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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在安徽的岁月

第一章 省委第一书记的泪与火 上任前,有中央领导问:“万里哪里去了?”上任后,安徽的官员也问:“万书记哪里去了\/textarea>


     第一章  省委第一书记的泪与火
     上任前,有中央领导问:“万里哪里去了?”上任后,安徽的官员也问:“万书记哪里去了?”

     1977年春夏之交,北京的政治气氛和当时的天气一样,很快就由冷转暖了,粉碎“四人帮”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会议,一个省一个省,一个部一个部地解决存在的问题。在解决安徽问题的会议上,决定改组安徽省委,组成新的省委领导班子。以万里为第一书记、顾卓新、赵守一为书记。
     然而,此时人们却找不到万里。中央组织部的人问万里家里,家人不知道他在哪儿,问万里任第一副部长的轻工业部,得到的回答是也不清楚。一位中央负责人火了:万里哪里去了?怎么能找不到他?
     有人说,他对把他从铁道部长降职为轻工部副部长有意见,根本不想到轻工部上班;也有人说,粉碎“四人帮”后,他看到了希望,准备东山再起呢!
     几经周折,铁道部值班室终于在营口找到了他。
     他怎么跑到营口去了?为什么在铁道系统找到了他?
     ——这要从上世纪70年代邓小平复出后的全面整顿说起。在异常艰难的情况下,邓小平把突破口选在国民经济大动脉铁路上。在周恩来总理的支持下,他大胆起用万里。在1975年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万里被任命为铁道部部长。上任后,铁道部机关找不到万里了。他雷厉风行,首先来到打派仗十分严重的徐州分局,以邓小平审阅修改、毛泽东亲自圈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为“尚方宝剑”,批极左,批派性,一个月就见成效;再转战南昌(分局)、长沙(田心电力机车厂),坚决调整领导班子;接着回师郑州(路局),稳定局势,使几近半瘫痪的铁路运输恢复生机。当时流传的民谣是:“火车正了点,钢铁增了产,卫星上了天!”
     随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全面展开,邓小平“三落”——被“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万里也跟着“两下”——被免去铁道部长的职务。因而出现了“万里检讨,火车乱跑;万里一倒,火车不跑”的说法。
     ……
     万里再次受命,出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到合肥后不久,人们又找不到他了——机关没有,住处也没有。找秘书也找不到,只是有人传说新来的省委第一书记“微服私访”去了,至于去了哪里,谁也说不清楚。
     “我用了三四个月的时间到农村去,”万里回忆说:“我下去调查,轻车简从,一般是一部小车,三两个人,事先不打招呼,说走就走,随时可停,直接到村到户。这样才能了解到真实情况。那几个月,我不开会,不作指示,不提口号,只是看、听、问,越看越听越问心情越沉重……”
     这次下乡之前,他听说了农村的一些情况,也知道有些地方老百姓的生活相当困难,但没有想到大部分地区的贫困程度会那样叫人触目惊心,甚至令他痛心地落泪。
     在肥东县,万里走进一个姓张的农户家。
     ——这家有两个大人、五个小孩。黑乎乎的土坯屋子里空空荡荡,破炕蓆上只有一床看不清原来花纹的破被子。
     万里问:“就一床被?”
     主人说:“有被盖就不错了。”
     万里再问:“一床被七个人怎么盖?”
     回答是:“凑合着呗。”
     外屋灶上一口有缺口的锅,盖着稻草编织的锅盖。万里揭开锅盖一看,锅里是地瓜面和胡萝卜缨子煮的糊糊粥。
     他欲言又止,走出门后对随行的人说:“整个家当可用一根木棒撅走。”
     车子来到定远县卢桥,万里看见路边有一个挑担的农民,就对司机说:“停车,和这个老乡聊聊。”
