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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连登:为毛泽东管家12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主席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纵横捭阖的军事家,远见卓识的思想家。其滔滔不绝的智慧和谋略,令人称奇的心路风景和人格鼯textarea>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主席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纵横捭阖的军事家,远见卓识的思想家。其滔滔不绝的智慧和谋略,令人称奇的心路风景和人格魅力,历来为人们所仰慕、所探寻。
     作为在毛泽东主席身边工作、与毛泽东主席朝夕相处12年的吴连登,是怎样忠心耿耿地为这位历史巨人服务,又是如何从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的全新角度解读这位伟大领袖彻底革命和绝代风华的呢?
     现将笔者与吴连登同志的几次访谈摘录于后,以飨读者。

     问:你从1964年开始,为毛主席当管家12年。你是怎么被挑到毛主席身边工作的呢?
     吴连登:我是江苏盐城市建湖县芦沟乡人,出生于一个祖祖辈辈给地主种田的贫苦家庭。1956年高小毕业后,家里没有钱供我再念书,就停学成了小农民。1958年大跃进时,盐城江淮农具厂招工,母亲向邻居借了几块钱,我背着米,步行60多里到盐城参加考试,饿了就用米换碗饭、换块饼吃。考试后我便回家边干活边等消息,非常幸运,终于等到了录取通知书。那天,天没亮我就背着被子和其它生活用品再次步行去盐城。背包有30多斤,越背越重,走到盐城已经是晚上八九点钟了,我累得筋疲力尽。
     到盐城江淮农具厂,我被分到翻沙车间,整天搬铁块、抬沙子,在高温下干活,还经常加班“放卫星”,又苦又累。但我已经17岁了,知道只有能吃苦,认真学手艺,老老实实做人,才能干好工作,所以干活不惜力,从来不服输,很快就受到了老师傅们的好评。
     1959年春天,盐城地委招待所要挑3男1女4个服务员,三挑两挑我被挑上了。我一人负责一幢二层楼30多张床位的全部接待、卫生、供水等工作。每天早上客人未起床,我先起来干活。晚上,客房里的灯都关了,我才休息。那时招待所的自来水说没有就没有,我就用两个大白铁桶从井里打水往楼上挑,倒在水缸里让客人用。那时的地委招待所里,没有烧开水的炉子,打开水都要跑到数百米外的老虎灶灌。为了节省时间,我一趟就拿十个热水瓶,两只手各拿4个,两个腋窝各夹1个。住招待所的地委、县委干部们见到,都称赞说:“这个小吴真能干!”招待所的工作确实比较繁杂、劳累,干了几个月,我们一起来的4个服务员,那3个相继都走了,只剩下我一个人。
     1960年5月,北京人民大会堂要江苏省选送服务员,苏北3个名额,盐城地区有1名,经过层层政审、筛选,最后确定让我去。盐城地委副书记、秘书长和组织部领导分别和我谈话,都说人民大会堂是毛主席、党中央开会的地方,能到那里工作非常光荣。我们盐城是革命老区,你去是代表老区人民的,一定要把工作做好,为盐城人民争光。我连连点头,深深地记住了他们的话。由于我的被子比较破旧,领导送给我一条蓝印花的新被子。招待所又给我配备了新褥子、搪瓷脸盆、毛巾等生活用品,把我打扮得体体面面的。
     到人民大会堂的第二天,我就被分配到宴会厅上班。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场面,也不知该怎么干。领导组织我们培训了半个多月,有任务就边干边学。我虚心学习,踏实肯干,不久就适应了宴会厅的工作。
     1961年5月,中南海服务处的周启才处长到人民大会堂挑选两名服务员,我又被挑上了。我在中南海服务处的主要任务,是为党中央、国务院的主要领导同志服务。那时毛主席的活动十分频繁,如常委会、政治局会、会谈、接见外宾、宴请、谈话及怀仁堂的大型照相等。根据不同情况和要求,我们工作人员进行现场安排布置。当时中南海里首长诸多活动场所都很简陋,桌椅、凳子、沙发等用品常常是首长到哪里活动就搬到那里。服务人员忙个不停,从端茶倒水到安全保卫,既是服务员又是警卫员,一切为了首长的需要。
     在首长家的工作人员是相对稳定的,但有时出差或探家,人员就由服务处调剂。我到毛主席家之前,曾先后在周恩来总理和李富春副总理家工作过一段时间,也为刘少奇主席、朱德委员长、杨尚昆同志家开饭等做相关服务。那时,中央政治局的7位常委几乎天天有活动,毛主席最多,所以我们是比较忙的。
     在这里工作自然就有机会见到中央的许多领导人。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是在颐年堂,那天是毛主席召集的常委会,他提前来到会场。我怀着十分激动而又紧张的心情给毛主席送上一杯龙井茶,不知是紧张还是激动,端茶杯的手不停地抖动,以致茶水从杯中溢出来。毛主席有个习惯,见到陌生人时总要问一问,当时就亲切地问我:“你是新来的吧?”
     我急忙回答:“是,我是从人民大会堂调过来的。”
     他老人家吸了口烟又问我的姓名、什么地方人。我一一作答,很快紧张感就消除了,只有崇敬和激动,以后见到毛主席的机会也就越来越多了。
     1964年国庆节,我在天安门城楼上服务,忽然毛主席的保健护士长吴旭君喊我:“小吴,主席叫你。”
     我心里一惊,毛主席叫我?毛主席叫我干什么?
     她见我愣在那里,就说:“快去呀,主席叫你呢!”
     我这才急忙跟她走。来到大厅里,看见毛主席正坐在沙发上吸烟。
     吴旭君对毛主席说:“这就是吴连登同志。”
     毛主席放下手里的烟,说:“我们见过,就是那个咸城人嘛。”
     我听到主席把盐城说成咸城了,也不敢纠正,恭恭敬敬地对主席说:“我叫吴连登。”
     “噢,吴连登,这个名字有来历,是谁起的,不是一般人起的吧?”毛主席不失幽默地问。
     “是请一个老和尚起的”,我老老实实地回答。
     毛主席说:“好,这个名字起得好。”
     过了一会,毛主席用商量的口吻对我说:“我请你到我家里帮帮忙,行不行啊?”
     我忙说:“我怕工作做不好,那就要请主席多批评。”
     主席说:“我那里要说事情多,有时也真的多,有时也没有多少事情。”
     我说:“我一定好好工作。”
     ……
     此后没有多久,我就正式到主席家里工作了。在接触中我感到主席很风趣,盐是咸的,那天主席把盐城说成咸城,不是说错了,而是和我开玩笑,可能是为了消除我的紧张心理。
     刚到毛主席家工作的时候,我并不是当管理员,只是管他家里的一些事务──管理仓库,搞卫生,整理书房里的书和床上的书,收拾主席屋里的东西。从1968年至1976年主席逝世,主要任务是管理主席的伙食、工资、账务、家产,也管理江青和孩子们的所有杂事,所以毛主席的家人也常常称我为“管家”。
     毛主席让我到他身边工作,其中一个原因是有的工作人员出了一些事。
     俗话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无论是谁到毛主席身边为他服务,依他的性格、脾气,自然要给你设下规矩,定下制度。对此,身边的工作人员要无条件的服从。
     在3年困难时期,少数在主席身边工作的同志,在随主席到外地调查研究、巡视工作的过程中,违反《出差守则》,假借毛主席的威望,搞了点白吃白拿的不正之风,如接受了地方送的丝绸、桔子、茶叶等土特产,向地方要了肥皂、香烟等紧缺物品。有一个工作人员还贪污了主席的伙食费,把主席家的粮票、香烟、茶叶等拿回家。
     主席知道了这些事情很生气:“我身边工作人员中有些同志作风不正,存在一些不健康的思想,要进行一次小整风,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从西柏坡进北京时,毛主席就说是“进城赶考”,要保持劳动人民本色,不能搞特殊,对脱离群众的现象他是毫不客气的。
     毛主席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们不要以为在我这里就了不起了,你们脱离了群众,还让你们到群众中去。”于是送走了一批,其中一个同志还受到了纪律处分。
     除了在身边工作人员中进行这次“小整风”,毛主席还拿出自己的3万元稿费,专门派人一路退赔并道歉,以挽回造成的不良影响。
     知道中南海“小整风”的前前后后,我受到很大教育,深知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能在主席身边工作,是党和人民的极大信任,一定要把党和人民委托的事做好。我决心忠诚老实,大公无私,埋头工作,不搞特殊化,当一个让毛主席满意的服务员。

