慈祥。她又叫来不满25岁的哥哥,认真交待了她对全家以防万一的嘱咐。
妈妈先谈了对哥哥的嘱托。她希望哥哥和女朋友的婚事定下来,当着妈妈的面领取结婚证,这样就了却她的一桩心事。
妈妈又对哥哥谈到了爸爸和我。妈妈说,你爸爸很有才华,但在政治上没有经验,你一定要多多帮助他;你妹妹年纪还小,将来她需要找一个能够对她非常好、非常真诚的人,你的朋友多,有合适的机会多帮她留意。
哥哥压制着内心巨大的悲痛,坚强地面对母亲最后的托付。
我佩服我的妈妈,因为在她身上有一种坚忍不拔的东西,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仍然镇定自若。
早在1969年我下乡之前,妈妈已多次想和我谈谈“万一”的情况。刚开始我都不在意,哪个母亲不叮嘱孩子几句呢!可是,当我发现妈妈憔悴的脸上非常严肃认真的样子,我才感到事情绝非玩笑。而我绝想不到将来的“不测风云”是会如此快的来临。
妈妈说,可是我不在了呢,如果我死了呢?如果有一天你没有家了呢?我顿时怔住了,看看妈妈,不会啊!妈妈你不会死的!这问题离我像天书一样遥远。可妈妈仍继续说下去。对于生和死,妈妈似乎早有成熟的想法。
望着妈妈睿智而慈祥的面容,我突然发现她的脸色有些发暗,身体似乎很虚弱。我大哭起来:不!妈妈不死,妈妈不死!我的妈妈永远不会死!妈妈,以后我能独立,你不要说了!以后不许你再说这句话!我会独立的,我一定会独立的!以后我一定不会让你生气失望的!我们说好,以后永远不再说这个字,妈妈,我就求您这一次了!好吗?
从此以后,妈妈再也没有向我提起过这个话题。直到她重病在身,她和爸爸哥哥都谈了万一以后的事情和对我的希望。可是面对我,妈妈一直都是微笑着,没有眼泪,没有忧伤,也从不抱怨,她的身上散发着活力。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妈妈都没有和我谈过一句她生病的话题。她一直遵守着对我的诺言。
在医院的病房里,我们全家人轮流守护在妈妈身边。有一次,妈妈对哥哥讲起她童年在广东生活的情景,她说特别想吃小时候经常在广东吃的蚝。当然,这在当时只能是幻想一下了。 周恩来探视:冠华同志．你要坚强一些!
妈妈这次发病的起因是蛛网膜下腔少量出血,经过近一个月的治疗,病情逐渐趋于稳定,脑系科主任的脸上露出了少有的笑容。主治医生说,下周妈妈可以试着下地,然后可以回家休息了。原来的那些担忧似乎是多余的,我觉得终于可以松口气了!
我和爸爸约定好,等妈妈出院一回家,我们就去隆福寺的小花店买回那盆仙客来花,放在家里迎接妈妈!我是多么希望早一些把这盆花抱回来呀!等我们买回仙客来花的时候,温暖幸福的日子又会重新回到我的身边！
4月初,妈妈很快就要出院了,我也该回内蒙古了,可是爸爸没有我这么轻松,他不愿意我这么早回去,爸爸对我说,你妈妈还没完全好呢!你先不要回去,我们再等等吧!等她完全脱离危险了,回到家里再说,你也多陪陪妈妈,现在我们一家人谁也不要离开。爸爸似乎还是忧心忡忡的。
那时,妈妈因为一直卧床引起便秘,每天排便时都非常吃力痛苦,可是她的血压偏高,不适宜天天作灌肠。前几章我曾提到妈妈重庆时期结识的朋友史大夫,解放后她在协和医院任中医科主任,在得知母亲重病的消息后,她立即赶到了病房。史大夫建议院方使用中医中药治疗便秘,却因为当时的种种限制而没有被采用。
就这样一次次屏气用力,妈妈痛苦呻吟的声音至今在我耳边回荡着,后来,就因为这一个小小的护理环节疏忽大意,妈妈由于便秘而引起脑部第二次出血,这次出血比上次严重多了——这是1970年的4月10日。
几十年后重提旧事,史大夫仍旧抑制不住心中的悲伤:太可惜了!龚澎这么好的人走得实在是太可惜了!
妈妈昏迷过去再也没有醒过来。她的脑血管再次出血,由此引起的脑水肿颅内压增高需要紧急开颅手术,爸爸痛苦地守候在病房里无法下决心。最后周总理作了决定,手术还有一线希望,不手术就没有希望。
手术那天我们全家都等候在电梯旁边,爸爸难过得几乎站不起来了,哥哥搀扶着他等候着母亲的病车进入手术室。我顿时意识到这其实就是一次生离死别,大姨紧紧拽着我的胳膊,当妈妈躺在手术车上被推到我们身边的时候,那是一种撕心裂肺的感觉,全家都控制不住心中的悲痛,放声痛哭起来。
电梯门轻轻关上了,宣武医院的王忠诚教授等人为妈妈作了开颅手术,取出了部分血肿,可是,母亲再没有苏醒过来。
得知妈妈做了开颅手术的消息之后,周恩来总理很快来到医院专程探望妈妈。这一天张颖阿姨刚巧也来了,她陪着周总理轻轻走进了病房。
周总理神情庄重地来到妈妈的身旁亲自为她把脉,他关切地注视着妈妈消瘦的脸,默默在她的病床前站了十多分钟。周伯伯向主管医生详细询问了妈妈的病情和抢救措施之后,又来到我们陪住的房间看望了爸爸和我们全家。大姨、我和哥哥都站起来迎接周伯伯,爸爸挺起身子坐在床上,他已经站不起来了。
见到总理走进来,爸爸就像孩子见到家长一样,靠在床栏上放声痛哭,龚澎不行了!我实在受不了啦!
周总理走到爸爸身边,他的神情十分沉痛,见爸爸悲痛得无法自制,便镇定地对他说,冠华同志,你是共产党员,要坚强一些!还有孩子们在这里呢!
爸爸极力控制着自己激动的情绪。周总理又走过来和大姨、哥哥谈话,后来他似乎想起了什么,就问身边的人,龚澎到北京以后又生了一个女儿,她现在北京吗?我走过去叫了一声周伯伯,告诉他我在内蒙古当兵。周伯伯慈祥亲切地和我握手,他看着穿着军装的我说:“噢!你还是一个解放军战士呢!”
此时正值文革艰难岁月,很多老同志还在干校,周总理看望妈妈的消息很快传出,这对处在困境中的广大干部是极大的安慰,大家感到这也是对他们的爱护。
作者简介:乔松都，女，毕业于天津医科大学，后任解放军262医院军医。20世纪80年代赴法学习，90年代赴美国学习。现在国务院所属单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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