     老乡身着破旧的空心棉袄,好像是正往地里挑粪,说话有气无力的。万里问他家里的情况,以及有什么要求。这位老乡拍拍肚皮说:“没有别的,只要吃饱肚子就行了。”再问还有什么别的要求,他再次拍拍肚皮说:“这里边少装些山芋干子。”
     事后,万里说:“我这个长期在城市工作的干部,虽然不能说对农村的贫困毫无所闻,但是到农村一具体接触,还是非常受刺激。原来农民的生活水平这么低啊,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的样子。淮北、皖东有些穷村,门、窗都是泥土坯的,连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
     他还说:“中国的农民太好了,他们的要求这样低,可就连这点最起码的要求都没有得到满足。”
     在大别山“将军县”金寨,万里受到了更大的震撼——
     在金寨县燕子河山区,他来到一位红军烈属家里,一进门就看见一位老人和两个姑娘蹲在锅灶口。万里同他们打招呼,一连喊了几声老人都未动身。
     当地村干部告诉老人,这是新来的省委第一书记,老人才缓缓地站起来。万里惊讶了,这人居然没有穿裤子,光着下半身。
     “你家有几口人?”
     “四口人,我们夫妻俩和两个闺女。”
     “孩子呢?”
     一位衣着褴褛的中年妇女从里屋出来,指指屋里,只见土炕上蜷缩着两个十几岁的姑娘。村干部说:“别叫了,她们也没有裤子,天气太冷,只能在炕上取暖。”
     万里眼一酸,泪水夺眶而出……
     这天中午,他的心情很不好,难过地对秘书说:“当年老区人民抛头颅洒热血,为革命做出了巨大牺牲,可今天还食不果腹、衣不遮体。新中国成立都28年了,没想到老百姓竟然穷到这种地步……我不能不问,这是什么原因?这能算是社会主义吗?人民公社到底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农民的积极性都没有啦?”
     也就在这一天,万里决定给金寨县拨救济款120万元,棉花14.5万斤,棉布18万尺,粮食50万斤。他对当地领导说:“这笔救济物资要尽快发下去,让老百姓弄床被盖,弄条棉裤穿,买点油盐酱醋,吃顿饱饭!”
     他知道,这也是没有办法的救急办法,只靠救济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里的贫困问题的。
     离开金寨后不久,他的身影又出现在凤阳街头。他要看看这个朱元璋的老家为什么会出现集体讨饭的事情。
     1977年冬天,安徽省委接连收到沿海等地方的电话电报,要求派人去接“盲流”,而这些“盲流”多是凤阳县的。万里叫有关部门统计一下,凤阳县到底有多少人在外边讨饭?得到的回答是有13000多人。凤阳县委也采取过多种硬性措施,诸如:党员带头要饭要开除党籍,干部带头要饭就立即撤职。然而,这些硬性指示,都无济于事。外出逃荒的浪潮仍波涛汹涌。
     到凤阳那天,他们正好看见一群一伙衣着破破烂烂的农民赶往火车站,一问都是要扒车外出讨饭的。
     万里到几个村子去调查,在梨园公社前进生产队,看到10户人家就有4户没有门,3户没有水缸,5户没有桌子。生产队长家10口人,只有1床被子,7个饭碗。他们不出去讨饭又怎么生存呢……
     他是带着一肚子怒气和火气回到省城的。
     省委专门召开会议,研究如何解决凤阳农民外流讨饭问题,有人说,“凤阳是朱元障的老家,历史上就有外出讨饭的传统!那里农民冬天外出讨饭已经成为‘习惯’了。”
     万里气愤地站了起来,用手使劲拍打着桌子:“说这种话没有半点阶级感情!数九寒天,你也带着老婆孩子讨一趟饭试试!”
“没听说过讨饭还有什么习惯?讲这种话的人立场站到哪里去了?什么感情?我就不相信谁有粮食吃还会去讨饭。我们的农民是勤奋的,是能吃苦的,是要脸面的,只要能够吃得饱,他们是不会去讨饭的。问题是那里条件并不坏,他们为什么吃不饱饭?我们的各级领导一定要把这作为头等大事来抓。”
万      里越说越激动:“社会主义还要饭,那叫什么社会主义,解放快30年了,老百姓还这么穷,社会主义优越性哪里去了!无产阶级是因为受穷才革命,革命不是为了受穷,要是为了受穷,还革命干什么?我们不能以牺牲人民的利益和生命来换取‘社会主义’,那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绝不是让人民挨饿受穷,而是让人民活得更美好……我们共产党人怎么可以不关心群众的吃饭问题呢?谁不解决群众吃饭问题,谁就会垮台!”