     问:毛主席的工资、仓库是你管理的,能谈谈毛主席的家底、谈谈有关江青的家当吗?
     吴连登:主席的工资、仓库是我保管的。他经济收入有两个方面:一是工资,二是稿费。稿费是由中央特别会计室保管的,我只管他老人家的工资、江青的工资,还有他们的日常支出。毛主席的账和江青的账分着管,各花各的钱,各记各的账,有点像现在的AA制。
     在实行工资制后,毛主席工资是一级,600多元。1958年后我国遇到了严重的三年自然灾害,加上苏联逼债,全国人民生活极度困难,有的地方还饿死了人。毛主席在一次常委会上带头提出把自己的工资由一级降到三级,从60年代初直到1976年一直是404.8元。
     江青任文化处长时工资是100多元,后来调到243元,为行政9级。文化大革命中林彪为讨好江青,在一次会上说江青的工资比邓颖超都低,此后让他的秘书打电话给中央办公厅的领导,要把江青的工资由原9级改提到5级,这样就和邓大姐的工资一样多了。中央办公厅根据林彪的意见打电话通知了中央警卫局财务处,此事没有正式发文,财务处做详细的电话记录后从1968年3月,江青的工资就变成了5级。
     “9.13”事件后,毛主席彻底清查林彪的问题,亲自过问江青与林彪的关系,从人民画报和解放军画报中查出江青给林彪拍摄的特写“孜孜不倦”学毛选的镜头,以及林彪私自给江青长工资等事实。主席特别生气,把江青叫到游泳池住地进行了极为严厉的批评。这使她感到问题严重,回到钓鱼台十楼后,就要党支部书记程汝民同志以党支部的名义向汪东兴同志写个报告,把她的工资又降了下来,这几年一共多拿了几千元(5级到9级的级差为99.7元)全部退还给国家。汪东兴同志收到江青处的报告后,用毛笔在报告上批示:遵照江青同志的意见办。该报告退到财务处存档了。
     江青特别喜欢照相,所有的照相器材都得自己花钱买。当时这些东西特别贵,如果把钱花在照相上,吃饭和日用开支就不够了。为此她想了个办法,请新华社摄影部帮助购置,由他们记账。数年间累计拖欠新华社8000多元,新华社多次催要欠款。江青自己没有存款,根本还不起这笔债,就硬着头皮找主席要钱,主席不但不给,还批评江青:“你是到处照相,钓鱼台一些楼里还挂着你拍的不少照片,在尼克松访华前全部摘下来,以后不要再挂了。”
     后来我和刘元祥同志给汪东兴、张耀祠同志写了一个报告,即把江青这笔多拿的几千元工资全部拿出来还新华社的欠款。但还是不够,又把部分摄影器材送还新华社以抵欠款,总算把这笔账结清了。江青说:“这样好,不能慷国家之慨。”
主席的账很好算。他的404.8元工资,要交党费10元,房租、水电费、租用家具费、地毯费等加起来每月80多元,每到冬季要另加4个月的取暖费40多元,合计125.02元,吃饭要用100多元,还有3个人要负担──李敏、李讷、还有江青的姐姐。他们每个人的生活费15元,后来增加到30元。除此之外,主席家买锅碗瓢盆、看戏看电影、买肥皂、手纸、擦脸油、毛巾、火柴等,孩子们的医疗费、洗澡费、汽车费、图书杂志费以及主席的葡萄糖一类营养药费等等,也都要从主席的工资里出。总而言之,主席家的一切日用和生活开支都要自己花钱,和普通市民家没有区别。
     主席还有两项花费:吸烟和喝茶。主席烟瘾大,喝茶多,两项要花八九十元,也都是从主席的工资里面出。这样,有时主席的工资就不够用了。每到这时,我就向主席提写一份申请,要求从稿费里支出一些钱使用。主席对稿费管理十分严格,他讲:“江青也好,汪东兴、张耀祠也好,你这个秘书、管家也好,都不能随便动用我的稿费。”
     根据主席的意见,凡是要从稿费中支取的,我们都先报告,主席亲自阅批后方能取钱。他把稿费多用于购书和为他建造的设施上,也用来资助民主人士。韶山来人看病和工作人员生活上的困难,主席也是从稿费中拿出钱来帮助他们的。主席说稿费是人民给他的,不能随便使用在自己和家庭的消费上。
     毛主席一家的收支情况,哪一天买了什么,花多少钱,哪一天交了什么费,我都附上发票和收据详细登记,并认真填写收支报表,每个季度请主席、江青阅示,向中央警卫局财务处上报、封存。
     我当毛主席的生活管理员,既从主席的经济收入和生活特点着想,精打细算,尽量节省开支,又根据主席家的生活需要,花必须花的钱,特别是规定该花的钱,公私分明,一分也不马虎。如在人民大会堂、钓鱼台等地,主席喝一杯茶,我按规定交一角钱。一般情况下,20天左右我到这些地方结一次账,是多少钱就交多少钱,从不违背主席意志为他搞特殊。
     毛主席每年都要到下面调查研究、视察工作,每当到了一个地方,我就请省委或办公厅的同志帮助搞一点地方特产,如黄河鲤鱼、武昌鱼、鲥鱼、紫菜苔、寒菌、冬笋等北京较难买到的东西给主席吃。不管是行车途中在车站要的,还是住下来要的东西都按价交钱。常常发生地方上不肯收钱或少收一点的情况,他们说主席到我们这里来我们特别高兴,就是我们想送到北京也送不去,这么一点土特产怎么还能收钱。我们都解释这是毛主席立的规矩,不能违反,否则主席知道了我们是要受批评的。这样,地方的同志也能理解。
     有时我给毛主席送饭,或向他老人家报告生活收支情况时,他首先问我吃的用的都交钱了没有?我说该交的都交了,他说那就好。毛主席对汪东兴说:“把家交给吴连登,我放心。”
     江青也几次在工作人员面前说过类似的话。我填的生活收支报表,毛主席一般不看。只有当钱不够用时才翻翻生活账,并叮嘱我注意节约。
     主席的仓库是一间不足15平方米的房子,里面有中南海警卫局行政处配发、要交租金的4个木柜子、一个小杂品柜和一张三屉桌、一条长凳。仓库物品登记簿就放在三屉桌抽屉里。
     4个木柜式样、大小一样,都是深黄色,上的清漆,比较旧。像个书柜,分上下两层,各有两扇门,上下两层中间各有一层隔板。两个柜子放主席的东西,1个柜子放江青的东西,一个柜子放毛岸英的遗物。
     仓库里没有一件外国人送给主席的礼品,也没有一件江青的金银首饰。
     主席的柜子里有在西柏坡穿的皮上衣,1949年12月访苏时穿的皮长大衣、礼帽、围巾,1953年视察海军时穿的一件棉大衣;50—60年代穿的缝补多次的旧衬衣、睡衣、裤子、游泳裤、毛巾被、袜子、拖鞋、布鞋、皮鞋。库房内还放着石砚台、放大镜和出差用来装卧具的大布袋子,数只木制箱子是专为外出时装书用的;有50年代使用过的幻灯机,手摇留声机、唱片(京戏、花鼓戏、吕剧、豫剧等);还有曾用过的一支竹制手杖,以及50年代偶尔用过几次的一副麻将。后来库房里增加了一部分军衣,是毛主席检阅红卫兵时穿用的,有灰色棉衣、棉裤、棉帽、白衬衣;有主席进北京时在西郊机场接见部队时穿过的毛领大衣,几件黄衣服;有几件浅灰色毛衣,是江青拆了旧的重织的,线不够,袖子加了杂色毛线;有几件破旧睡衣和许多破旧面巾、毛巾、毛裤、旧绸衬衣和换洗后的入库衣服。有好几双旧布鞋、拖鞋;有几双皮鞋,有的是新的,主席没穿过,一直放着。
     江青的柜子里,最好的是几件丝绸衬衣,其余都是普通布衣服,黄色的,灰色的,黑色的,有的也有补丁。各色碎布头不少,我管仓库后,把她的碎布头包成一个包。柜子里还有旧毛线团、旧毛线袖头和江青好几双鞋子等。仓库里孩子们的东西不多,放在江青的柜子里。她们长大后,都拿走了。
     江青的衣服改来改去的,过些日子领子改个样子,再过些日子口袋改个样子。她的衣服也老染,把淡色的染成灰色的,灰色的染成黑色的,这些事都是我去给她办。
     毛岸英的遗物有去朝鲜之前换下来的旧衣服,如白棉布印赭色细方格的衬衣;蓝色棉军帽;灰色纱袜;一条棉质白毛巾等。
     1950年11月25日中午,年仅28岁的毛岸英在朝鲜战场上牺牲后,安息于异国他乡,他生前的一些遗物送回了祖国,送到了毛主席的手中。毛主席睹物思人,非常悲痛。按照韶山风俗,逝者生前遗物,特别是衣物,往往随之焚烧,以免生者伤心。可毛主席一直不愿丢掉儿子的物什,珍藏在家中,从中看出一位慈父对爱子的无尽的思恋。
     我第一次进入这个仓库时,看到放的东西,感到不可思议:一个大国的开国领袖家怎么没有一件比较值钱的东西?后来主席对我说过:“我的家,就是中国普通老百姓的家,不应该有什么特殊。”这个仓库反映了毛主席带头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我精心管理仓库,及时检查、擦拭、除尘,防止物品霉变、生虫。主席家的仓库钥匙就我一人拿着,谁要取、放东西,都经我的手,并一一登记。

     问:你在毛主席房间里搞卫生、收拾东西,主要做哪些事情?
     吴连登:主席住的中南海丰泽园是一座老式的四合院,几棵树木参天,北面朝阳的几间正房,中间是饭厅,东边是主席的卧室兼办公室,西边是江青住的。东厢房是主席刚住进中南海时办公开会用的,后来搬到北房办公。东房就靠近主席住的一间改为值班卫士的休息室,里面还有一些书。西厢房是一个藏书库,南房是江青办公活动用的。李敏、李讷、毛远新(毛主席的侄儿)、江青的姐姐李云露,他们分别住在这个四合院的东南角和南边,主席住的主房后边和通中南海的大门旁各有一片竹林,生长得特别旺盛,确有点韶山故居的味道。
     主席的卧室兼办公室面积比较大,估计有40平米左右。一进门的南边摆着主席工作用的办公桌和保险柜。办公桌是个两头沉的写字台。写字台上有许多办公用品和日常用品,如台灯、墨盒、笔筒、红蓝铅笔、墨水、砚台、杯子和烟灰缸、火柴,还有一部红色的专线电话机。房间里有两个沙发,4把椅子。
     紧挨着保险柜的是个6扇屏风,南北向的屏风遮挡住主席睡觉的床。主席的床是张没有雕饰的木板床,比较宽大,而且外高里低,高的那边睡人,低的那边放书。半边床上堆的书又多又高,靠床头的右手边放着一个三屉桌子,上边有一个台灯、剪子、订书机、铅笔、烟缸、火柴,都是主席常用的东西。紧靠着三屉桌的前边是80公分见方的带踏板的桌子,正常情况下秘书送来的文件、报纸、刊物、书等都放在这个桌子上。到主席吃饭和睡觉时把这些东西搬开,待吃完饭和起床后再搬回来。主席办公的习惯一般都是用灯光,而不用自然光,房间里的灯光很亮。主席习惯在床上办公、看书、批阅各种文件、考虑国家大事,而且在床上办公、看书的时间比睡觉的时间长得多。主席在床上看书,有时靠着床头的大木棉枕头看,这个大木棉枕头是宋庆龄送给主席的,主席一直用着。有时改变一下姿势,这样床上显得有些乱。
     我介绍这些情况,你们可能就知道了把主席房间收拾一下、搞干净是需要一些时间的。
     按惯例,在主席房间打扫卫生、收拾东西每天要进行一次,但必须是主席不在房间里才能进行,以免影响他的工作。这个,我们已和主席形成默契,他没有安排活动,每天也要出去一次。但什么时候出去,就没有准点了,大多数是在夜晚9点到10点左右。我们先坐他的吉姆车把他送到人民大会堂或钓鱼台国宾馆,他在那里工作、看书或休息。我们工作人员就是利用这段时间打扫卫生,收拾东西。主席出去的时间有长有短,所以要用最短的时间把他的房间拾掇好。首先是把窗户都打开,放进新鲜空气,主席对这一点是很重视的。接着打扫卫生间、清扫地毯擦门抹桌子、收拾写字台,这些也很容易。比较麻烦的是整理主席的床铺。我们基本上每天要给主席换一次床单,得把书全搬下来,换上床单后再放到原处。书码得高,搬放的时候如果不小心,会倒下来,书的位置放乱了,主席会不高兴。床上的书,有的是打开的,有的是斜放着的,有的夹着纸条。每次,我们都小心地掸掉书上的灰尘,按原样放到原位置,使主席找书看感到方便。
     我到主席家工作开始时搞卫生的事做得比较多,后来当了主席的生活管理员,主要管主席的吃饭和杂事,搞卫生、收拾东西这些活相对干得少了。

