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艺生涯

我这里唤姣儿早上学院家虽贫学不辍古有格言

——选自马派名剧《清风亭》

马 龙

1901年，“庚子之乱”的第二年，大清王朝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国力衰竭，山河破碎，风雨飘摇，大厦将倾。帝都北京城失去了往日的辉煌气象。就在这年的正月初十，马连良出生在北京阜成门外檀家道一个普通城市平民家庭。他的降生，并未给家里带来欣喜，因为当时马家的生活已经相当拮据。在这战乱频仍的动荡年代，家里多一张嘴，就意味着多一份不安和辛劳。马连良出生时，家里只盼这孩子能平安长大，根本就不曾想到日后能出人头地。

1950年马连良与张大千等人于香港

马家是一个回民大家庭，世代信奉伊斯兰教。马连良的父亲叫马西园，娶妻马氏。马氏病故后，又续弦满氏，育四男一女。长子早殇，次子春轩，三子连良，乳名叫三赏儿，幼女慧敏及幼子连贵。满氏也是穷人家出身，是人称德胜外“鸡子满家”的女儿。持家勤俭，办事果断，对子女管教甚严。而马西园本人则性情温和，慈眉善目，恪守教规，一心向主。他除了赚钱养家之外，还十分热心于回民的公益事业，乐于助人。马连良就成长在这样一个慈父严母的家庭环境中，他的性格特征打上了深刻的家族烙印。他之所以后来能成为一代京剧大师，与他出生时的家庭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早在清咸丰年间，马连良的祖父就定居北京。当时京城居住的回民人口才五六万人，属典型的少数民族。历史上，由于清政府曾对回族起义进行过多次武装镇压，大批逃难的回民四处流散，择地而居，到清末已很难形成反抗的势力。流散的回民势单力孤，备受压迫歧视，过着逆来顺受的生活。京城的回民同样地过着“大分散，小聚居”的日子。他们分散在京城各地，以各地的清真寺为中心，聚集在一起。京城有几处回民居住相对集中的区域，如牛街、花市、齐化门(今朝阳门)、德胜门外等地。回民在清代甚至清以前多不参加科举进身仕途，因此回族人中官宦人家并不多，有钱有势者更是凤毛麟角。由于血脉中有经营、谋划之才，回族人多以营商为业。20世纪初京城回民中主要有“白、马、金、邓”四大家族，富庶殷实，为人称道。

京城回民有两大特征：其一，由于人口少又互相通婚，彼此之间常有亲戚关系，被形象地比喻为“缠头亲”。北京人形容远亲时喜说“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这在京城回民当中却不适用；其二，姓氏集中。故多在姓氏之前加一“小批儿”，以示区别。较有名的有廊房头条“金店李家”，以经营金银首饰闻名。牛街“驴子孙家”，贩驴起家，后业航运。“珠子沙家”，垄断性专供皇家用珠。花市“古玩李家”、“玉器铁家”等，均为京城知名商家。在回族中，大门大户，发达之家毕竟是少数，其余大多是小商小贩、小业主等穷苦人家，生活境遇远不如京城的满汉人家，故世人皆称之为“穷回回”。

“回回手中两把刀，一把卖羊肉，一把卖切糕。”这就是说，回民主要以做小买卖和勤行为谋生手段。虽然从事的都是体力劳动，但是回民受伊斯兰教义的影响，对清洁卫生非常重视，在京城内以干净整洁而著称。卖切糕的木头推车永远用碱水洗出白碴儿，车上的铜活擦得锃亮，看着就洁净，给食客以万分的信赖。据晚清沈太侔《东华琐录》记载，阜成门内锦什坊街有一推车卖羊肉的回民，如遇有泥潭，用手持车的两端，有数百斤重，抬起离地二尺有余，轻捷地飞身越过，成为当地一奇观，可见回民爱清洁的程度。

马连良祖父马永祥就是于勤行出身，所谓勤行就是饮食业。他共生有七个孩子，六男一女。分别名为马西园、马心如、马昆山、马振东、五子名不详，马沛霖及幼女，后称哈马氏。马永祥故去后，留给七个孩子一份祖产，即阜成门外马家经营的“门马茶馆”。这家茶馆因设有“清音桌”，常有戏迷、票友在此大唱西皮二黄，专业演员如金秀山、德珺如等常来喝茶并演唱。这二位一个是花面大家，一位是小生翘楚，在当时都是响当当的头路大角儿。“门马茶馆”也算当时有一定艺术凝聚力的票房之一，马家也被人称之为“门马家”。

此时京剧艺术的发展经历了从民间到宫廷，再从宫廷回归民间的过程，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成熟阶段。以“伶界大王”谭鑫培为首的一班优秀京剧艺人正大红大紫，如日中天。进宫承差，为西太后和光绪皇帝演出，如同家常便饭，他们被称为“内廷供奉”。这在世人眼里，是莫大的荣耀。特别是谭鑫培，他一改过去须生直腔直调，声宏宽响的唱法，创立了低回婉转的巧腔甜腔，为慈禧所赏识，听谭唱戏已成了她不可或缺的享受之一。西太后还赏赐谭鑫培四品顶戴，对朝中大小官员称谭为“谭贝勒”、“谭大王”等都予以默许，不加干涉，给予了谭极高的地位。