     第二章  省委书记的胆与识
     突破“禁区”的第一个举动,既不是邓小平的授意,也不是谁一拍脑袋想出来的,而是被严酷的现实逼出来的。

     说到万里的胆识,首先就要说到安徽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也就是所谓“省委《六条》”。今天我们看这份文件,似乎也找不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内容,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出台这些政策规定的确是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六条》中许多规定都涉及到了“原则问题”,可以说是跨越了“红线”,突破了“禁区”。
     那时,报刊电台电视台都在宣传抓纲治国,大干快上。在农村,继续开展普及“大寨县运动”,1977年冬天中共中央发出49号文件,明确提出“今冬明春要把10%的生产队过渡到大队核算。”省委《六条》内容许多都在禁区之中,例如提出“以生产为中心”是同抓阶级斗争方针不相符的,提出“生产队可以搞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同“学大寨”精神是相违背的,提出“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同“过渡到大队核算”则是唱对台戏的。
     这样一份文件是怎样出来的呢?久经政治风波的万里怎么有这样的胆略呢?事后他说过,到农村看到的情况太刺激人了,当时就认定“非另找出路不可!”
     从农村回省城,他便找顾卓新、赵守一等领导同志交换意见。
     “真没有想到会穷成这个样子!”几个主要领导人都感到解决农村、农民问题,到了非要拿出新的办法来不可的地步。他们决定派省农委政策研究室的周曰礼去作专题调查研究,尽快拿出切实可行的政策性意见,起草出一个适合实际情况的文件来。
     之所以派周曰礼去,是因为万里上任后,曾经和他有过一次深入的长谈。他们原先并不认识,万里只是知道周曰礼是曾希圣的秘书。
     那次,周曰礼非常坦诚地告诉新来的书记,现在农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农民到了消极怠工的状态。男劳力上工打扑克,女劳力上工纳鞋底。“头遍哨子不买账,二遍哨子伸头望,三遍哨子慢慢晃”。出现这种情况说到底就是政策问题,是人和土地的问题。“一大二公”的政策把农民卡得过死,农民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而且开始离别故土大批逃荒,安徽已成为闻名全国的讨饭大省。这实际上是自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以来,推行“一大二公”、“大呼隆”生产管理体制的恶果,主要表现在穷过渡、平均主义、一刀切、强迫命令、瞎指挥、排斥商品经济上。
     这次,周曰礼带着农委政策研究室的全体同志分赴全省各地,开始大规模调查。经过近3个月的时间,他们起草了一份《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草案)》。这份文件共6条,主要内容是强调农村一切工作要以生产为中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允许农民搞正当的家庭副业;强调分配要兑现,减轻生产队和社员的负担,粮食分配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正当的家庭副业,社员可以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产品,在完成国家的派购任务后,除了国家有特殊限制的以外,可以拿到集市上出售;生产队实行责任制,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可以责任到人等等。
     省委常委讨论过后,起草者再下去征求意见修改。经过几上几下,拿出了一个“草案”。1977年10月,万里决定把《六条》拿到省委召开的农村工作会议上,让与会的县委书记认真计论。
     一石激起千层浪,两种完全不同的意见针锋相对——
     支持者认为,《六条》符合安徽的实际情况,反映了老百姓的心声,是解决农业困局的重要出路。
     反对者认为,这是和上头推行的“农业学大寨”精神对着干的。是多年来反复批判的“三自一包”,是刮起新的“单干风”,这样下去要犯方向路线错误.
     还有相当多的人心有余悸,不说话,不表态,不吭声。
     万里深深感到“极左”的思想势力,他下定决心,就是再难也要往前推进一步,哪怕是很小的一步。那天,他以省委第一书记的身份讲话,开门见山地说:“农村的中心问题是把农业生产搞好,各级领导、各个部门,都要着眼于发展农业生产。集体经济要巩固、发展,还必须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使人民生活不断有所改善。凡是阻碍生产发展的做法和政策都是错误的……农业政策怎么搞好,管理怎么搞好,主要应当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
     他还强调,我们现在是拨乱反正,既然是拨乱反正,我们都没有经验,如何搞,主要靠在实践中去创造。如果事事都要靠中央现成的东西,那还要我们这些领导干部做什么呢?大家要发扬创造性,不要怕犯错误。
     《六条》又一次进行修改,大多数人同意了这个被称为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出现的第一份关于农村政策的开拓性文件。《六条》以省委的名义下发后,很快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各地迅速搞起了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
     与此同时,万里进一步感受到来自中央和外省的压力。
     1978年初,党中央决定召开全国“普及大寨县”的现场会议。要求各省的第一书记参加。经过反复权衡,他决定不去。
     他回忆说:“实际上那时候我们已抛弃了‘学大寨’的那一套,而且开始用行动批大寨了。我们认定,大寨那一套办法不能够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而是压制了农民的积极性,所以不能继续学大寨那一套,而必须改弦更张,用新的政策、新的办法去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当前的农业生产力主要是手工工具,靠农民的两只手,而手是脑子指挥的,农民思想不通,没有积极性,手怎么会勤快呢?生产怎么会提高呢?我们不能按全国这一套办,又不能到会上去说,说也没有用。怎么办才好呢?按通知,这个会应该由省委第一把手去,我找了个借口没有去,让书记赵守一代表我去。我对他说,你去了光听光看,什么也不要说。大寨这一套,安徽的农民不拥护,我们不能学,也学不起,当然我们也不能公开反对。你就是不发言、不吭气,回来以后也不必传达。总之,我们不能只看领导眼色行事,必须对本省人民负责,在我们权力范围内做我们自己应该做、能够做的事情,继续坚决贯彻《六条》。
     在万里看来,大寨本来是个好典型。特别是周总理总结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等那几条应当认真学习,发扬光大。但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毛主席号召全国学大寨,要树这面红旗,事情就走到反面去了。
     他曾经说过,中国这么大,农村的条件千差万别,只学一个典型,只念大寨“一本经”,这本身就不科学,就不实事求是。何况这时学大寨,并不是学它如何搞农业生产,搞山区建设,而主要是学它如何把阶级斗争的弦绷紧,如何“大批促大干”。农村“四清”中,曾提出基层“四不清”干部有走资派做后台,后来又提出官僚主义者阶级的问题,党内资产阶级的问题,逐步形成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有些人就吹捧大寨不是生产典型,而是政治典型,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典型。大寨也自我膨胀,以为自己事事正确,一切正确,一贯正确,把“左”倾错误恶性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成为“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的工具。
     因此,他也就必然和主张继续学大寨,搞一大二公的同志发生矛盾。他和省委的几个老同志说:“我们是凭着良心,硬着头皮走下去,大不了第二次被打倒”。

     第三章  冒险的一步棋
     1978年的大旱,使万里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借地度荒”。他知道,这冒险的一招会给安徽农村带来什么,但没有料到来势会如此之猛。