     问:你当毛主席的生活管理员,能说说主席在吃东西方面的情况吗?有人说他因为吃饭发过脾气,有这回事吗?
     吴连登:要说这个问题,我是有一些发言权的。我给毛主席当生活管理员,他老人家吃的东西都是我去买的。领导配给我一辆自行车,后座两边有两个铁箱,两把铁锁锁着。在中央特供处和其他地方每买一棵菜、一块肉、一条鱼,我都仔细检查,放进铁箱用锁锁上驮回来,交给厨师按我和有关同志事先商量安排好的菜谱做。饭菜做好了,我总是先尝尝味道、咸淡,也可叫做“试食”,确保安全和口味后,我用竹饭篮装上饭菜送给主席。如果有人在主席的饭菜里放毒,那我肯定活不成了。
     毛主席吃东西是很随意的,没有什么特殊要求,他有个说法,就是:“我想吃什么,就是我的身体里缺什么,吃下去能吸收好,你们谁也不要限制我”。
     这就难免要发生一些矛盾。医生为了他的健康,当然要提出一些营养方案,这方面往往要和他老人家发生磨擦。
     有一段时间,他的保健人员说不要让他吃猪大油,说那东西脂肪太多,胆固醇高。我们给他改用别的植物油。主席的嘴还很灵,他说:“你们的菜怎么做的,不香啊。”
     我说:“医生说了,您不能吃猪大油。”
     他一听就不高兴了,说:“我怎么不能吃大油?”
     “脂肪太多了。”
     “我说菜不香呢,你们给我换了油!”
     “他们是为了您的健康……”
     不待我说完,主席就很不客气地说:“谁叫改的谁去吃!”
     见主席发了火,我们也就不好坚持了。事后仍按他安排的食用油:“三分猪大油,七分花生油,合在一起,两者兼而有之。”
     毛主席一直吃这种混合油。事实证明,猪大油并没有影响他的健康。
     保健医生曾给主席制定过食谱,但落实的少。江青也对主席的伙食提出过建议。主席说:“我的伙食你们都不要管,我的伙食就是管理员吴连登管。”这下我的担子可重了。我和厨师等同志经常研究,根据主席的习惯和身体需要,及时调整食谱,千方百计让他吃饱吃舒服。
     主席习惯夜间办公,生活极无规律。在正常情况下,主席每天只吃两餐饭,每餐是四菜一汤,四个小菜,荤素搭配。所谓“四菜一汤”,量都比较小。如果哪个菜主席吃完了,说明他喜欢吃,我再去买,下顿继续上。如果哪个菜吃得少或没有动筷子,说明他不喜欢吃,下顿就少上,或过一段时间再上。
     给主席盛菜的餐具是一种比盘子深的带盖的扣碗,这样可多带一点汤,同时也可以保持温度。吃饭时间大都是在夜晚和后半夜,主席常说“我是美国人的生活时间”。下午起床后,一般不吃饭,如果时间长了,我们就给他老人家送碗稀饭或麦片粥,再加上点酱豆腐、咸菜之类。谁都不会想到毛主席的生活竟如此简单,但他老人家每天至少要工作十几个小时。常有人建议主席多吃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的食物和补品,主席说:“你们说的那些山珍海味,我不喜欢吃,我不想吃的东西你们就不要勉强我。吃了,我不舒服,我还是吃老百姓的饭菜和五谷杂粮好。”
     毛主席喜欢吃家乡饭和小时候吃惯了的东西,像河沟子和水稻田或池塘里的小鱼、小虾、泥鳅、青蛙、鳝鱼等,牛、羊、猪肉,白菜,豆腐也爱吃。主席吃的东西面广,在我的记忆中,他没有什么绝对不吃的,但最喜欢的一是鱼类,二是肉类。毛主席一辈子不知吃了多少鱼,主要有鲫鱼、鲤鱼、白条鱼、胖头鱼、武昌鱼、大青鱼,制作花样有红烧、清蒸、油炸等。毛主席对鱼头也很有兴趣,我们经常给他做胖头鱼汤。毛主席还喜欢吃一些不常见的鱼,如庐山上的石鱼,长江里的回鱼,河里的麻姑丁鱼,黑龙江的大马哈鱼等。60年代后期,在一次吃饭时提起吃的话题,主席一下子就转到黑龙江说:能不能搞条大马哈鱼吃?我说可以。第二天我打电话告诉供应科的王映昌科长,黑龙江的同志想办法捕到了几条送到北京。第二次庐山会议时,江西省委接待处的老吴同志在山下搞了一条很大的娃娃鱼送给我,让我烧给主席吃。我报告主席,主席说:娃娃鱼生活在大山沟里,很稀少,放回去吧。有一次,毛主席幽默地对我们工作人员说:“我在世时吃鱼太多,我死后就把我火化,骨灰撒到长江里喂鱼。你们就对鱼说:鱼儿呀,毛泽东给你们赔不是来了。他生前吃了你们,现在你们吃他吧,吃肥了你们好去为人民服务,这叫物质不灭定律。”
     毛主席爱吃红烧肉,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其实毛主席也爱吃扣肉、回锅肉、米粉肉、猪肘子、猪肚子,不过对红烧肉更喜欢一些。一般是安排他一个月左右吃一次红烧肉。有时时间长了一些,主席就对我开玩笑说:“你这个管理员不给我想吃的东西,红烧肉怎么不见了?”
     “文化大革命”时期,主席的活动比较多,体力消耗也大,所以特别能吃肉。有一次我和厨师韩阿富商量给主席做米粉肉,估计半斤就差不多了,谁知他吃了个干干净净。第二次韩师傅又给他做了6块,他又全吃了。主席还说“大师傅真小气,舍不得给我吃!”后来韩师傅给他老人家做米粉肉,总要做十几块。
     毛主席很喜欢吃辣椒、苦瓜、葱、姜、蒜等一些刺激性的食物,几乎顿顿都要吃,如果饭桌上没有辣酱和蒜泥一类的东西,他就说菜没有味道。干焙辣椒是整个儿焙熟的,我们工作人员无人能咽一小口,毛主席却能一口一个,而且吃得津津有味。
     毛主席晚年仍然未改食辣的习惯。当时,他罹患多种疾病,连下咽都很困难,但他还时常想吃一点辣椒。我们工作人员便用筷子在辣椒酱里沾一点点,送到他嘴里,主席把嘴巴吧嗒几下,高兴地说:“好香啊,一直辣到脚尖了!”
     毛主席把吃辣椒与性格和斗争精神联系起来。有一次,他风趣地对我们工作人员说:“大凡革命者都爱吃辣椒。因为辣椒曾领导过一次蔬菜造反,所以吃辣椒的人也爱造反。我的故乡湖南出辣椒,爱吃辣椒的人也多,所以‘出产’的革命者也多”。
     毛主席还像许多湖南人一样,特爱吃苦瓜。他对我们说:“我不但吃得惯苦瓜,还一生都爱吃,就图它这个苦味,苦能去火明目,也是以苦为乐嘛!”
     毛主席爱吃的有些上不了台面的小东西,做起来很麻烦,有的根本不会做,还要问他当时是怎么做的。有一次,他提出要吃泥鳅蛋羹,或是泥鳅豆腐。我们试着做了一次,主席说你们做的方法不对。我们按照他说的办法,把泥鳅肚子里的东西掏出来,然后再把这小东西和豆腐一块做,叫泥鳅钻豆腐。主席吃得可高兴了,说这是进城以后吃到的小时候喜欢吃的菜。
     毛主席晚年特别喜欢吃老玉米和红薯,还说用火烧的老玉米才好吃。我们就给他买了些老玉米来,在煤火上烧了,他说味不对,后来才知道他要吃的是用柴烧的。以后我们再给他做老玉米,就先蒸半熟,再烤一烤,他也很高兴。
     这就是毛主席的一些吃法,因此江青说毛主席是老农民的习惯不改。
     保证主席健康,是我首要也是最重要的任务。主席多吃一口饭,多吃一筷子菜,多喝一口汤,我感到特别高兴。如果主席不想吃饭,或吃得少,我就提着心,觉得没有完成好人民交给我的任务,便马上找医生、厨师商量怎么办。主席工作忙,我把饭送去他常常顾不得吃。这种情况我最矛盾,催吧,怕影响主席工作,不催吧,又怕主席忘了,有时我就在屏风外有意小声干咳两下,或有意把脚步加重一点,以提醒他。这种方法有时管用,有时也不管用。饭菜凉了,我拿回来让厨师热,送去再凉就再热、再送,往往来回几次,主席把饭菜吃了,我才放下心。
     有一次,主席脚痒,他对我说:“吃精米不好,会得脚气病,你给我弄点糙米吃。”说话时离吃饭只有近一个多小时了,为了及时满足主席的要求,我马上打电话给北京巨山农场,请他们帮助搞些糙米,并要他们尽快加工2两。我打电话他们就知道是谁要的了,立即用砖头在水泥地上碾,一粒一粒地拣了2两。主席吃了糙米饭很满意,说:“还是这个香!”
     根据毛主席的生活习惯,为保证主席的健康和精力充沛,中央搞了个规模很小的食品供应科,有许多食品和蔬菜特地安排在巨山农场、玉泉山和玉泉山农场、中南海的万层殿等地种植。当时这些地方的工作条件很差,冬天搞阳畦,盖土玻璃棚,生土暖气种菜的同志在里边腰都直不起来。只要我去拿菜他们都特别兴奋,总希望多带一点回来。每次我去取菜,都按主席要求按规定交钱。主席在文化大革命前不久曾说过,活动场所不要摆花,室外也不要特意种花。种菜也开花,也好看,一举两得。当时中南海里的工作人员根据主席的讲话精神展开了种菜种瓜果竞赛,把所有的空地都充分利用起来了。到了收获的时候,许多同志送来大象牙白萝卜、大白菜、南瓜、苦瓜等,主席看了很高兴,有时交待做些吃吃。那时玉泉山及农场都是中央领导同志经常活动的地方,瓜果梨桃应有尽有,那里的管理人员只要听说某一棵树、某一品种水果要给我留着,无论是职工还是战士,没有一人去摘一个,这充分说明了这些同志对毛主席敬仰和爱戴。
     红枣补血安神,百合清火润肺,也不贵,我十天半个月买一次给主席熬粥。主席爱吃小鱼小虾,我们常到中南海捞,即把放了肉骨头的苹果筐放到中南海,过一个小时左右捞起来,一次能捞二三两,足够主席吃了。我这个江苏人从小就好水,爱抓鱼,除游泳外还利用空余时间到中南海边钓鱼玩,胖头、白鲢、鲤鱼都钓到过。有一次,我钓到一个4斤多重的大王八,把最好的裙边熬了汤,主席吃得很开心,还和我开玩笑:“你抓了个老王八,不简单!”
     毛主席平时不喝酒,只有在宴会上或在家请民主人士吃饭时,才喝一点。
     毛主席吃的蔬菜,大都是一些普通的大路菜,如油菜、菠菜、萝卜、黄瓜、大白菜、空心菜、卷心菜、紫菜苔、豆芽菜等,他喜欢吃青蒿、豌豆苗。由于他小时候经常吃马齿苋的缘故,对马齿苋有特殊的感情,我也常常搞一些来让他吃。
     毛主席是很懂得维生素对人体的重要性的,也知道水果里有丰富的维生素,但不知为什么,他吃水果比较少,房间和客厅里都没有摆水果。有时饭后吃一点,还有就是办公时间长了,我们送上一杯西瓜汁、草莓汁或其它果酸少一点的水果如桃子,吃起来既方便,又不耽误他老人家工作和读书。60年代后期,巨山、玉泉山种菜的同志试种草莓,主席觉得很好吃,就增加了种植面积。这东西是有季节性的,在草莓多的时候,我就请北京市第一食品厂生产加工成罐头,这种草莓罐头主席连续吃了很长时间。