常言道：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京城内外的人们，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没有不好唱两句“杨延辉坐宫院自思自叹”的，谭派戏迷遍布各地。当年“大老板”程长庚认为谭腔过于甜软柔媚，近于凄凉，并预言“此乃亡国之音”!虽然这句话逐渐地被应验，可朝廷的景状颓败至此，人们除了用谭腔来宣泄胸中的郁闷以外，又有何良策呢?“国家兴亡谁管得，满城争唱叫天儿”正是这个时代的真实写照。

1957年马连良与子女们在中山公园合影

在如此强烈的艺术氛围之下，马西园等老哥儿六个都被熏陶得喜好京戏了，而且都能够来上两段。日子过得虽然清苦，可苦中作乐也是一大精神解脱。子承父业，老哥儿六个也都从事于勤行，同时照应着茶馆的生意。日子长了，马家兄弟和来茶馆的艺人、票友也都混熟了。一日戏班儿的爷们半逗半认真地与马家哥儿几个说：“平常你们净伺候我们了，今儿客人少，闲着也是闲着，我们哥儿几个也伺候你们一回。马大爷来一段吧，我们傍着您!”马西园腼腆得不知所措，连忙推辞：“我不行，不行，要唱让我们老三唱吧。”三爷马昆山在众人热切要求之下，大大方方，直工直令地唱了一段《摘缨会》。开始大家都抱着玩的心态，谁也没把这位马三爷当回事，可不唱不知道，一唱吓一跳。“好!”几位专业的角儿们和众票友齐声喝彩：“这马家门真是藏龙卧虎啊!昆山，你都能下海了!”“您别逗了，我这两下子都是跟您学的。”没过几日，众票友总撺掇马昆山唱，他也不推辞，一来二去，马昆山会的戏就露了不少。一天几位角儿推心置腹地与马昆山聊了起来：“昆山，你是不是以为我们跟您逗哏呢，你的玩意儿地道，跟我们一块儿干吧，下海!”马家哥儿几个这才知道，原来三爷的水平真够“下海”的资格，没有不高兴的。唱戏挣钱多，不但能让一家老小过上安生的日子，而且还能山南海北地云游四方，增长见识，多过瘾呢!可是不行，要让北京的老回回亲戚知道马昆山下海唱戏，马家天天都得被人戳脊梁骨。回民的传统观念认为，唱戏就不是回回应该干的职业。因为穆斯林只有安拉才是惟一应该顶礼膜拜的真主，而唱戏这行在后台要拜祖师爷，前台上又化妆、勾脸，时不时还要下跪，拜拜帝王将相、各路神仙，这都是伤“伊玛尼”的事，就是指破坏了回族的宗教信仰，所以不能干。另外，当戏子毕竟是“下九流”的贱业，为世人所不齿。在中国社会传统的四堕民“娼优隶卒”中，唱戏的还排在妓女的后面。戏班的人曾无奈地自嘲：“咱们管窑姐儿还得叫声姨儿哪。”马昆山把他的难处说了，有人开导他：“你唱戏养家，靠本事吃饭，天经地义!总比眼看着一大家子人受穷挨饿强。有没有真主，在你心里，不在乎别人怎么说!”马昆山何尝不想下海唱戏帮补家里呀，只是碍于坊间的闲话，怕伤及家人。老哥儿六个商量之后，想出了个高招，决定让三爷昆山先到上海尝试一下。这一招进可攻退可守，倒也两全。于是马昆山踏上了南下的火车。

马昆山到上海之后，没费多少周折，竟然以票友出身在戏班里唱上了二路老生。时常来个《洪羊洞》中的八贤王，《珠帘寨》里的程敬思等二路活儿，并以擅长王帽戏在上海滩站住了脚，非常不易。等把白花花的银子汇到北京后，老回回亲戚们才知道，原来唱戏比干勤行和做小买卖强多了，真挣钱呀!随着当时社会上西风东进，思想也日渐开放，老辈们也逐渐地接受了现实。

马昆山又将其四弟振东、六弟沛霖约到了上海，正式“下海”。振东唱小生，沛霖唱丑角。北京这边主要靠大哥西园维持。虽然兄弟们在上海挣了钱，可北京的日子也没好到哪里去。主要是马家人丁兴旺，各家添丁进口，开销也就大了。于是马昆山又把大哥的次子马春轩、二哥的长子马春樵、四弟的长子马四立、大嫂的娘家内侄马春甫等全接到上海，让他们进了当地的小金台科班学戏。从此，在马昆山的带动之下，马家两代人均在上海走上了从艺的道路，马连良以后从艺多受其三伯影响。京城的回民下海从艺，马昆山不是第一人，也是前辈了。他让回民血脉中能歌善舞的特质，通过京剧艺术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后辈的京剧演员中多回族，不应忘却马昆山等老前辈的引领。