     1978年的秋天,安徽遇到10个月没下雨的严重干旱。河水断流,塘库干涸,土地龟裂,全省有6000多万亩农田受灾,400万人口的地区人畜吃水困难,在最严重的地方,可以看到找水的野兔渴死在公路边……
     万里到凤阳等地查看灾情后,心急如焚地给北京打电话。他利用自己在北京工作多年的关系,向北京市的有关部门求援,调了70多个打井队到安徽抗旱救灾,同时调集部队100多辆汽车拉水,解决农户和牲畜饮水……
     打井队很快立起井架,打了100多眼机井,但这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大面积的干旱问题。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如何把麦子种上,成了当务之急,而当时大集体的秋种速度十分缓慢……
     万里十分着急,召集常委会,研究对策。他说:“关键是把所有人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我们几个就是天天不睡觉,麦子也种不上”。也就是在这个会上,安徽省委迈出了冒险的一步——“借地度荒”——借一部分土地给社员种麦。鼓励社员多种“保命麦”。
     省委的这一动作,和肥西山南地区的群众想到了一起,柿树公社997人的黄花大队以抗旱、“借地度荒”为名,于1978年9月18日,将997亩小麦和49亩油菜的种植任务,分别落实到各个承包户主名下;山南公社馆西大队小井庄生产队则把全队的153亩田地悄悄地全部包到农户头上。
     黄花大队和小井庄生产队的做法,很快收到成效。田地里一片繁忙景象,大家各显身手,地干了,牛耕不动,社员们就日夜用铁锹挖,用榔头打,跑几里路挑水点种小麦。缺劳动力的人家,就请亲戚朋友相助。结果是秋种的进度很快,质量很好。据统计,山南区在较短的时间内共种植小麦8万亩,大麦2万亩,油菜4万7千亩,超过正常年景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种植面积2倍之多。
     “借地度荒”推动起来的是一种形式的包产到户,——将集体的土地分别承包到农户,变集体统一组织劳动和集中管理,为由农户分别承担不同地块的劳动和管理。但是,整个生产的经济核算和收益分配仍然由集体组织统一进行。
     与肥西山南区包产到户有所不同的是,凤阳县梨园公社严岗大队小岗生产队搞的是“大包干”。所谓“大包干”,就是农户对承包土地上的产出,不必再交由集体组织去搞统一核算和统一分配,而是直接承担起每份承包土地应向国家缴纳的税收和收购任务,并向集体组织交纳土地的承包费。这种“大包干”最受农民的欢迎,他们说:“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小岗生产队是凤阳县梨园公社中最穷的一个生产队。一开始,县委推广了包干到组的做法,全队20户人家分成4个作业组,但小岗村组织不起来,又分成8个组,还是搞不好。在这种情况下,社员们不断寻找新的办法,有人斗胆提议干脆搞包干到户,立即得到大家的一致赞成。于是,小岗的农民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也可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搞起了分田到户大包干。
     笔者所供职的单位出版的《昆仑》杂志当年曾经发表了王立新所写的报告文学,详细描述了发生在小岗的故事——

     这天是1978年11月24日下午,天空刚刚下过一场冻雨,乌云低垂,寒气逼人,太阳早躲到云层后边去了,害怕得不敢出来。
     地点就在严立学家那破旧的茅屋里,挤满了愁眉苦脸的18个农民。
     会议由严俊昌坐阵,严宏昌主持,首先通报了公社党委不仅卡种卡肥还要查实问罪的严重情况和严峻事态。
     严宏昌说:“我们小岗生产队干部之所以要偷偷地搞‘包产到户’,目的是使各家各户能有一碗饭吃,并不是为了自己!中央不准‘包产到户’、‘分田单干’,要是让上级知道喽,就是犯罪,就要坐牢,就要杀头,就要死掉!……”
     面面相觑,鸦雀无声,气氛相当沉闷。
     不知过了多久,传出了一个苍老而低沉的声音,年过6旬的老人严国昌说话了:“你们放心,这样搞下去,保证能搞到饭吃!不过……不过,你们倒霉肯定不轻,会打成‘现行反革命’,那可就惨喽!”
     又一位6旬老人严家芝接着说:“要是真的倒了霉,你们一家老小不就成问题了么!”
     沉默终于被打破了!
     愤懑难抑的社员们七嘴八舌呼喊起来:“你们要是倒霉,我们帮助把你们的小孩养到18岁!……”
     “全生产队养着!”
     “各家各户养着!”
     “……”
     全场沸腾了。
     一个共和国极普通的乡村,为了种地,为了糊口,竟甘愿轮流抚养生产队干部的一家老小,的确是令人欲悲无泪的传奇!
     3个生产队干部在逃荒中都未流过泪,今天面对如此舍身相护的群众,泪如泉涌,抑制不住了。
     严宏昌抹抹泪花,口语坚定地大声说:“既然大家这样支持我们,就是杀头也要把‘包产到户’搞下去,死也值得,屁话没有!咱们小岗现在穷到底了,再搞‘大呼隆’肯定搞不到吃的,生产队没有一头牛可以耕地,没有一分钱可以买农具,只有一张犁还断了。农民不能种地,还叫什么农民?如果‘包产到户’起码有吃的!咱们条件不高,只要有吃的有穿的就行!你们没听上边有的干部怎么说咱们小岗人么?人有脸,树有皮,你们小岗只知道外出讨饭,连脸都不要了!非得把你们像牛马一样,拴上绳子,扎上笼头,左手拿枪,右手拿棍子,把你们赶回到社会主义道路上去!’你们想一想,我们有人,我们有地,连自己养活自己还办不到么?这几年咱们净吃国家的返销粮了,我们要求实行‘包产到户’以后,确实增了产,就要向国家作贡献!不能再忍心吃救济了。如果你们同意这样干,咱们就立下几条保证,算是字据!”
     “放心吧!如果你们因为‘包产到户’被搞死了,我们一定会把你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就像对待我们自己的孩子一样!”
     “别说了,快立字据吧!”
     “……”
     人们又七嘴八舌地呼喊起来。
     严宏昌掏出钢笔很快就在一张纸上写好了一份协议书,然后,一字一句地念道——
     “1978年12月,地点:严立华家。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此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能在(再)向回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你们谁要同意,就签字盖章!……”
     “同意!”
     “同意!”
     “……”
     严宏昌把协议书和红色印泥放在一张破旧的桌子上,然后,第一个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并盖了章。
     接着,包括生产队干部在内的18户21人争先恐后地站起来涌到桌前,用粗壮的食指在殷红的印泥中有力地按了按,把一簇簇硬茧托起的沉重指纹,依次按在协议书的下面。
     他们是:关连珠、关友德、严立富、严立华、严国昌、严立坤、严金冒、严家芝、关友章、严学昌、韩国云、关在江、严立学、严俊昌、严美昌、严宏昌、严付昌、严家其、严国品、关友坤。