     问:毛主席特别爱吸烟和喝茶,能谈谈他这方面的情况吗?
     吴连登:主席特别喜欢喝茶,与众不同的是一爱喝浓茶,二爱喝青茶。他说多喝茶可以助消化,去火,清肠胃,提神,增加维生素。主席的一杯茶水中,茶叶要占三分之二以上。
     先说我当管理员以后他喝茶的数量。他每个月至少要喝一斤多茶,当然都是当年的好茶新茶叶了。我记得最多的时候,主席一个月喝过三斤,你说吓人不吓人。
     他最喜欢喝的还是杭州西湖的龙井。有一阵子,我给他老人家试过许多种茶,有杭州的炒青,也有江苏的碧螺春,还有江西的云雾茶等等。
     试来试去,他还是喜欢龙井。
     他喝茶还有一个习惯,就是睡前喝的那杯茶不倒掉,起床后加点开水再喝。现在人们都说过夜茶有害,主席不管那么多,照喝不误。
     毛主席吸烟多、烟瘾大是众人知晓的。他从什么时候开始吸烟的,我们这些在他身边工作的人谁也说不清。在革命战争年月里,他吸过最普通的纸烟、干烟、自制烟。解放后他先吸的“三五”,后来就吸上海产的“中华”、“熊猫”。1969年以后就吸上了一种特制的毛氏雪茄,这个情况我清楚,因为有些事是我具体办的。
     毛主席吸烟的确比较厉害,最多一天能吸两、三盒。因为他吸烟太多,医护人员曾经多次劝他不要吸了,他好像也想过要戒烟,但都没有成功。
     他自己多次说过:“他们(指医生)说我不讲卫生,有什么法子呢?”
     他还和我们的许多领导人开过玩笑,问他们:“你们讲不讲卫生啊?”
     毛主席生性节俭,反对浪费。但吸烟的花费他却很大方,常常是烟不离手,他老人家越是想问题,考虑重大决策,吸烟越多。在与主席朝夕相处中,我们似乎觉得主席吸烟有助于思维,他吸烟通常是吸一口,含在口中,然后吐出很少,直接吸入肺中。“熊猫”、“中华”等国产烟在当时还算价高位尊的,一般人还真负担不起这笔消费。毛主席有时也感到吸烟花的钱太多,占了生活费用较大一部分,但上了瘾,一时是戒不了的。
     主席吸了一辈子烟,可他从来没有使用过打火机,而习惯用火柴。因为主席每天吸烟量大,因此火柴消耗特多。也许他也意识到这点,于是便十分注意节约使用,从不浪费。他擦划火柴的习惯也与众不同,一般人用火柴点火时大都在火柴盒两侧磷皮上随意擦划,而主席则有意从磷皮两端擦起。这样,一盒火柴棍擦完后,磷皮的中间部分还完好如新。主席不让我们扔空火柴盒,他说:“凡是还可以用的,都要再用。我们国家还很穷,浪费不起啊。”我们细心地将主席用过的空火柴盒保存起来,然后去北京火柴厂买回火柴棍,重新装上再使用。一只空火柴盒往往反复用几次,直到完全不能使用时才扔掉。
     1968年,毛主席患了一次重感冒。病中毛主席仍然想吸烟,但一吸便咳嗽不止。他感叹道:“人病了,烟都没味。”我们劝他就此戒烟,但毕竟烟瘾太大,即使病中也无法戒掉。
     1969年一次开会时,毛主席见李先念同志吸“雪茄”,问:“哪来的?”李先念说:“是四川特制的,既可以解瘾,又不会咳嗽”,建议毛主席吸这种烟。我试吸了,觉得这雪茄很好,毛主席也试了试,感到的确如李先念所言。从此,毛主席便一直吸由北京卷烟厂手工特制的雪茄。
     这种烟开始是从四川运到北京的,不但运费高,而且到冬天,烟变得干、麻、辣,不好吸。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找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和我商量,决定在北京南长街81号东边一个地方生产雪茄,技术人员都是从四川过来的,烟叶的加工则由北京卷烟厂提供。生产出的每支烟都要符合主席口味,最后由王映昌同志和我鉴定、抽查,符合要求后才拿给主席吸。主席的烟松紧程度以吸起来不费力为标准,保持一定的湿度;暂停未吸20秒后便可自动熄灭,以防毛主席夜间吸烟时睡着了引起火灾。这烟包装普通,外观仅为白纸制成,毫无装饰,工人师傅和我们称它为“中南海”烟。
     1972年毛主席开始生病,吸烟对他越来越不利。虽然特制雪茄封口的粘合剂掺杂了中草药,可止咳、化痰,减少了烟的有害成分,可主席仍然不停地咳嗽,一口烟吸进去咳嗽有增无减。
     毛主席从1974年开始戒烟,他下了决心,马上就与烟一刀两断。我们怕他难受难忍,烟和烟具没有收,还是放在原处。有时主席把烟拿起来放在鼻子前面使劲地闻几下,有时就把雪茄放在手里用手指来回地碾几次,看来他非常想吸烟,但把雪茄又放回原处。
     有一次周总理来主席这儿商谈工作,目睹了主席戒烟。总理劝主席少吸一点,主席还是不吸。一个月以后,主席告诉周福明,把所有的烟和烟具都收走。毛主席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再也没有和烟打过交道。

