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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巴金，在疾病的折磨下过得有点艰难；世事又有许多不顺心的，令他闻之烦恼。年纪大了，行动不便，与外界交往自然也就少了。他一生珍视友情，是在友情的滋润和鼓舞下走过来的。但是到了这个时候，虽然仍得到许多朋友的关心，他却有寂寞之感。因为他与别人交流的机会少了，或者说，能够谈得投机相知的不多了，或者说，他现在正在坚持写作，正在挣扎着奋斗，正在苦苦追求……却也并不太为人理解，就像托尔斯泰晚年那样。
罗曼·罗兰有一次给他的挚友索非亚信中说道：“没有任何人，不论他多么伟大，能够孤独地生活；和别人分离之后，没有任何人能够活得有意义，能活下去。”巴金也正是这样，像年轻时渴望着友谊的抚慰，心灵的交融。这时有一位有着半个多世纪友情的老友走进了他的生活，成为知友，使他精神上得到安慰、温暖和鼓励，他觉得这是他的“幸运”。这个人就是冰心。
巴金认识冰心几乎与他自己的精神生命成长一起开始的。当他少年时代广泛阅读各种传播新思想的书报中，就已读到了冰心的作品。冰心长他四岁，但却已用自己的作品参加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巴金是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启蒙，是五四的产儿。1922年夏，巴金在老家的园子里，满耳是欢快的蝉声，和一位堂弟读着刚刚新出版的冰心的诗集《繁星》，他们被那些富有哲理的、纯真的诗句所吸引。那些歌唱自然、童心和母爱的诗是那样可爱，深深地印刻在少年巴金的心里，产生着共鸣。似乎那位诗人常常吟着诗句在前面行走，使他也很自然地边吟唱边随行。
据巴金说，他的哥哥比他更爱读冰心的作品，还曾手抄过她的小说《离家的一年》。他自己与三哥坐船刚刚离开老家途径泸县时，上岸还去买了一本《繁星》作为他的旅伴。
但是见到冰心却是11年以后了。1933年，巴金正在北平小住，与郑振铎、章靳以等一起创办《文学季刊》。为了给刊物组稿，他和靳以去拜访了冰心。那也是一个初夏的早晨。冰心是一位坦率、亲切而温和的女性，因为长他们几岁，把他们当做小弟弟一样看待，说话随和而自然。那时她已经读过巴金的一些作品，深深感受到这位年轻作家有着太多的悲愤的激情。巴金却因冰心比他年长一些，更因为她是先行者，对她从一开始就有了更多的尊敬。他本来就口拙，在这位陌生而熟悉的女性面前更显得沉默、腼腆，还给冰心一种带些忧郁的感觉。靳以倒是很健谈，热情。
1940年冬，冰心从昆明呈贡到重庆。巴金恰好也在这时来到重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于12月举行茶会欢迎近期先后从外地到渝的会员，除冰心、巴金外，还有茅盾、徐迟等许多人。从那时起他们往来多了。那时冰心住在歌乐山养病，还吐血，巴金常去看她。冰心很了解这位“在暗夜里呼号的人”的心情。巴金得悉冰心经济情况拮据，连年夜饭都成了问题，正好与冰心谈起她的著作应在内地重印出版。冰心欣然同意说：“这事情就托给你去办吧!”巴金一口应承。他在原来北新书局出版的《冰心全集》基础上重新选编成三册，书名为《冰心著作集》，交给开明书店刊行。巴金的工作做得迅快，并写了编后记，其中有一段非常动人的话：
过去我们都是孤寂的孩子。从她的作品那里，我们得到了不少的温暖和安慰。我们懂得了爱星，爱海，而且我们从那些亲切而美丽的语句里重温了我们永久失去了的母爱。现在我不能说是不是那些著作也曾给我加添过一点生活的勇气，可是甚至在今夜对着一盏油灯，听着窗外的淅沥的雨声，我还能想起我们弟兄从书本上抬起头相对微笑的情景。我抑制不住我的感激的心情……
接着冰心还托巴金转请开明书店将版税代为偿付给她在上海的一笔债务。1943年，冰心新作《关于女人》的书稿压在天地出版社不能及时出版，又是巴金帮她从天地社把书稿拿出来转给了上海开明书店，不仅很快出版，而且销路极畅，连美国的文艺杂志都迅快反应，给予好评。冰心也在多次重印后及时得到了版税。这些事都使冰心铭记在心，也表现了巴金的侠义心肠和与冰心的友情。