     全队517亩土地按人包到户,10头耕牛评好价,两户包一头;国家农副产品交售任务、还贷任务、公共积累和各类人员的补助款,按人包干到户;包干任务完成后,剩下多少都归自己。这就是尔后推广到全国的包干到户生产责任制。
     “借地种麦”这个口子一开,就如长江之水天上来,再也收不回去了,借地给农民的决策产生了强烈反响和连锁反应,直接诱发了全省农民“大包干”的浪潮。
     ——有些地方不只是让农民包了三分地,而是五分六分,有的一夜之间把所有的土地分光了。
     ——被外省称为“盲流”的农民听说每人分了三分地,一传十,十传百,不约而同地赶回了久别的家乡,屡禁不止的外出讨饭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肥西等几个县有的领导却慌了,担心“复辟资本主义”的罪名落到自己的头上,开会发指示号召分了田的农民再重新组织起来。
     面对这种局面,省委《六条》中明文规定的“不准包产到户、不准联产计酬”显然要被突破。是因守“六条”,还是让群众的实践来丰富和调整自己?万里在省委常委会议上表态:“我主张应当让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在小范围内试验一下,利大于弊,暂不宣传、不登报、不推广,秋后总结了再说。如果试验成功,当然最好;如果试验失败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滑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也不可怕,我们有办法把他们拉回来。即使收不到粮食,省委负责调粮食给他们吃。”
     决心之大由此可见一斑,接着他跑到山南公社,在群众座谈会上听到了不少基层干部过去负债累累、包产到户后基本上不借债了的情况,非常高兴。有的群众问,包产到户能搞多久?他回答说:“只要能增产增收增贡献,你们要搞多久就搞多久!”
     老天不负有心人,包产到户结硕果。这一年,肥西县山南区获得空前大丰收,仅夏季小麦总产量就达3000万斤,比1978年增产了两倍,上缴国家1980万斤,仅一季就超额完成全年定购任务(任务为1870万斤)。而没有包产到户前,该区每年夏季只上缴国家100万斤左右小麦。1979年全县全年粮食产量比1978年增长13.6%,向国家净贡献粮食是1978年的3倍。这一年,肥西县向国家贡献粮食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被国家商业部评为售粮百家先进县和百名油脂销售大县,荣获金质奖杯。
     小岗生产队实行大包干,同样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生产一年大变样。全队破天荒地向国家交售粮食近3万斤、油料2万斤,人均留储备粮1000多斤,留公积金150多元。一年大翻身,老超支户变成了进钱户,原来远近闻名的“乞丐村”变为名副其实的“冒尖村”。

   

     第四章  在激烈争论中
     争论加剧,责难接踵而至。《人民日报》的编者按如同兜头一瓢冷水,浇到了安徽农民的头上。关键时刻,他们听到了万里的声音。

     1979年早春,乍暖还寒。
     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关于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座谈会。会议由国务院副总理、国家农委主任王任重和副主任杜润生主持,广东、吉林、湖南、四川、福建、山东、安徽等7个省农村工作部门的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安徽作为率先实行包产到组和包产到户的省份,派省农委周曰礼和全椒县县委书记王杰参加会议。
     会上,周曰礼就党的三中全会的两个文件、省委《六条》的贯彻落实情况和推行联产责任制情况作了详细的汇报,滔滔不绝,半天都没有讲完。他发言后,与会者围绕着“包产到户”问题,发生了激烈争论,有的人大动肝火,甚至拍着桌子说:“这和解放前有什么两样?不就是回到单干嘛!”
     有人认为,包产到户即使还承认集体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承认集体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必要性,但在否定统一经营这一点上,本质上同分田单干没多大区别。
     周曰礼据理力争说:“包产到户只要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就与分田单干有本质的区别!”
     就在会议开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中央有关领导同志批给《人民日报》一篇文章,强调“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要求《人民日报》表明态度。
     《人民日报》编辑部在众多读者来信中选择了甘肃档案局干部张浩的一封来信,在3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
     张浩在回河南老家时看到听到了一些关于农村实行责任制的情况,认为这都是不对的。他在给《人民日报》的信中说:“现在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符合农村的实际情况,应当稳定,不能随便变更……轻易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是脱离群众,不得人心的。同样会搞乱‘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搞乱干部和群众的思想,挫伤群众积极性,给生产造成危害,对农业机械化也是很不利的。那些干部、群众的怀疑和担心是有道理的,顶着不分是对的,应该重视并解决这个问题。”
     《人民日报》编者按则提出:“人民公社要继续稳定地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不能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匆匆忙忙搞基本核算单位的过渡,更不能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包产到组。我们认为张浩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认真学习三中全会原则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做法。吉林省南崴子公社的经验说明,只要群众真正了解了中央精神,都不会同意以作业组为核算单位的做法。至于在劳动计酬上采取哪种方法,还是要从实际出发,听取群众的意见,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
     这封来信对包产到组后正在忙春耕的安徽农民泼了一瓢冷水,一些对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心有余悸的同志认为编者按有来头,惶恐不安。
     3月16日听到广播后,万里驱车来到滁县地区。一位地委领导见到他,开口就问:“万书记,《人民日报》都说话了,我们怎么办?”
     他回答说:“作为报纸,发表个人不同意见都是可以的,别人写读者来信,你们也可以写读者来信嘛,也可以发表你们的意见嘛。有位记者说的好,报纸好比国际列车,他可以上,你也可以上。”
     一位县里的领导说:“我们这么干,看来中央不认可呀。”
     万里说:“究竟什么意见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靠实践来检验,决不能读了一封读者来信和编者按,就打退堂鼓。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生产上不去,农民饿肚子,是找你们县委还是找报社?报社也不能管你饭吃!”
     针对有人说,现在他们搞得是三级半核算分配,突破了三级所有,万里说:“三级半有什么不好?这是经济核算嘛,四级核算也可以,家庭也要核算,那不是五级吗?”
     他还对地委书记说:“不管什么形式的责任制,就是坚持一条,凡是能增产,能叫农民、集体、国家都增加收入的就是好办法……你们地委做得对,及时发了电话通知,已经实行的各种责任制一律不动,只要今年大丰收,增了产,社会财富多了,群众生活改善了,你们的办法明年可以干,后年还可以干,可以一直干下去。”
     话是这么说,可他心里清楚,人民日报的来信,没有来头是登不出来的。但这个来头究竟有多大,一时还看不清楚。
     果然,当他走到嘉山县检查工作的时候,接到了来自中南海的电话,听筒里传来副总理王任重的声音。简单寒暄过后,王任重直奔主题:“万里同志,你们参加座谈会的同志在会上的发言引起很大争论,他所说的那些情况,你们省委都知道吗?”
     万里回答:“周曰礼是省委派去参加会议的,可以说他的发言是代表省委的。”
     王任重停顿了一下,说:“不少同志说你们那里搞了分田单干……”
     万里详细介绍了安徽搞的各种形式责任制和省委对此的态度:“不管怎么说,我们这里已经干开了,就是单干也不要变了。我们的态度是不宣传、不推广、不见报,但要保护群体的积极性,我是秋后算账派,一切等秋后再说,不论用什么办法,能增产就是好办法。给中央备个案,搞错了省委检查,我负责!”
     王任重说:“那好吧,你就按省委的部署干吧!”
     将近40分钟的通话结束后,万里走出房间对大家说:“王任重同志同意我们省委的意见,可以干嘛!”