     问:你和毛主席的家人接触多吗?请谈谈他们的一些情况。
     吴连登:我到主席那里去工作的时候,毛岸英已经不在了,主席的二儿子毛岸青身体不好很少来。和大女儿李敏的接触也不多。主席什么时候想见她了,或者她有什么事要见主席了,我去把她接来,见面谈上一会儿我再把她送走。
     李讷是毛主席的小女儿,主席疼爱她,但从不溺爱。
     李讷上中学后,吃住在学校,只有星期六回家。学校在郊区,一旦有活动,天黑才能离校,卫士长不放心,便瞒着主席派车去接。汽车不敢进校门就停在校外僻静处,然后由卫士进校找她,出校门后再悄悄坐车回家。
     这事不知怎么被主席发现了,他严厉地批评了卫士长:“别人的孩子就不是孩子了?别人的孩子能自己回家,我的孩子怎么不行?不许用车接,让她自己骑自行车回来。”
     毛主席把身边的工作人员视为家庭成员,孩子们从来也没有把我们当外人,生活在一起,关系十分融洽。中南海西八所的菊香书屋老式四合院,是主席和江青办公、居住、藏书的地方。和主席同住在一个大院耳房的有李敏、李讷、毛远新、江青的姐姐李云露。他们的生活开支都由主席负担,每月给固定而有限的钱。江青和孩子们所有的房租、水电及租用公家的家具费每月都从主席工资中扣除。那时候要求很严,除工资外没有任何补助。他们都十分珍惜主席给他们的生活费,仅有的数十元要吃饭、穿衣、日用等,平时都很节俭,常穿着褪了色的补丁衣服,难得买件新衣,就是过年也是如此。因为主席的孩子也酷爱读书,渴求知识,他们尽量节省生活费用,而到旧书店、新华书店买书。在他们的房间里,没有装饰,除了一张板床、老式写字台和生活必须品外,就是书架。书架上、窗台上到处堆着书。他们回家后从来不乱跑,回到房间就看书写字,很晚才休息。李讷说:“我们多花一分钱,我爸爸就要少花一分钱。”
     他们都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每次都算着花钱。在中南海里,要算主席家的孩子最自觉、本份、守规矩,他们从来没有以毛家的孩子自居。中南海里对工作人员有个规定,到游泳池游泳一次,收一角钱;看一场电影,收两角钱。毛主席的孩子凡是到这些场所都自觉买票,有一次李讷去看电影忘记带钱,到了门口时,掏了所有衣服口袋都没找到钱,她转身回去,工作人员走上前说:进去看吧。她执意不肯。最后工作人员说:今天你先看我们给你记个帐,下次来补上,这样她才进了电影院。
     主席对孩子要求很严,他们自觉遵守各项规定,出入大门主动出示证件。不论干部、战士、工人,见面他们先打招呼。李讷是1940年出生的,我是1941年出生的,她比我大一岁,因为主席称我“同志”,她每次见到我都恭敬地叫我叔叔,现在还是这么叫,让我很不好意思。中南海的工作人员对主席家的孩子反映都很好,他们不娇气没架子。
     作为领袖,毛主席收到的礼品可真不少,国内外的什么都有,如金银器皿、象牙制品、民族工艺品、土特产品、手表、半导体收音机、名家字画等。主席处置这些礼品既有原则又有分寸,凡属贵重礼品一律归公,专门陈列起来。对于没法保存的土特产,是水果——送幼儿园;是茶叶——送身边工作人员。我从来没听主席说过将水果、茶叶送给江青,送给自己的孩子们。逢到土特产品量大时,他就让我们工作人员拿到中南海食堂去卖掉,然后附上一封讲明党关于不准送礼的规定和纪律的信,将钱寄给送礼的单位和个人。无论是江青还是孩子们,谁都没有拿过一件礼品归己有。毛主席说过:这些东西不是送给我毛泽东个人的,是送给中国人民的,如果你在我这个位置上,人家也会送给你的。
     大约在1964年,印度尼西亚掀起了迫害我侨胞的浪潮,我国政府义不容辞地出面保护了他们。有些侨胞为了表达感谢之情,送给毛主席的燕窝重达31.5公斤。主席指示:“把它们全部送到人民大会堂招待外国人。”秘书徐业夫试探地说:“主席,是不是家里留一点……”主席摆摆手,打断道:“不用留,一点都不用留,全部送走。”于是,这31.5公斤燕窝一克不少地送到了人民大会堂。
     主席说:“中国不缺我毛泽东一个人吃的花的。可是,我要是生活上不检点,随随便便吃了拿了,那些部长们、省长们、市长们、县长们都可以吃了拿了,那这个国家还怎么治理呢?”
     孩子长大成人,主席对他们的要求、教育一如既往。女儿先后搞过“四清”,去过“五七”干校,和普通干部子女一样在人民群众中接受锻炼。
     李讷原先就在主席那里住,后来她也不在那里住了,就住在中南海丰泽园南园的“松树斋”,主席有事叫她来也多是我接送。她从江西“五七”干校回来,就是我到车站去接的。她们到主席那里谈话也不是很随便的,主席说谈多长时间,就谈多长时间。主席是很有规矩的,往往是孩子们要求多次,才能见到他一面。平时她们不能到主席的小灶来吃饭,都去中南海八所食堂就餐,同机关的干部、战士一样排队买饭。只有星期六全家吃一顿团圆饭,互相交流一些工作、思想情况。
     我们为此曾探询过主席:“为什么不让孩子们一同吃饭?”
     主席语重心长地说:“这是个待遇问题。他们在大灶上吃饭也是我掏钱,可在我这里吃就不同了。我为人民做了一点工作,这是人民给我的待遇,他们无权享受。”
     李敏结婚后搬出了中南海,很少回来。李讷虽说一直住在丰泽园,后来主席搬到游泳池后,她也几乎不到主席这里来。要来也像普通人一样,经过我们工作人员向毛主席报告,主席同意了她才能见。有时主席工作忙,李讷来了也不见,李讷对此很能体谅爸爸。

     问:毛主席穿衣戴帽有什么讲究,什么事情你最难忘?
     吴连登:这方面,说主席讲究也很讲究,说不讲究也不讲究,分场合、分地点、分人而异。凡是有活动他都穿中山装,大多是灰色或深灰色的,整整齐齐。在我的印象里,主席从来没有穿过西服,在他留下的遗物里,也没有发现过西服。他还讲究不穿短袖的衣服,包括短裤,如果要穿的话也是在游泳的时候。他一年四季、严冬盛夏都是长衣、长裤,就连袜子也是长筒式的。
     平时在家时,毛主席的穿着就非常随意。春夏秋冬穿睡衣、棉毛衫裤,而且从不套罩衣。穿睡衣在家办公、看书,既宽松肥大舒服又随便,所以主席睡衣的种类也因季节而异。冬天是带绒的,里面有衬,外面是一层方格的或者是条绒布做成的。春秋穿的睡衣也是夹的,睡衣外层的面料为木薯棉。到了夏天,穿的睡衣面料要尽可能地选择薄的。主席夏天穿的睡衣就选择了纺绸和一种叫东方呢的面料。东方呢实际上不是呢,是人造棉之类的东西,做出的睡衣很薄很轻,主席穿在身上也感到特别凉快。
     主席每种类型的睡衣都有两件,来回倒替着穿,时间长了也就破旧了。木薯棉的睡衣,其中一件肘部、领部、袖口都有了破洞。开始工作人员还能缝补一下,到后来实在无法再补,我们向主席请示,换件新的,因为没有他的同意,谁也不能擅自为他添置东西。毛主席扫视了一眼,说:“还是不要换,再请人补补吧!”我们只好送到总后被服厂刘奎元师傅那儿补。刘师傅真是高手,找了同样颜色的布料精心缝补,不仔细看竟看不出补丁来。毛主席见后可高兴了,于是以后破了补,补了又穿破,以至工作人员洗这件衣服都不敢用手搓,只能放点洗衣粉,稍稍浸泡一下,然后小心翼翼地轻轻清洗。
     一次,工作人员趁主席休息之机,给他换了件新睡衣。醒后,他发现补丁摞补丁的睡衣被人换了,就很不高兴,一再追问旧睡衣哪里去了。工作人员只好把旧睡衣拿出来。毛主席接过睡衣边穿边说:“习惯了,还是这件好穿。”
     到1971年,这件破睡衣实在不能再穿了,毛主席才同意换件新的。这时,睡衣已是“面目全非”,领子全换过,衣袖、前页、下摆等处补丁连补丁,看不出本布。我和周福明同志仔细数了数,这件睡衣共补了73个补丁,这些事情我永远也忘不了。现在,人民领袖穿过的“百衲衣”,陈列在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里。
     主席习惯穿肥大的衣服,还习惯把又肥又大的袖口折起来,把裤腿塞到袜筒里。平时在家,我们工作人员按主席的习惯,他怎么舒服怎么弄,这块窝着那块掉着也都无妨。但遇到参加活动就不行了,必须认真帮他整理,比如裤子系上背带,袜筒别上别针,以防主席的内衣肥大而露出来。
     人们可能想象不到,毛主席竟然戴过假领子和假袖头,这事恐怕只有我们工作人员知道。主席家居时穿睡衣,接见外宾和其他正式场合露面时,便戴上当时一些人也戴的白假领子和白假衬衣袖头,外套中山装,既省事方便,又让外人看不出“造假”的痕迹。这不仅仅是为了方便,也是毛主席生活节俭、不脱离群众的一个方面。
     毛主席穿鞋也是很随意的,平时在家多穿拖鞋和布鞋。主席不爱穿皮鞋,重要场合才穿穿,而且只穿棕色皮鞋。他穿皮鞋很简便,皮鞋鞋带系得很松,穿时不用解鞋带,脚直接往里一伸就行,脱时一扯就出来。主席的布鞋一般是在北京大栅栏内联升鞋店订做,面料为黑色礼服呢,具有不沾灰的特点。鞋底是手工纳的,叫千层底,相当厚实。毛主席喜欢穿布鞋,有时穿着布鞋接见外宾,显得轻松而自信。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当时,毛主席正是病重期间,双脚浮肿,原先的鞋都穿不进去。我画了鞋样,找内联升鞋店订做,但鞋店做不了这种特殊的鞋。后经有关部门联系,我找到北京大兴县农村的一位老太太。这位老太太特别巧,按照我画的样子,做了针线很精细的一双布鞋。2月12日,毛主席穿着这双布鞋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地,与尼克松进行了长达1个多小时的历史性会见,翻开了中美关系历史的新一页。因而,这双布鞋也具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
     毛主席习惯穿旧鞋,新鞋让战士穿一段时间他才穿。主席穿的鞋和他穿的衣服一样也都是穿了补,补了再穿,补丁摞补丁。有一次我拿主席的一双拖鞋去补,修鞋师傅看了看说:“这鞋实在没法补了,扔了吧。”主席知道后问我:“你会不会补?”我说能补,但补不好。主席说:“没关系,你给我补补。”就这样,主席穿上了这双补鞋师傅都劝扔掉的拖鞋。
     作为农民的儿子和人民的领袖毛主席终身保持节俭朴素的生活习惯,自己用过的东西,即使是一支旧钢笔也舍不得扔掉。主席用过很多毛巾、面巾,但从不允许我们扔弃一块。这些毛巾、面巾用到破旧得不能再洗脸、擦脸时,他让我们用它来缝补毛巾被、枕巾,甚至毛巾睡衣、枕席等。现存韶山毛泽东纪念馆的一条毛巾被上就曾用这种破毛巾补了54个补丁。
     毛主席曾说过:“没有条件讲究的时候不讲究,这一条好做到;经济发展了,有条件讲究仍然约束自己不讲究,这一条难做到,共产党员就是要做难做到的事。”
毛主席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做的。

     问:据说毛主席用的一些瓷餐具是你监制的,与众有什么不同?
     吴连登:毛主席就餐有各种餐具,如各式瓷碗、瓷碟、砂锅、吃西餐用的刀叉等。主席及家人用的餐具几经更换,建国后用的是江西建国瓷、五彩青花瓷、兰花图案瓷,都出自景德镇,大多用传统生产工艺,美观大方实用。在众多餐具中,毛主席最喜欢家乡湖南出产的双面梅花瓷碗。
     毛主席对梅花情有独钟,喜欢梅花高洁雅致、傲骨凌霜的风韵和性格。主席著名的诗词《咏梅》发表后,很多人知道主席爱梅。有的工厂开始在主席使用的生活日用品上动起了脑筋,他们把梅花图案设计在塑料台布上、笔筒上、碗上、汤勺上……主席都挺喜欢,他不用出门就可看到凌寒盛开的一朵朵小梅花。
     起初,工作人员与江西景德镇联系制作了一批日用瓷碗。瓷碗边缘印上粉红的腊梅花,而且不止印于瓷碗的外边缘,也将红梅印在了碗内。当这种瓷碗制作出来后,毛主席很高兴。他就喜欢这种梅花碗,此后,这一习惯便未再改变过。
     毛主席终生不忘家乡。尤其到了暮年,对家乡思念更深,时常想回湖南小住。当时,湖南省委接待处负责毛主席的生活起居。接待处招待所里使用的都是景德镇产的红梅瓷碗、瓷碟等。这使湖南的同志觉得大为不妥。他们几次和我说过:毛主席回到家乡了,为什么不用家乡的泥巴做的碗呢?于是他们把想法向有关部门汇报,得到了支持。
     湖南省委接待处的肖根如同志接受了去醴陵为毛主席制作日用瓷器的任务,并邀我一同前往,说请我监制。其实,我对瓷器是个外行,所谓监制,就是一起研究,说说毛主席的一些习惯和爱好,使做出来的瓷器让毛主席满意。肖根如和我拿着中共中央办公厅和湖南省委办公厅的介绍信到了醴陵,联系了瓷厂,提供了样品,提出了具体要求。后来,在醴陵瓷厂制作过程中,我们又几次去醴陵,解决图案、颜色中的一些细节问题。不久,第一批试制品出来了,我和肖根如带了试制品回长沙、北京征求意见,得到了大家一致认可,然后便开始正式生产。
     醴陵生产出来的这批梅花瓷器十分精美,无论是图案,还是瓷质、烧制工艺,均可堪称精品中的精品。毛主席见到这批瓷器时,真是高兴异常。此后,主席便改用家乡产的这种梅花碗,直到他老人家逝世。