抗战胜利后，冰心随丈夫吴文藻到日本旅住。1947年曾因事临时回国，有一次在南京的作家茶会上与巴金、靳以相遇。会上，谈起学潮，大家都很愤慨，批评国民党政府对待学生还不如对待汉奸。汉奸在监狱里病了，把他们挪出来送到医院；学生受伤了，却从医院里抓进监牢。……那时，巴金和冰心分别住在上海、东京，这次偶然见面，却是同声相应。
五六十年代，他们经常在会议上见到。巴金到北京开会，有时也去看望冰心。冰心到上海，也受到巴金、萧珊的款待。萧珊的热情率真的个性给冰心很深的印象。巴金和冰心还多次在同一个代表团到国外参加会议、活动。1955年4月，曾同去印度参加亚洲国家会议。1958年10月，同去塔什干参加亚非作家会议。1961年4月同为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访问日本。但是，尽管都是二三十年的老朋友，见面时也很亲切随和，却没有什么倾心畅叙的机会。这与那时的政治环境、思想状况、人际关系都是有关的。“文革”前夕，有极端思想的人，对冰心经常参加外事活动提出指责，无非是在冰心过去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问题上做文章。那时，共产党内一批一批大人物正被揪出来，巴金本已很紧张，听了这话，心里更是一片黯淡，不是滋味，也无法再说什么。
“文革”时，他们各自进牛棚，入干校，在恐怖统治下失去联系11年。“四人帮”一倒台，他们马上就恢复了通信。1977年3月，巴金听说冰心很关心他，在给赵清阁信中问及他的情况，就赶紧写信给冰心问候，除告诉近况外，并说自己常常想到她，只是碍于“四人帮”的严密控制，怕给别人和自己带来麻烦，所以不便写信。
这样，到了1980年，他们之间几十年的友谊有了一个变化。那是一种深化，也是一种升华。使他们由文学界的老友，跃为人生难得的知己。
那年4月，巴金又和冰心有机会一起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日本。巴金已是76岁的老人，冰心更已是八旬高龄，年迈体衰多病，所以特意让各自女儿小林、吴青陪伴同行，照顾起居生活。两位年轻人一见如故，如同亲姐妹一样要好投合，生气勃勃，也感染了两位老人。因为冰心一直把巴金、萧乾等看做小弟弟，所以吴青赶着叫“巴金舅舅”，小林叫冰心“姑姑”、“谢姑妈”。这次访日，他们过得非常愉快，日后成了一个美好的记忆。
有一晚，代表团没有活动，年轻人都上街去游逛了，剩下两位行动不便的老人坐在客厅里聊天，这是相识以来从未有过的一次畅怀长谈。他们天南地北、海阔天空地神聊，一直谈到午夜。冰心后来回忆说，“我忘了他谈的什么，是他的身世遭遇?还是中日友好?”也许这些都谈到了。反正这次主要是巴金谈得多，他滔滔不绝地谈。自从萧珊去世后，他已经有多少年不曾这样敞开心扉，像对亲人一样，畅快地倾吐自己的感情了。这使认识巴金已半个世纪的冰心感到意外，因为过去巴金给她的印象是寡言少语，然而她发现当他“在彼此熟识而知心的时候，他就比谁都健谈。”那次聊天，使两位老友感到心的贴近，感到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相知、理解。午夜12点，冰心催促巴金说：“巴金，我困了，时间不早了，你这几天也很累，该休息了。”于是巴金才去睡。
回国以后，他们都在信中谈到这次愉快的旅行，许多日子以后还非常怀念那段生活。冰心说：“吴青和我常常谈到你和小林，我们都觉得何时再有一次‘同游’才好。我的好友不多，有的不易在一起。”“想起去年东京之游，恍若隔世。”巴金则说：“这次能和您(还有吴青)一起访日，实在高兴。我不会忘记那些愉快的日子。”一年以后，他又说：“4月1日是一年前我们同去东京的日子，那个时候多么值得回忆。”甚至在过了将近10年以后，他还在信中说：“……只有几次同您出国访问．至今不忘，仿佛一场醒不了的好梦。”
以后，在巴金到北京开会的时候，总要去看望冰心。最多的时候，连续三次到冰心家里做客。就在这次访日归来不久，冰心因脑血栓摔跤骨折，从此就不便出门。7月底，巴金准备到斯德哥尔摩参加世界语大会，启程前曾到医院去探视。8月中旬，从国外回来，冰心已经出院。巴金与夏衍相约一起去冰心家中探望吃饭。1981年4月10日、14日、16日，巴金或与罗荪同去，或在那里见到阳翰笙、赵清阁，或约了夏衍，连续三次探访。同年10月、12月两次到京，也都去探望。以后，因巴金自己连续生病住院，未再来京。隔了三年多后，1985年春天，他最后一次到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和现代文学馆开馆典礼，他有意识去看望几位老友，似含有告别之意，如住在医院里的叶圣陶、周扬，还有沈从文。果然，都是最后一面。那次，他在现代文学馆开馆结束后就去冰心的新居。