同其父辈一样，马连良自幼受到“门马茶馆”里的京戏熏陶。咿呀学语之时，耳朵里就灌满了西皮二黄。等能说会道了，嘴里的哼唱自然就有了京戏的味儿。马连良五岁时，就被送入阜外三里河清真寺所办的学堂念书，诵读《古兰经》。和他一起读书的都是周围回民人家的孩子，他的同窗好友之一赵炳南，后来成了北京中医医院的院长。他上学时经常路过一家破败的老戏园子，叫“阜成园”。当时“宝胜和”戏班常在那里演戏，一听到锣鼓点响，马连良这两条腿就想往戏园子里跑，终于有一天实在忍不住逃学了，第一次看了场真正的大戏。其中有杨瑞亭的《战太平》，崔灵芝和冯黑灯的《因果手报》等，年幼的马连良一下子被舞台上的艺术魔力所征服。从此以后曲不离口，等会的戏多了，戏瘾也越来越大。

他的三伯马昆山见侄子对戏特别“魔怔”、入迷，整天哼哼唧唧的，小大人儿一般，就向大哥建议：“我看三赏儿是块唱戏的料，您让他也学戏吧，将来准有出息!”马西园已有次子春轩习小生，他对学戏多少有些了解，那不叫学戏，叫“打戏”。哪个学戏的孩子，不是遍体鳞伤的。即使是这样打出来，也不一定能成好角儿，俗话说：“三年能出一个状元，十年出不了一个戏子。”三赏儿从小聪明可爱，人又懂事，马西园实在不忍让他去学戏，还是先念书再说。

人算不如天算，世道日趋艰难。门马茶馆的生意实在无法维持下去了，马西园只好干起了卖洋灯罩(煤油灯罩)的小买卖。马连良从小心重，眼见家境越来越差，就与父亲商量：“还是听三伯的，让我学戏去吧。人家又管吃，又管穿，还能挣点零花钱，将来我一定成好角儿，奉养您二老!”马西园心酸地说：“儿啊，你真懂事，别怨爸爸心狠，咱们先试试吧!”

当时学戏有三种形式：其一，请人教戏。家中有钱的请先生给孩子教戏，每月付给先生“月规”；其二，坐科学艺。进科班后，不用交钱，科班管吃管住，接受七年的严格训练，如坐七年大狱；其三，手把徒弟。也不用花钱，把孩子“写”给师父，满师后多少年内还要给师父效力。如程砚秋、张君秋等就是采取这种方法学艺的。马西园选择了第三种方式，把马连良送到一个叫樊顺福的先生家，先学戏试试。这位先生倒不太爱打人，可是特别爱骂人。有一回他儿子偷了他的钱，他没完没了地“砸灯罩子”(骂人谐音)，整骂了一天一夜。马西园一看着急了，心想这可不行，玩意儿没学着，再把我们孩子教坏了，这种先生品行不好，咱不试了。

马连良从樊家离开不久，有内行人士张子潜先生给马西园介绍，喜连成科班的叶春善社长可是个公正忠厚之人，为人谦逊，崇尚道德。其社中弟子一个个都谨慎自好，专心技艺，否则在社中不能立足。张子潜称叶教学办事，公私分明，廉洁自重，身上绝无戏班中人的不良恶习，堪称梨园界之君子!马西园听说后十分高兴，心想跟着这样的师父，孩子才能走正道。

另外，“喜连成”科班一贯重视尊重回教，以前曾有个别戏班在演戏之时，因某些戏词中带有对回教歧视不敬之意，引发了京城中的穆斯林捣毁戏园子的事件。因此，“喜连成”总教习萧长华先生特别告诫丑角演员，在现场抓哏时要特别慎重，禁止信口开河，以免引起回教观众的误会。

在“喜连成”，所有回教学生的伙食与其他学生严格分开，饭、菜、碗、筷等都另备。学校制订纪律，要求学生之间互相尊重，不许歧视，违者必罚。尽量在生活上给予回教学生方便。让回教学生的家长对叶、萧二位深信不疑，他们把孩子送到“喜连成”学戏非常放心。马西园基于上述理由，三思之后，决定把儿子送入叶春善主持的“喜连成”科班。

宣统二年正月十五，马西园带着儿子三赏儿去了前门大栅栏里的广德楼戏园子，见到了“喜连成”的社长叶春善先生。叶社长把这个孩子上下仔细端详了一下，说了句：“这孩子长相不错，先让他学武生看看成不成?”马家这个“三赏儿”从此就算是入了“喜连成”。等散戏之后，随着大队人马回到了科班。由于教师和师兄们没有任何交待，马连良又是第一次独自离开家门，在外面与陌生人从未打过交道，心中甚感不安与惶恐，就这样惴惴不安地过了一夜。

入科的第二天，叶春善先生把马连良叫到身边问道：“在家里学过戏没有?能唱一段吗?”于是马连良就唱了《清官册》里“听谯楼打罢了四更时分”一段，叶说：“嗓子不错，让他文武两门抱吧，还是先学武生!”

进入“喜连成”后，排二科“连”字辈。总教习萧长华先生为之起名“连良”，号“温如”。从此有了学名“马连良”，而乳名“三赏儿”逐渐被人淡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