     问:毛主席外出巡视、考察时,你跟着去吗?在外地毛主席吃住等方面和在北京有什么区别?
     吴连登: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十多年,他每次外出巡视、考察,我都随行,为主席服务的一些卫士、医生、护士、厨师也同行。出发时,我们给主席准备这样一些物品:一个大圆桶型的帆布包,里面装着主席床上的物品,三个枕头、毛巾被,两条褥子;一个食品箱,有茶叶、饼干、糖盒。主席很少吃饼干、糖,我们也准备一些,他办公时间长了,可以吃点;一个放衣物的箱子;一个办公用具箱,装有主席的毛笔、墨盒、墨汁、砚台、铅笔等;办公用具还有一个箱子,各种类型的纸,备用的笔、信封等。为了不和食品串味,主席吸的烟也放在这个箱子里;食品、蔬菜、调料也有几个箱子;最后就是七八箱书了。主席到哪里,书是必带的,七八箱书算是最少的。有时外出时间长了,除了向地方上借阅,就要与在家的工作人员联系,随时增加。1966年,武汉、长沙、滴水洞、杭州、上海这一圈,主席让从北京调来许多书,大部分是中国历史方面的,有《二十四史》的一部分,有三国的,还有北宋的。
     主席每次外出,一般情况下都不提前通知工作人员,常常是说走就走。在得到通知后我们就开始十分紧张的准备工作,带上一切所需东西。平时我们有个习惯,凡是主席用的东西、看的书以及食品等我们都有规律的放在一个地方,免得到时候忙乱出差错。
     主席特意写了出差守则,大体内容是调查、学习、保卫、保密等。他老人家对身边工作人员要求很严格,对我们说:你们这些人到地方上,人家总是热情接待,你们要尊重人家,要谦虚谨慎。自己能做的事自己做,尽量减少地方同志的麻烦。主席还指示:“我需要的东西,托地方代办,必须货款两清,地方不收钱就不要拿东西。要严格执行中央不请客不送礼的规定,不得大吃大喝、请客送礼、公私不分、铺张浪费,不得用任何名义不付钱向地方要东西,不得走小路走后门。”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主席对工作人员有个不大不小的要求,就是希望每次外出在外地办公,能和在家里一样。起因是有几次外出时,主席没有睡好觉。地方上安排了带弹簧的床,而主席喜欢睡木板床。准备的全新棉被,虽然又保暖又软和,但主席怕热。主席不想因为个人的生活习惯而打扰地方的同志,所以他让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来解决。从此以后,主席外出巡视带的物品逐渐增加,越来越多,行李件数从十几件到二十几件,最后达到三十几件。
     我随主席外出很多次,只坐过一次飞机,其它都是乘火车专列。有时到一个地方,主席下车了解情况、谈工作,回到车上吃饭、睡觉,但多数是在地方的宾馆吃住。由地方上给主席安排一间厨房,随行的厨师做饭,地方派一位厨师帮助做一两个当地特色菜。食品和蔬菜除我们自带的以外,我也到当地买一些新鲜的,按价格付钱,一分不少。地方上的同志知道主席的习惯,都不请主席吃饭,主席也没请过地方上的党内同志。毛主席也请过客,那是主席自己掏钱请民主人士。当然,当地的同志有时也给主席送过一些吃的,比如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给主席送过野鸡,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给主席送过麻雀和野兔。贵重的东西没有人送过,送了主席也不会要。
     在外边时间长了,我和在家的工作人员联系,把主席吃的东西送到给主席送文件的飞机上捎来,我也请地方有关部门解决一些和在市场上采购。地方的同志帮助买东西,我都交钱,这是主席给我订的制度,从来不敢违反。
     为了让主席正常办公和休息好,工作人员把从北京带来的主席的卧具,放在地方为主席定做的大木板床上,摆上他要看的一大堆书,安上他习惯了的台灯、落地灯,布置得和他在家时基本一样。
     我们随主席外出时,除床上用品和卫生纸外,其它一律自备,什么牙膏、牙刷、毛巾、肥皂、洗衣粉等都从北京带。但在吃饭方面地方上还是很照顾的。说实在的这比在北京自己到食堂买饭吃好多了。那时,我的工资每月只有30多元,就连两角钱一个的菜都舍不得吃。经常是把三角钱的夜餐打回来夜里吃一半,剩下的当早饭。我们在地方上,一般情况下都是四菜一汤,临走时按每人每天四角的伙食标准结账。每到一地,我们都受到十分热情地接待,不但让我们吃饱吃好,而且有地方特色。地方上的同志说,我们没有机会请毛主席吃饭,把你们照顾好我们心里很高兴。

     问:毛主席的娱乐活动是怎样安排的?他晚年的主要娱乐是什么?
     吴连登:毛主席的娱乐活动,是不多的,特别是到了晚年,他就更少活动了。大家都知道,文化大革命前毛主席每周三、六晚上跳跳舞,参加舞会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毅等中央领导同志。中间休息时安排些京剧清唱、相声、舞蹈、杂技等短小精悍的节目。1966年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南海的舞会中断了,毛主席再也没有去跳过舞。有人看到毛主席有一张打乒乓球的照片以为他喜欢打乒乓球,其实主席难得打一次乒乓球。
     50年代时,主席高兴时偶尔打一次扑克或麻将,但一不赌钱,二不误事,到了晚年再也没有玩过这些东西。主席非常喜欢看书,有时也看看电影,听听唱片。只要能看书,他就要书看。有一次,他对我说,你这个管理员一天不给我饭吃没关系,你要是一天不给我书看,活着就很难受。据统计主席拥有27万册书,读过的有9万册。有段时间,主席的眼睛做了手术,不能看东西了,就是听听京戏,主席对京戏还是很有研究的,对那京戏名角的一些唱段更是烂熟于心,马连良、梅兰芳的一些唱段,他都能唱出来。
     在我印象里,毛主席对电视和收音机都没有多少兴趣,他那里有一台收音机,他是不听的。1969年他那里有了一台进口彩电,他看的时间也很少。
     有一阵子,他想看电影,我们那里配了一套“八一”手提式电影放映机,我和卫士周福明同志都学会了放电影。就在主席的那间会客室里,我们架起机器就放。出差到外地也带上放映机,在地方上找片子放。
     回想起来,主席都看了些什么片子呢?电影资料馆是可以查出来的,都有登记。这些片子中,有我们建国以后拍的,也有从外国进口的,还有早期的一些无声影片。我印象很深的是《群英会》《借东风》《荒山泪》《斩马谡》《斩黄袍》,还有《红灯记》等八个样板戏以及《鸡毛信》《自有后来人》《雷锋》《刘三姐》《不夜城》等等。1975年他看《创业》,也是我们放的。他的那次批示,起了很好的作用。我记得他不光说了批示的那些话,还说,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有什么不好?中国人不自力更生非完蛋不可。
     我记得,有一次主席看战争片子时,他哭了,流了泪,心情特别沉重。

     问:有人讲,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并不让身边工作人员搞个人崇拜,是这样吗?
     吴连登:毛主席并不像有的人说的那样非常喜欢人家搞个人崇拜。有两件事我的印象很深:一次是给毛主席放电影,是一部纪录片,我国的氢弹爆炸实验。当放到爆炸成功以后,万众欢呼起来,“毛主席万岁”的声音响成一片。画面上出现了许多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
     看到这里,毛主席挥挥手说:“不看了,不看了。”
     我看见毛主席一脸不高兴。
     还有一次,主席过生日。我们党有规定,不给领导人祝寿,毛主席带头这么做。但我们身边的这些工作人员每逢12月26日,还是要向他老人家祝贺生日的,这也是人之常情嘛!
     那一天,我们到他屋里去,我按照当时的习惯说:“主席,我们工作人员祝您万寿无疆!”
     毛主席看看我说:“是那个咸城人啊!”
     我笑着说:“是吴连登。”
     他又说:“是我身边那盏不灭的灯啊!”说得大家都笑了。
     这时主席严肃起来,说:“你刚才那句话是屁话。”
     听主席这么说,我突然紧张起来。心想:怎么是屁话呢?大家不是天天在喊吗?
     主席又说:“哪有活一万岁的?人活一百岁就不得了!”
     平时,主席偶尔看电视,画面出现了人们高呼万岁的时候,他总是要说“关掉!关掉!”
     说来你们可能也不信,就当全国上下搞什么早请示、晚汇报的时候,我们这里没有让搞那一套,要是叫主席看到了,他不发火才是怪事。
     还有一次,我们几个人陪主席坐车到人民大会堂时,看到了他的塑像,主席幽默而深沉地说:“你们也不可怜我,让我站在那里日晒雨淋的。”
     所以我说,那时他也是不愿意人们搞个人崇拜的,是反对搞个人崇拜的。

