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洒泪忆龚澎

我认识龚澎是在“一二·九”运动初期,那时她叫龚维航,已是燕大学生自治会的执行委员兼财务部长了。当时学生自治会在同学们中威信是很高的,她是孼/textarea>

     我认识龚澎是在“一二·九”运动初期,那时她叫龚维航,已是燕大学生自治会的执行委员兼财务部长了。当时学生自治会在同学们中威信是很高的,她是学生会中的负责人之一,班级又比我高,我当然尊重她。“一二·九”游行那一天,燕大同学共出动了6个大队,每队90人,她是大队长之一,当警察在高粱桥阻拦学生队伍的时候,她带头大喝一声“冲啊!”突破了警察的防线,使我更佩服她。“一二·一六”的前夕,成立示威游行的敢死队,第一个报名的又是龚澎,她那种无畏的精神使我对她感到钦敬。
     “一二·九”游行之后罢课期间,学生自治会成立了课外活动委员会,下设华北专题研究会、时事研究会、青年问题座谈会、宣传处(处内有对外宣传组、出版组等5个组),由龚澎担任课外活动委员会主席,每日繁忙地做许多工作。我和她的交往从此时开始,我觉得她是一个对于工作非常负责、对人非常真诚热情的人。
     回想当年“一二·九”运动中的燕京同学,谁也不能不承认她是一个卓越的学生领袖,她是燕大同学的光荣,她是燕大同学的骄傲。
     抗日战争开始以后她到了延安,在马列学院担任翻译工作。不久,即随朱总司令到山西抗日前线八路军总司令部做秘书工作,后来周恩来同志担任国民党地区的我党首席代表,龚澎又随周恩来同志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做国际统战工作,从此一直是周恩来同志身边一个得力的助手,为时长达30年之久。全国解放后外交部成立,周总理兼任外交部长,调龚澎担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兼任情报司(即新闻司前身)司长。因为她长期跟随总理,直接受总理的领导和培养,学习到许多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使她逐渐成为一个能力很强的外交战士。对我印象最深的是在“文化大革命”那几年,我们都被“造反派”当作迫害的对象,共同经受惊涛骇浪。她高尚的品质和对党对总理对陈毅同志的忠诚使我怎么也忘不了。下面,我很自然地要多写一些她在这个时期的事情。
     “造反派”在外交部夺权之后,我们好像一群被敌人打散了失去联系的“地下党员”。但是,共同的思想感情和共同的心愿,使我们很快就聚集在一起谈话。我们一天总要见面两三次,多的达五六次。有时是急急忙忙地通个消息,晚上常常谈到深夜。我们有时是慷慨激昂地痛骂,有时是冷静客观地分析。真正的志同道合,可贵的同志情谊,使我们聚到一起时无话不谈。但这是非法的“秘密串联”啊!随着运动的风云变幻,有时我们的“串联”被迫停止,但是很快我们又悄悄地更秘密地集合起来了。多次集合,多次停止。但“秘密”终于暴露了,造反派分别拷问我们:“你们是不是经常串联?”“是。”“一星期几次?”“总有两三次。”我们事先没有“串供”,但答复却完全一致。过后,当我们谈起此事时,大家不禁哈哈大笑,龚澎同志笑得最厉害,她斩钉截铁地说:“对这些人就是不能说实话。”
     龚澎同志从1940年起就在周总理身边工作,她对总理有无比深厚的感情;她对陈毅部长的赤胆忠心令人钦敬;对那些反总理,打倒陈毅的“老干部”和形形色色的投机分子十分愤恨。她曾经多次愤怒地批评一位错误地批评过周总理的老同志,亲自质问他为什么喊“打倒陈毅”的口号时要举手?为什么要说“陈毅是外事口最大的走资派”?当那位私自召集全部大使、司长以上干部开会号召大家起来“造反”的老干部被捕时,她竟然冲上去给了这个人一个大耳光。平时十分厚道的龚澎这时却如此奔放起来,她的爱憎是何等的分明!
     龚澎同志政治上十分坚定,顽强。“文化大革命”中她被抄家后,室内墙壁上被涂满了“打倒陈毅”、“打倒三反分子龚澎”的大字标语,她长时间不让粉刷掉这些口号。她冷笑着坚定地说:“让它们留下作纪念。”抄家的人要她划清“界限”,她回答说:“我没有什么界限要划清的。”抄家的人要她背语录,她就背起“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乔冠华同志被揪走后,有一天秘密打电话问龚澎,“造反派”逼他写材料怎么办?龚澎答复说:“不要写任何东西,你要是写了东西,就不要再进家门。”