     第五章  省委书记的谋与略
     改革,决不是比谁胆大,也不完全是比谁敢于碰硬,安徽农村的改革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政治家的智慧与策略。

     现在,人们都认同了邓小平的话——中国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的改革是从安徽开始的。在安徽广大干部群众中,都说万里敢为天下先,在全国最早向极“左”路线宣战,具有为贫苦农民松绑的胆识。但他们并不知道安徽农村改革的每一步,都和万里采取的一系列极富弹性的决策有着直接的关系。在这场改革的进程中,人们看到了万里高超的领导艺术和政治智慧。
     他主持制定省委《六条》的时候,目的是给农民以更多的自主权,当交给各地市、县委书记参加的全省农村工作会议逐条进行讨论时,由于观念问题,不少人反对“联产计酬”、“包产到户”等准备写进去的给农民松绑的文字。
     有些激进的同志则说,这些不写进去,《六条》就没有什么意义了。要想解决农村、农民的问题就是要敢于碰硬。
     意见反映到万里那里,他没有立即表态,经过思考,决定对草案进行修改,并叮嘱负责起草文件的周曰礼:“不要勉强!多数领导同志思想不通,要耐心对待,现在他们接受不了,如果硬写进去,反而会把事情搞糟!”
     在他的具体指导下,对草案进行了较大修改,删除了明显违禁的条文,再一次交大会讨论。大多数领导同志接受了,认为抓住了当时安徽农村的要害问题,对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会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六条》最终获得通过,并以“试行草案”的形式,下发全省各地农村贯彻实行。
     1978年9月,刚刚在贯彻省委《六条》中开始复苏的安徽农村,由于遭受了百年未遇的特大旱灾,形势又陡然严峻起来。秋收秋种根本进行不下去,来年将颗粒无收。在万里主持下省委常委会做出了一个上下兼顾、既不公开违背中央精神,又满足了群众利益的高超决策,那就是借给每一个农民三分地用于种麦,对超产部分不计征购,归自己所有,利用荒山湖滩种植的粮油作物谁种谁收。
     这一个“借”字,让我们看到了万里的智慧和良苦用心!中央文件明令不准“包产到户”,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他当然知道“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不可能、也不应该和中央的文件对着干,这是他坚定的党性原则;而借地又帮助了危难中的农民,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和农民心连心、拯救农民于困顿之中的强烈愿望和权宜之策。
     在人们的心目中,中国的改革始于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这个历史的链条上,还原则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两个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例》(试行草案)。这两个文件,总结了农业农村工作的七条经验教训,又提出许多加快农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但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消除“左”的影响。
     文件中一方面提出“三个可以”(可以按定额记工分,可以按时记工分加评议,也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实行超产奖励),这有利于放开农民的手脚,但同时又提出“两个不许”(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
     早在参加十一届三中全会讨论文件草稿时,万里就对起草文件的负责人说:“三个可以表现了解放思想,当然很好。后边的两个不许,不符合这个精神,应该去掉。”
     但他的意见没有被接受。后来他找到胡耀帮,提出:“文件中不要写‘不许包产到户’了吧”。
     胡耀帮去找了有关的负责人后,回来和万里说:“有人反对,他们还是不同意。”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文件下达后,万里派周曰礼带一批干部组成工作组,1979年2月2日到肥西县山南公社宣讲文件。
这个公社小井庄等生产队,因在“借地渡荒”中早已把土地分到户,群众听到文件传达后,失望地说:“早也盼,晚也盼,盼来两个不许干”、“我们要求包产到户,如这次一炮打不响,就没有希望了”。
     周曰礼曾担任过曾希圣的秘书,在1961年参加搞过“责任田”的试点和推行,深知“责任田”的好处,对农民的心理、感情、要求非常理解和支持,但由于中央文件明确规定“两个不许”,感到很无奈。
     2月5日他急忙赶到合肥,当晚就向万里汇报,反映群众对包产到户要求强烈,询问这件事情怎么向农民表态。
     万里说:“这不是一件小事,明天我们开常委会再说,看大家的意见怎么样。”
     2月6日,他主持省委常委会议,周曰礼做了汇报。会上,意见不一,有人提出中央文件上讲不准干,我们要表态同意农民干,是违反组织原则;有人建议如果同意农民干,首先要向中央报告请示,中央同意后,我们再表态。讨论了一上午,意见统一不起来。
下午继续开会,万里让王光宇发言。王在会上回顾了1961年安徽推行“责任田”的实际情况,说:“责任田”对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克服困难,对当时扭转形势起到了很大作用。现在说起“责任田”,农民仍非常怀念,他们称“责任田”为“救命田”。我们可以有领导、有步骤地推行,至少在生产落后、经济困难的地方可以先试行。
     他还说:“过去一二十年不断地批判包产到户,把包产到户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把大家搞怕了。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安徽有几十万干部因包产到户的问题受到批判,有些领导干部被戴高帽子、游街、关牛棚,把大家搞得谈‘包’色变,一直心有余悸。现在如果要群众搞包产到户,首要的问题是要把干部思想搞通,解除他们的顾虑。”
     万里一边听一边点头,说王光宇对责任田的回顾对人很有启发。他有几句话讲得非常深刻、精彩,也极富哲理性:“过去批判过的东西,不一定是错误的;过去提倡的东西,不一定就是正确的,都要用实践来检验。十一届三中全会制订的政策,也毫无例外地需要接受实践的检验。”
     最后,他提出一条建议:把山南公社作为省委的试点,进行(包产到户)试验,搞一年。年底总结,这个办法好,我们就搞;不好,我们就收回来。如果滑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也不用怕,我们有办法把它拉回来。如果收不到粮食,省委负责调粮食给他们吃。
     王光宇和顾卓新、赵守一表态同意万里的建议,其他同志也先后表态同意,终于形成一致决议:由周曰礼率一批干部在山南公社搞试点,实行“三不”的九字方针:不宣传、不推广、不制止。
     事后证明,这一做法是正确的,甚至可以说是英明的,不仅使“包产到户”责任制免遭夭折,而且健康地发展了起来。如果在这时候推行“包产到户”,势必失败。所以,既使“包产到户”责任制免遭极“左”政策的摧残,又尊重了农民的首创精神,巧妙地保护了农民的创造性。