     问:毛主席是很注意锻炼身体的,他有哪些健身运动办法?    
     吴连登:我到主席身边工作时,主席虽然已71岁了,但身体很好,精力充沛。他有多种健身方法,最喜欢游泳。毛主席历来认为游泳可以强健体魄、锻炼意志,而且还能培养一种勇猛无畏的精神。他游过长江、湘江、赣江、珠江、钱塘江;游过北戴河;还游过北京十三陵水库、湖南韶山水库、湖南滴水洞水库、江西庐岭水库、武汉东湖等等。自1956年至1966年,毛主席在武汉畅游长江达14次。在他住地游泳池更经常游。这方面的情况很多人都知道,我就不多说了。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游泳的各种姿势,那利索的动作,根本不像老年人。1964年以后,毛主席多次在外地游泳,大多数情况下我是在他身边的,和其他同志一样,担负保证主席安全的任务,实际上我们没有完全发挥保卫他的作用。因为主席爱潜游,一个猛子扎进水里,好长时间才出来,而且离他潜下水的地方已好几米。水库、游泳池水清还好说,长江里水浑浊、旋涡大,要是主席沉下去,真是没有救。不过我们的担心是多余的,他在大风大浪里真正是“胜似闲庭信步”。到了晚年,主席游泳越来越少,最后一次是在湖南长沙游的。
     毛主席爱爬山,几次去杭州,几乎把附近的山爬遍了。他爬过江西的庐山和井冈山,北京的香山、象鼻山、玉泉山,他也多次爬。每次爬山,主席都带根棍子走在前面,我们工作人员拿着他的衣服、水、书、笔、墨等跟在后面。主席步子大,爬得快。到山上,主席休息休息,看看书,一般呆个把小时就下山,呆两三个小时的情况也有。
     主席爬山和散步一样,不喜欢走回头路,尽管荆棘、杂草丛生,他还是找一条新路下山。
     对毛主席来说,爬山不仅是一项体育运动,也是为了换换空气和环境,感受大自然。他说:“在山上一站,像神仙一样快活。”
     秋天和冬天,主席喜欢踩落叶和踩雪。一阵秋风刮过,中南海的树叶落得满地都是。毛主席一见很高兴,忙出来踩。有时风吹得落叶向前滚,他兴致勃勃地追着踩。工作人员知道他的这一偏爱,他房前的落叶好几天不扫,还把别处的落叶扫起来放在他的前院里。主席在落叶堆上转圈踩,听那喀哧喀哧的脆响,尽管灰腾腾的,但显得很开心。
     平时主席工作起来是很少出来活动的,但冬天一见下雪,他顿时显得格外地激动和兴奋,会马上中断工作、看书,出来赏雪、踩雪。主席踩雪时,脚步比较慢,仿佛侧耳倾听脚下发出的咯吱咯吱的响声。他呼着长长的哈气,吸着雪后的清新空气。还不时扭动身子,舒展全身的筋骨。主席爱踩厚雪,积雪灌到他穿的布鞋里也全然不顾,完全陶醉在一片银色的世界里。
     进入70年代,主席年事已高,出来活动的时间越来越少,唯独每次下雪他仍不放过。一场大雪过后,为了让主席持续几天欣赏雪,踩到雪,工作人员把中南海的积雪用筐抬到游泳池前的院内,主席非常高兴。他在雪上来回踩,显得很过瘾。
     毛主席看过很多书。明代学者冷谦在《修龄要旨》中提出“面宜常擦,发宜常梳,目宜常运,口宜常闭,津宜常咽,背宜常暖,腹宜常摩,皮肤宜常常干浴”的养生之道。毛主席或许是受冷谦的影响,他的一些健身方法如冷谦所说。毛主席经常用热毛巾搓手、搓脸,交替进行,反复多次。毛主席满面红光,与他经常干洗脸有很大关系。毛主席还坚持经常梳头,他曾说:“梳头可以补脑,帮助大脑恢复疲劳。”蓖子是竹制的,主席有时用梳子梳,有时用蓖子梳。主席到了晚年,由我们工作人员帮他梳头。他活动量越来越小,工作却一如既往地繁重,因此,梳头便是主席最好的休息和消除疲劳、促进血液循环的方法。
在毛主席的遗物中,掉齿、断裂的梳子和蓖子有40多把。

     问:“9.13”事件时,你在毛主席身边吗?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吗?
     吴连登:1971年9月13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9.13”事件。
     那时我就在主席身边。回想起来主席对这个事件是有预感的。从杭州出发是非常突然的,完全改变了他老人家的生活习惯,可以说是他老人家自己指挥。火车到北京后,在丰台与周恩来、纪登奎、李德生等同志谈了很长时间的话……
     我们是9月12日天黑后回到中南海的。出去好长一段时间,想好好洗个澡休息休息,有的同志也准备回家去看看。谁知就在这个时候出事了。
     我们刚刚给主席开过饭,不一会儿,汪东兴来了,紧接着周总理来了,张耀祠来了。张很严肃地对我说:“赶快准备出发。”
     我当时一愣,问:“怎么又出发?”
     问完以后,我又后悔了,我们在家里已经习惯了,说走就走,从不多问,这次是太反常了,所以我才问了这一句。
     张耀祠又招呼别人。我想,不行,出发?到哪里?要多长时间?我怎么准备东西?
     我又问他:“张主任,要带多少天的东西?要花多少钱?”他火了:“你这个吴连登!这个时候你还考虑什么钱?叫你走就走!”
     我不敢再问什么,备上主席吃的东西,赶快叫上厨师,准备上车。
     车子拉上我们,出了中南海东门,往南一直走,不一会儿,车停住了,我一看,这不是人民大会堂吗?
     我们又急忙把装上车的东西卸下来。
     那一晚,我们基本上没有睡,我见到周总理来过,汪东兴来过,都是匆匆忙忙的样子。我们当时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不便问。
     之后的一段时间我们基本上是被“保护”起来了。只许在指定的那一点地方活动,不许露面。虽说我不是什么重要人物,还是有不少的人认识我,只要我一出面,人家就知道主席回来了,毛主席在北京。所以,我们要的菜还有别的东西,都是我写条子,供应处往里面送。这期间主席心情非常沉重,我只有一个念头,搞好伙食,让主席能多吃一点饭。

     问:听说毛主席很关心身边的工作人员,你能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吗?他有没有在经济上资助过你们?
     吴连登:是的,他很关心身边的每一个工作人员。主席首先关心我们的成长进步,他多次说:你们都是好同志,就是文化水平太低,要抓紧好好学习文化知识。你们工作忙文化课不能正常上,如果早上上不了,就中午上,中午上不了晚上补。不但要有书本知识,还要向社会学,在实践中学,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主席对我们要求很严,要我们尊重师长,尊重父母,尊重同志,每到一地要尊重地方的领导、服务员、工人,要谦虚,尽量不要给地方的同志增加麻烦。主席是中南海文化学校的第一任校长,有时亲自给身边工作人员改作业。安排我们作一些社会调查,接触人民群众,经受锻炼。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调走了,主席亲自写信,鼓励他们在新的岗位上努力工作,还托人去看望问候。身边的工作人员病了或家里有困难,主席更是关心。我举一个例子,你就知道了。
     给主席开车的司机叫朱德魁,1964年不幸得了严重的肝炎。毛主席得知他的病情,立即派护士长吴旭君到医院看望,并带给朱德魁300元钱,让他增加些营养。
     在毛主席的关怀下,朱德魁从北大医院转到了北京第二传染病医院。此时,他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已经到了不能吃不能睡只靠吊瓶子维持生命的地步。朱德魁认为自己已离死不远,情绪非常低落。主席知道这些情况后,又几次派身边工作人员到医院看望、安慰,并亲笔写下了文天祥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带给朱德魁,让人带话鼓励他:“人死都不怕,还怕疾病吗?不怕病,才能治好病。”
     朱德魁在北京第二传染病医院住了一年多,效果仍不明显。主席对身边工作人员讲:“要让他和他的家人住在一起,否则,他太紧张,不利于治疗。”
     朱德魁被接回家后,主席又建议他去杭州、山东、上海等地疗养。主席并说:“如果他拿不出钱的话,我可以给他提供。”
     以后,大家又建议朱德魁去看中医,主席也同意不妨改用中医治疗。朱德魁抱着试一试的心理,去了中医研究院。半年后病情开始好转,到1967年,他的病──在当时被列为不治之症的肝炎,奇迹般地好了。
     1972年元旦,毛主席同我们工作人员一起过节时,问起曾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一些老同志的情况,其中提到了朱德魁。之后,主席又派吴旭君分别到这些人家里去看望。
     那天,吴旭君来到朱德魁家,转达了毛主席对他的问候和鼓励,又把毛主席带的200元钱转交给朱德魁。离开主席已经8年,主席还这样关心他,朱德魁激动得眼泪直滚。
     像这样的例子有的是,我就不一一说了。
     毛主席也帮助过我。1964年,我小侄子玩火把家里草房子烧了,我很着急。周福明把这事告诉了主席,主席给了我300元。我感谢主席,主席说:“不要谢我,这是人民的钱,你要多为人民做事。”后来我结婚,主席又给了我200元。那时钱值钱,主席的钱帮助我解决了大问题。在主席身边工作的同志,只要生活上困难,都得到过主席的资助。

     问:毛主席和你聊过天吗?主要聊了些什么内容?
     吴连登:聊过,而且不少,还和我开过玩笑。主要是在给主席送饭时,和他一起坐车时,陪他散步和主席心情好时。有一次我给主席送饭,说:“这是香酥鸡。”主席笑笑:“好,你们江苏鸡。”有一次我给主席端上一盘烤鸭,主席随手抓几块给我。我说吃过了。主席说:“你是尝,不是吃,你吃了,就没有我吃的了。”主席还给我抓过几次油炸花生米,他也不怕手上沾上油。
     主席和我聊天时,问过我家里有哪些人,做些什么事,我干过什么工作等。他和我讲过,他下巴上的痣过去没有,是1921年前后长的,后来渐渐长大,还长了毛。他说他小时候上私塾时比较调皮,一次带头到水塘游泳,塾师邹春培很生气,要罚他,说出个对子对不出来,就打他手心。结果他对出来了,免了一顿皮肉之苦。他参加革命后,一次从南京乘火车,因太困在车上睡着了,醒来一看,穿在脚上的一只鞋被小偷偷走了,他一气之下,把另一只鞋也扔了。
     聊天中,主席和我讲他母亲的事比较多。他说他母亲聪明贤惠,能吃苦,会管家理财。每年,他母亲都要制作大量的酸菜、泡菜、霉豆腐。田地里长的野菜马齿苋等,他母亲也会采撷起来,或晾干制成酸菜,或用来喂猪喂鸡鸭。他母亲很善良,常常接济经济困难的亲戚邻居。主席说,他母亲很喜欢他,他也很热爱母亲,母亲对他的一生影响很大。
     主席还在聊天中给我讲过一些科学知识。他问过我:“中国有几大发明?我说:“有火药、指南针、造纸、印刷术。”他说:“还有做豆腐,中医,这也是中国发明的。”
     有一次散步时,主席问我:“为什么冷天树冻不死?”我说,不知道。主席说:“树皮里有一种胶,含有防冻的化学物质,所以天再冷,树也不会死。”
     我感到主席是很平易近人的,他把我们当成他家里的一个成员,我在主席身边工作,没有因为我们之间的地位、年龄、学识的差别而感到拘束。