     在那艰难的日子里,龚澎同志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人的事,没有伤害过任何一个战友。相反的,她总是不忘记用一切办法,用各种斗争方式去帮助别的同志,不怕自己承担责任和风险。当批斗一位同志是“假党员”时,有人逼龚澎同志表态,她默不做声,就是不表态。在批斗一些老同志“里通外国”时,她坚持真理,从不随声附和。“九十一人大字报”(是外交部91位大使、司长以上的领导干部联合写的一张保卫党、保卫周总理、保卫陈毅同志的大字报)的签名者被猛烈批斗时,龚澎同志毫无畏惧地承认自己是“没有签名的签名者”。事实也确是这样。当时我们由于某种考虑,没有让龚澎同志签名,可是这时她已为我们起草好一份比“九十一人大字报”态度更加鲜明地批判极“左”思潮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由于“九十一人大字报”已受到批判才没有贴出去。
     我个人对于龚澎同志这种高尚品德感受尤深。我的检讨多次没有“过关”,自己茫然无法执笔,当时龚澎同志有病在身,但她不顾自己的健康和风险,到我家里连夜代我写检讨,直至凌晨4时。后来,龚澎同志被“解放”了。军代表要把我作为反对毛主席检讨得好的典型,在全部大会上作检查,然后立即给我恢复工作。我理所当然地拒绝了这个要求,接着,恐怖袭来了,我得知他们又要把我作为镇压的典型,我立即设法把这个情况告知龚澎同志。经过她的“营救”,我方得平安无事。
     1970年,我在干校劳动,突然传来龚澎病危的消息。我很想请假回京探视,但是,这怎么可能呢?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怎么可能获准请假呢?这时有个朋友从北京来信告诉我:“龚澎同志完全昏迷了,她实际上已经逝世了。”我除了暗中饮泣之外,又有什么办法呢?后来,“龚澎同志于1970年9月20日病逝”的噩耗终于传来了!我万万没有想到我下放干校时,龚澎同志到车站给大家送行悄悄地绕到我跟前说了一声“半年后再见!”这话竟是她留给我的最后的语言!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关心爱护所有的干部。对长期跟随他工作的龚澎同志自然也很关心。后来我才得知,龚澎住院不久,周总理就亲自到医院探视,总理坐在龚澎同志的病榻旁,亲自为龚澎同志号脉。龚澎同志已面临着一个严重的抉择:或者是立即进行脑部开刀手术,或者是等待着很快的死亡。周总理下决心给龚澎动手术,他亲自指示组成了抢救小组,邀请了北京的各医院会诊,指定了执刀的医生,聘请北京医院四位最好的专科医生日夜抢救。但这一切努力还是没有把龚澎的生命挽救过来。
     周总理对龚澎政治上、工作上要求极其严格,生活上照顾周到细微。尤其在“文化大革命”中对龚澎的保护更是人尽皆知。当“三反分子”的大字报突然铺天盖地向龚澎同志袭来的时候,总理在外交部的一次集会上没有看到龚澎,就关切地问:“龚澎来了没有?”这时龚澎正在会场后面的一个角落里。总理叫她坐到前排,亲切地,也愠然地问:“你怎么可能是三反分子呢?”总理又问了龚澎几个问题,龚澎却是所答非所问。总理惊奇了:“平时精明强干对答如流的龚澎,今天怎么这样迷迷糊糊呢?”总理又亲切地问:“龚澎,你今天是怎么回事?”“总理!我刚吃了很多的安眠药。”原来她被斗了一整天,刚吃过安眠药正想去睡一觉,这时总理默然不语了。
     一天,龚澎病了,医生开了休息两天的假条,当龚澎向“造反派”请假时,“造反派”把假条撕毁了。不知总理怎么得知此事,立即通知让龚澎休息四天。
     总理啊!龚澎不愧是您的好学生,您对龚澎的爱护是对我们最好的教育,您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怎样爱护干部的榜样。
     安息吧,龚澎同志!我们的挚友和战友!你永远安详地安息吧,你的高尚品质将永远地感染着我们。

     作者简介:柯华,1916年生,副部长级资深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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