     第六章  邓小平一言九鼎
     大江南北盛传“要吃米,找万里!”的时候,国家的政治生态发生变化,万里出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主管农村和农业工作。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他披荆斩棘全面推动农村改革。

     1980年对安徽农村改革来说是很重要的一年。
     元旦刚过,省委就召开农业工作会议,调查研究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总结过去一年实行生产责任制的经验教训,安排布置新一年的工作。
     会议开得很热烈,万里在这次会议上做了著名的《要敢于改革农业》的报告,公开肯定了“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明确指出“包产到户是责任制的一种形式”。
     他洪亮的声音在会场回荡:“为什么包产到户在安徽引起这么大的舆论呀!我们顶了多少年,来的时候就顶了,开始制订《六条》的反映就来了,给我扣帽子,了不得呀!有些善良的人叫我不要犯错误,这就是心有余悸了!有人说:“再坐喷气式受不了了,我都60岁了,还是怕呀!”
     “包字是个好东西,不要怕这个东西!凤阳的大包干,火车上的三八包乘组,这是中国人一种土的说法,不要怕这个‘包’字!在长期经济落后、集体经济搞不好、极左思想干扰严重、群众生活一直非常贫困的情况下,群众习惯于小农经济,这是有历史根源和阶级根源的!‘包产到户’并不是我们的主张,问题是已经有了,已经生了孩子,他母亲挺高兴。哎呀,可解决大问题了,给报个户口吧!孩子挺好的,许多人去看了看都热烘烘的,回来以后就凉了半截。为什么呢?不合法,要批判呀!‘包产到户’没有什么可怕,我们的根本态度是不能打击群众的积极性。群众已经认可了,苦苦哀求:‘让我们干两年好不好?’同志,批准!为什么不可以?为什么责难那么多?我是不同意这种意见的……”
     会后没有几天,在料峭的寒风中,万里风尘仆仆来到小岗村。院里与院外堆满的玉米棒子,仿佛要告诉省委书记——这里今年丰收了!他挨家挨户地走,各家各户能装粮食的东西都装得满满的,有的屋里放不下,就在院里堆起来。
     他说要看一户最困难的人家。于是村里的干部把他领进一个姓关的农民家。这家6口人,老人多病,孩子还小,算是比较困难的,如今家里也有3000斤粮食。
     万里十分高兴,对小岗生产队长严俊昌说:“你们这样干,形势自然就会大好,我就想这样干,就怕没人敢干。你们这样干了,我支持你们!”
     严俊昌又把万里带到了严宏昌家。严宏昌赶快端出炒花生招待省里的领导。万里笑着说:“吃你的花生,我可没有带钱!”
     严宏昌说:“要不是大包干,过去想给你吃也没有哇!”
     他一边说一边把炒好的花生往客人的大衣兜里装。万里说:“好,也让省里的同志都尝尝你们大包干的成果。”
     严宏昌说:“让我们干下去,别变……可有人批我们小岗‘开倒车’,上边也给我们念紧箍咒。”
     万里说:“只要能对国家多贡献,对集体能够多提留,社员生活能有改善,干一辈子也不能算‘开倒车’。地委能批准你们干三年,我批准你们干五年。”
     他还说:“有什么紧箍咒呢?小岗还没有盖瓦房、住高楼!我在美国和日本访问期间,见到许多家庭农场都有两排小楼、一个是住处,另一个是放小汽车和拖拉机的库房,先进得很呢!今后不要再给小岗村念紧箍咒了,哪一级都不要念了!”
     严宏昌说:“有人说我们小岗村挖社会主义墙角,拉历史车轮倒退!”
     万里被激怒了:“谁这样说,你就问问他,如果他有更好的办法使农村富起来,就照他的干!如果他没有更好的办法,谁再说你‘挖墙脚,拉倒车’,不准你们干,这个官司交给我给你打好了!你是生产队长,就这样干下去,这才是农民的真正出路!你们只要完成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但不要吹,一定要实事求是,五年后我还来小岗,看你们的新面貌!”
……
     回到合肥后,万里在省委常委会上捧出小岗生产队社员送的花生,一边叫大家品尝,一边讲小岗的情况。他再次强调,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管采取哪种形式,只要能增产增收,对国家能多贡献,集体能多提留,社员生活能大改善,就是好办法。