     问:毛主席生命的最后几年身体怎么样?毛主席逝世时你在场吗?
     吴连登:过去,主席的身体一直是很好的。“9.13”事件使主席受到极大打击,连着几天睡觉不好,吃饭不香,健康状况明显不佳。起先支气管发炎引起昼夜咳嗽,后来医务人员发现主席心脏也出现问题。1972年1月的一天,主席在床边突然休克,闭着眼睛,脸色苍白。吴旭君、周福明和我都吓懵了,不停地喊:“主席,主席!”周福明上床,从主席的身后用双臂把他架起,和大家一起慢慢地把主席挪到床上,主席半躺着靠在周福明的怀里,我在后面顶着周福明的背。
     心脏病专家胡旭东在主席的心脏部位有力并带有节奏地捶了两下,主席慢慢地睁开了眼睛。他看见身边的人员,惊奇地说:“我好像做了个梦。”
     1972年1月6日,陈毅同志不幸逝世。那天,关于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的人员名单问题定不下来,报到主席那里。当天下午主席吃了饭,没有像往常那样睡觉,对机要秘书张玉凤说:“现在备车,我到八宝山去。”主席的行动出乎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意外,张玉凤马上报告汪东兴,报告周总理。由于离陈毅同志追悼会开始的时间已经很近了,主席穿戴没有来得及讲究,匆忙在随身穿的毛巾衫外套了件风衣就出发了。可能衣服穿少了,受了凉,主席参加追悼会回来就感冒了,发烧,咳嗽。中央成立了医疗组,江青建议吃什么药,主席说我什么药也不吃。尽管医务人员精心治疗,但主席的病情没有好转,而且全身浮肿得厉害。在主席生病一个月后,即2月21日,毛主席以顽强的毅力,在住地游泳池会见了首次访华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原计划会谈15分钟,后来谈了一个多小时。毛主席思维敏捷,妙语连珠,给客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从此,打开了中美交流的大门。
     此后,毛主席的健康每况愈下,得了肺心病和白内障。1975年8月中旬,医疗小组为主席做白内障手术,周总理虽然自己患了癌症,仍从305医院来到现场亲自坐镇。主席的手术做得很成功,第二天医生拆开蒙在眼睛上的纱布为他换药时,主席就能看到大字了。
     进入1976年,毛主席越来越苍老、憔悴,身体状况越来越差。说话很费劲,如果没有人搀扶,站起来是相当困难的。1976年5月27日,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就是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原地站起来,与走进书房的客人握手以示欢迎的。与布托的会见,是主席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主席的健康状况继续恶化,肺心病一天比一天加重。中共中央决定加强治疗,由北京、阜外、301、305等医院选派的医学专家和专业护理人员组成医疗小组对主席实行特别治疗,昼夜不停地监护着他老人家。
     主席病情严重恶化后,饭根本吃不下去,就连流食也难以咽下去。我根据医生的意见,采购活鱼、新鲜瘦肉、青菜、水果等食品,用人工办法将这些磨研成稀糊糊,经煮沸加工后,医护人员为主席下了鼻饲,隔一段时间把食物往鼻饲的管子里注一次。
     人工磨研食物不方便,后来王海容通过外交部,在丹麦进口了一台小食物粉碎机,这种机器就是现在到处都有的打豆浆机,但在当时是很金贵的。用了这台小粉碎机不但方便,也保证了主席鼻饲流食的质量。
     中央政治局常委和直接负责主席警卫工作的汪东兴,都轮流坐镇具体领导医疗小组的工作,医护人员分成三班昼夜守候在主席身边。
     主席躺在床上,鼻子同时插着氧气、鼻饲两根管子。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看书看文件,有时让人给他读报纸、读文件,坚持为党和人民工作。对于生老病死,他总是抱着乐观、自然的态度,从来没有因为这些年疾病缠身而失去信心和力量。他曾几次坦然的与外宾和我们工作人员谈到死的问题,他说:“中国有句俗话‘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他不叫我,我自己还去呢。”
     肺心病导致的严重缺氧,使主席异常难受,他的嘴唇发紫,浑身全是汗淋淋的,拿书的手时间长了也抖得不停。但他未皱过眉头,未呻吟一声,以顽强的毅力和疾病作斗争,使在场的同志极为感动。
     1976年7月28日深夜,唐山发生了强烈地震,北京也有明显震感。为了主席安全,中央政治局常委们做出决定:赶紧把主席转移到游泳池南边的“202”。“202”是一座比较坚固的房子,可以防震,比游泳池要安全得多。地震后几小时,主席就被警卫战士用担架抬到了“202”。主席听了唐山地震损失极其惨重的情况汇报,不禁伤心落泪。8月4日,毛主席派以华国锋为团长的中央慰问团赶赴灾区,传递他对灾区人民的关切、慰问之情。
     直到临终前,毛主席头脑清楚,思路清晰。逝世的前一天,他喉咙里发出了微弱的声音,医务人员几乎听不出来,更不知主席什么意思。卫士周福明急中生智,忙从床边抓起纸和笔,把笔塞到主席手中。主席艰难地握着铅笔,在周福明举着的纸上费了很大气力,好长时间才画了三个道,就再也写不动了。过了一会儿,他又慢慢地抬起握着铅笔的手,非常吃力地在木床上点了三下。
     凭着多年的默契,周福明立即反映出,主席说的话是和“三木”有关。“主席您是不是要看有关三木的消息?”周福明轻声地问。
     主席的表情显示出周福明说对了。
     三木就是三木武夫,当时日本自由民主党总裁、内阁总理大臣。他正在日本举行大选。此时病重的主席仍关切地注视着日本局势的变化。
     1976年9月8日,医务人员从医疗监视器上发现主席的心脏仍异常后,现场的气氛开始处于极为紧张的状态。华国锋、陈永贵、汪东兴等领导同志、医疗小组和我们工作人员都在现场高度警惕地观察、注视着。
     主席和以往一样服用安眠药睡下了。没过多久,监视器再次显示出主席的心脏严重异常,医疗小组的专家和医生迅速对主席实行抢救措施。人工呼吸、强心针……这一切对主席来讲都已无济于事。主席静静地躺在床上,再也没有醒过来。主席停止呼吸的那一刻,是1976年9月9日0时10分。在场的同志个个泣不成声,悲痛欲绝。
     我看着主席安详的面容,想到他再也不能吃我送的饭菜,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和教诲了,心里非常难过,哭干了眼泪……

     问:我们已经谈了不少了,你还有什么话想说一说?
     吴连登:我在主席身边12年,印象最深的是主席心里装着人民,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当时我国很多东西凭票供应,主席和全国人民一样,没有特殊。主席家的粮票、布票、油票、工业卷等票证都是我拿着的,凭这些票买东西。中国历代王朝的灭亡都是统治集团腐败和严重脱离人民,唯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心里装着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主席没有给他的子女留下物质遗产,100多万元稿费全部交给国家。也没有为子女谋取私利、安排官职,教育他们自食其力,勤劳节俭,过普通人的生活,在这方面他是全党的楷模。主席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巨大贡献举世公认,我国今天的建设成就和国际地位是他老人家和老一辈革命家打的基础。“两弹一星”研制成功、载人航天飞行、三峡工程建设、矿产资源堪查、工农业生产发展、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中美和中日建交、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权益等等,都是在他主政时提出、集体研究决定和促成的。吃水不忘挖井人,我们要永远感谢、怀念毛主席。
     有一种说法,毛主席向来是不认错的。我认为不实事求是。当然人们怎样评价,那不是我的事。但我可以说说我们在他身边工作时亲眼见过的一些事。有一段时间,主席吃不好,也睡不好,我们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以为是我们的饭菜没做好,去问他,他说不是,沉思了一阵说:“1958年搞了个大跃进,杀猪、砍树、大锅饭,还搞了一个打麻雀。再加上苏联逼债,一下就把国家搞穷了,我有主要责任。”
     后来说到文化大革命,他也是说:“要三七开,‘文革’有两大错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
     怎么能说他不认错呢?只能说他有他老人家的局限,他只能认识到他认识的那一部分。
     还有一点,我必须要说几句。有人从生活作风上丑化主席,这也太不道德了。我可以肯定地说,毛主席的一举一动可以瞒得过江青、瞒得过他的孩子,但绝对瞒不过我们这些没日没夜在他身边工作的人!我以我的人格证实:主席的生活作风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不能因为主席有过失误有过错误,就可以无中生有,信口雌黄。毛主席也是人,他的人格尊严同样应该得到尊重。我作为历史见证人,有责任向世人讲清楚这一点。

     从国务院体改委办公厅副主任位置上退下来的吴连登,已进入花甲之年。他无限热爱毛主席,一年四季佩带毛主席像章。每年9月9日和12月26日,他都牵头组织纪念毛主席的活动。他担任世界华人毛泽东思想研究会高级顾问、北京毛泽东思想研究会高级顾问、毛泽东养生饮食文化研究会会长、振兴盐城北京咨询委员会副秘书长兼建湖分会会长等多种社会职务,接受海内外媒体采访,应中央党政机关和北京、天津、湖南、江西、广东、新疆、江苏、山东、陕西、辽宁、内蒙古等省市自治区的企业、学校、部队、群众团体邀请,宣传毛主席艰苦奋斗、忘我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伟大革命实践。在延安大学为1000多名师生做报告1个多小时,赢得了37次热烈掌声,人们说:“毛主席是人民的领袖,进城后没有忘记人民,他的人格魅力征服了我们。”
     吴连登忠心耿耿地为毛主席服务12年,日日夜夜在他老人家身边。他的小家庭虽然也在北京,但难得回去一次,老父亲病故也未能回老家见父亲见最后一面。在毛主席病重到逝世的一年里,他没回过家,一直守在毛主席身边。
     吴连登,毛主席的好管家,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
     (作者简介:季阳林,海军大校,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著有《雕像在盐城》及多部报告文学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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