冰心不久前刚刚迁居在中央民族学院家属宿舍大院的一栋普通楼房里。过去他们住得很拥挤，冰心和她先生吴文藻，“和小学生一样，一男一女，共用一张两屉桌”。现在要宽敞一些，吴青夫妇也与他们住在一起，便于照顾。
巴金坐在春日倾泻的新居客厅里，仿佛感受到友情像那明媚灿烂的阳光一样在抚慰着他。冰心的脸上时时流露着慈爱温婉的神情，随意亲切的谈笑中却又是那么智慧而风趣。不时引得大家欢笑。他们谈访日时的愉快经历，也谈生活和文坛的趣闻。巴金常常能体味到眼前这位耄耋老人有一颗纯真而年轻的心灵。他多么愿意在这里多坐坐，多谈谈，感受这样心灵的撞击。在以后的日子里，他还会仿佛又回到冰心的客厅里畅谈似的。然而，这却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长期以来，冰心对巴金一直有一个看法，觉得他是一位最可爱可佩的作家。她说：“我爱他就像爱我自己的亲弟弟们一样。”“他的可佩……就是他为人的‘真诚’。”吴文藻也说过；“巴金真是一个真诚的朋友。”而且他们还认为巴金“对恋爱和婚姻的态度上的严肃和专一”，是“最可佩之处”。当然，对“他是一个爱人类，爱国家，爱人民，一生追求光明的人，不是为写作而写作的作家”的印象更是深刻的。
巴金则认为冰心“是‘五四’文学运动最后一位元老”，对她十分尊重；自己年轻时就从她的作品中汲取过思想和感情的营养。现在他看到“她的头脑比好些年轻人的更清醒，她的思想更敏锐，对祖国和人民她有更深的爱。”同时，她又是“那么坦率，又那么纯真!她是那么坚定，又那么坚强!……更难得的是她今天仍然那么年轻!我可以说：她永远年轻!”
1985年以后，他们因为年老多病而不能长途旅行，从此不曾再见面。他们也曾多次相约：1986年，巴金、夏衍、冰心曾经计划同去烟台度夏，后因巴金的病情和体力不允许，这个约会也就只好“烟消云散”，使巴金想起来都感到难过。1987年，上海作协邀请冰心到上海小住，这使巴金高兴了一阵，但最后还是没有成行。冰心说：“我何尝不知道我们在一起谈笑是最快乐的事……”但因为腿病，行动不便，又不愿“劳师动众”，不免有点沮丧。她说：“我这腿害苦我了，‘静言思之，不能奋飞’。”1990年，巴金约冰心到杭州一聚，吴青也赞成，最后还是因为冰心身体原因未能如愿。她说：“我坐着写字、谈话，一切和好人一样，一站起来，就全身都瘫了!一点劲儿没有，我真恨自己的身体……”
以后，冰心因为自己行动不便，总是盼着巴金有机会来京一叙。这样想法几乎在每年信中都有提到：“我十分想你们(巴金父女)，很想同你们见面、谈话，人生几何!”“我真希望你何时能到北京来。”巴金摔伤腿后慢慢养好了些，她又说：“好一点先到北京来，我们好好谈谈”。当知道巴金在1985年春来京开会，她非常高兴说：“我们都希望你们春天能来一趟。”在那次见面以后的一年，她又惆怅地说，“你怎样?能到北京来吗?我们仿佛永远也不能见面!”“我无时不在惦记你，血压还低否?手还抖否?……”“今年如能来京一行，相对谈话比写信痛快得多，是不是?”“我们住近一点就好了，彼此都不寂寞。”“我想若能把我们两人弄到一处聊聊多好!”“倒是大家聚一聚，什么都谈，不只是牢骚，谈些可笑、可悲、可叹的事，都可以打发日子。”巴金在1989年初又摔了一跤，住在医院治疗。冰心又在信中关切地焦虑地说：“你近体怎样?何时出院?千万不要多见客人，我恨不能到你身边看看。”1990年，她在一次信中说：“知你不喝酒，但喜欢茶和咖啡，在这点上又与我相同，什么时候我们能做(疑‘坐’之误一作者按)到一起喝喝咖啡，谈一谈，多好!可惜我们都行动不便了，近来就常觉得心烦。”