     就在万里在安徽给“包产到户”上户口的时候,北京和全国不少地方围绕这个问题正进行着激烈的争论和斗争。
     在国家农委召开的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上,“包产到户”姓“社”姓“资”的问题摆到了桌面上。有好几个省的人说,我们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人民公社。现在又退回到分田到户。不是倒退是什么?“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写进了宪法,谁也不能动!
     紧接着,《农村工作通讯》再次向万里发难,发表了火药味十足的文章《分田单干必须纠正》等两篇文章,矛头直指安徽的改革,大有兴师问罪的味道。
     安徽的同志和北京的记者张广友都把这两篇文章送给了正在北京开会的万里。同时他们要求写文章进行反击。万里同意了他们的意见,对张广友说:“这篇文章就由你和吴象同志来写!”
     文章写成后,送给有关的报刊,居然不给发表。最后《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7000多字的长文——《联系产量责任制好处多》。恰在这时,万里的工作发生了重大变动,不过这次不是被打倒,而是被委以重任——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
     在一次会议上,万里见到了被称为“元老之一”的陈云。陈云抱拳挥手说:“万里同志,我完全赞成你在农村政策上的那些做法,我举双手赞成!“
     听到这话,万里心头一热。
     4月2日,邓小平在与胡耀邦、万里、姚依林、邓力群等人的谈话中指出,在农村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贫困的地区,我赞成政策要放宽,要解放思想,使他们真正做到因地制宜,发挥自己的特点。他指示:“此事请万里同志研究个意见,提到书记处讨论”。
     万里抓住机会,将有关农村落实生产责任制情况和意见,报告给最高决策层。
     到了槐花飘香的5月,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人谈话时说:“农村政策放宽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还是生产队。总的来说,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为什么争论那么激烈?主要是一些领导思想不解放……关键是发展生产力……目前搞包产到户的地方,形式就会有发展变化。这种变化不是自上而下的,不是行政命令的,而是生产发展本身必然提出的要求。”
     消息传出,安徽农民奔走相告,甚至有的人欢呼:“邓大人为我们说话了!”
     万里后来说:“中国农村改革,没有邓小平的支持是搞不成的,1980年春夏之交的斗争,没有邓小平的那一番谈话,安徽燃起的包产到户之火,很可能会被扑灭。光我们给包产到户上了户口管什么用,没有邓小平的支持,上了户口还很可能会被‘注销’的。”
     于是,中国农村历史的大转折开始定向。
     万里调中央工作后,很快又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农委主任,主管农业工作。他说:“我虽然住进了中南海,可老百姓一天不脱贫,我就一天睡不好觉!”
     而这时的农口仍停留在“农业学大寨”的桎梏中,对安徽的双包责任制横加指责。这令万里不能容忍,在农委的会议上公开批评说:“农业部是国务院的一个部,不能另搞一套。有些同志不关心农民的根本利益,不去想我们搞了30年,农民肚子都吃不饱,问题在哪里?现在有希望了,他们反而想不通,反而忧心忡忡,这些同志脑子里恐怕只有一个抽象的农民,哪怕农民们饿肚子他们也不理。我们有人挣工资,吃饱了饭,凭经验,凭主观想象,呆在北京城里说长论短!要亲自下去调查,下去,都下去,其他一切回来再说!”
     万里的批评震动很大。国家农委、农业部、中国社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等部门组织了17个调查组,分赴15个省、区,重点调查双包责任制问题。不下去不知道,下去使他们眼界大开,对中国农村、农民的看法有了新的飞跃,一致称赞双包责任制挽救了苦难的农村,是中国农民由贫困走向富裕的必然选择。
     到了9月,万里向胡耀邦建议,召开一次省委书记会议,专门讨论生产责任制问题,“通一通思想,讲一讲包产到户”。正是在这个会上形成的《纪要》使“包产到户”从独木桥变成了“阳关道”,并为后来出台“天字第一号”——中共中央关于农村问题的第一个一号文件奠定了基础。
     自此,中国农村改革的动作势如破竹。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焕发出了无限的活力。在万里的主持下,连续5个“一号文件”相继出台,从而创造了用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人口的奇迹。
     (作者简介:董保存,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编审。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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