晚年的巴金心灵深处是寂寞和孤独的。他渴望读者的理解，渴望心灵的沟通和抚慰。冰心这些情真意切的信函给了巴金最大的安慰和温暖。他一样也是那么思念牵挂住在遥远北国的大姊。即使住在医院里受着病痛的煎熬时也常想起冰心和吴青，“想起你们，我就高兴。”当他收到冰心送来的红参时，他说：“我需要的是精神养料……您的友情倒是更好的药物，想到它，我就有更大的勇气。”冰心就在回信中呼应说：“关于这一点，你有着我的全部友情。”巴金好几次向她诉说各种干扰很多，缠着自己做不愿意做的事，因此很烦恼。冰心复信表示同感，觉得这是“名人之累”，无可奈何。巴金谈到自己写的文章中说了一些真话，就有人不高兴；想到某些人和事，又觉得心情不舒畅。“整天想前想后，想到国家、民族的前途，总是放心不下。”冰心就叫人传话，“叫巴金不要那样忧郁，那样痛苦。”巴金说：“我正是在痛苦中净化心灵，才不得不严格对待自己。”冰心也一样忧国忧民，写的文章如巴金所说的：“锋利”、“烫手”、有“辣味”，“感到很痛快”。巴金说：“老实说近一年来我常常想到您，我因为有您这宝样一位大姊感到骄傲，因为您给中国知识分子争了光，我也觉得有了光彩。”1989年夏，他在信中也惆怅地说：“我们不能见面，有话也无法畅谈，幸而我们能做梦……我还想，能做梦就能写书，要是您我各写一本小书，那有多好!”在祝贺冰心90华诞时，他说：“想念你们，但抱病之身痛苦不堪，尤其是无法写信吐露我满腹的感情。”
但是，巴金还是在后来信中多次倾吐了自己的感情。他说：“您的存在就是一种力量。”“想到有您这样一个人存在，我感觉到有一股巨大力量在拉着我向前。”“我仍然把您看做一盏不灭的灯，灯亮着，我走夜路也不会感到孤独。”“许多人战战兢兢抱头摇尾的时候，您挺胸直立，这种英雄气概，这种人格的力量，我永远忘记不了!我也真想您!”“我永远敬爱您，记着您，想念您。”“我有您这样一位大姊，这是我的幸运。”
两位世纪老人，一位是被人称为文学祖母，“五四”运动最后一位元老；一位是被人尊为文学大师，文坛的旗帜，在八九十岁高龄时，继续互相鼓励，抱病笔耕，并肩作战，写出富有激情和思想锐利的文章，依然是那样有力的声音。他们真的是晚霞似火，为国家、民族而忧患，而思考。他们在生活上、健康上互相关心。他们彼此深深地理解，以及感情上的交融，已经成为推心置腹、肝胆相照的知交。他们的晚年生活因此得到滋润、抚慰和温暖，感受到鼓舞和力量。冰心在收到《巴金译文选集》(台湾版)十卷后喜欢万分，说：“你真是著作等身，而且一辈子自食其力，这是我们这一辈人里，没有一个做到的!从这两件事来说，使我不但爱你这个老弟，而且敬你这位老弟了。”她把他们之间形容为“金坚玉洁的友情”。其实，应是“金坚冰洁”才更贴切。巴金则引用鲁迅给瞿秋白题的字来形容：“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冰心看了，为之动容，也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那年巴金生日，冰心送的一个册页上就写着这两句话，十分恰切地表达了他们的深情。
中外文学史上，有多少杰出作家因为友情的温爱使他的文学生命熠熠生辉。就像一开始提到的罗曼·罗兰，他是那么渴求知心至爱的密友。青年罗曼·罗兰在罗马时结识了70多岁的梅森堡夫人，受到赏识和理解，关怀和鼓励，因而引为知音。友情像罗马的灿烂阳光燃烧了他的心胸，使他身心舒畅，生机勃勃，仿佛初次体尝到人生的温暖，所以他说：“在所有那些用深情卫护我生命的友人中……在我的青年时代，她是我精神上的忠实伴侣，我的第二个母亲……”他们后来长期通信，直到死神请走了梅森堡夫人为止。
巴金一生中也有几位女性对他有过重大的影响。在他的童年时代，因为母亲的爱，使他懂得了要爱一切人，成为他人生的出发点。母亲是他生命中的第一位先生。青年时代，因为读了国际著名无政府主义者高尔曼的著作，为她的思想所征服，称她为自己“精神上的母亲”。后来他们还有过短暂的通信联系，使他受到鼓舞。到了中年，有了萧珊的爱情，过着相濡以沫的美满生活。晚年，又因为有了冰心这样一位大姊的友情，“使我的生命放光彩”。
从1980年4月访日到1999年3月冰心逝世19年中，巴金和冰心因地处南北，受到空间的间隔，只有少数几次见面，1985年后不复再见，完全依靠书信交流，来沟通心灵，倾吐衷曲，几乎没有中断。巴金即使为病痛所苦，执笔困难，手发抖，但隔些日子也要勉力而为，给冰心写信。冰心把巴金的信珍藏在一个深蓝色的铁盒子里，准备以后统统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这也许将会成为他们友谊的见证。这两位文坛元老在晚年的感情交往也给中国文学史添上了一段佳话。
(作者简介:陈丹晨，浙江宁波人，编审，著有长篇传记《巴金评传》、《巴金的梦》，文学评论集《陈丹晨文学评论选》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