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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求恩的遗嘱

在20世纪60—70年代的中国,诺尔曼·白求恩的名字可谓家喻户晓。由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宣传有着明显的时代烙印,自然引起了一些人的反感textarea>


     在20世纪60—70年代的中国,诺尔曼·白求恩的名字可谓家喻户晓。由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宣传有着明显的时代烙印,自然引起了一些人的反感。随着时间的推移,白求恩的名字也渐渐被遗忘了。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来到石家庄的白求恩军医学院,看到了他临终前的遗嘱,读着读着,我不禁眼眶发热。这使我产生了一种冲动,产生重读这个人物的冲动。
     还是让我们从这篇遗嘱读起吧——

“亲爱的聂司令员:
     今天我感觉非常不好……也许我会和你们永别了!请你给蒂姆·布克(时任加拿大共产党书记——作者注)写一封信,地址是加拿大多伦多城威灵顿街第10号门牌。
     用同样的内容写给国际援华委员会和加拿大民主和平联盟会。
     告诉他们,我在这里十分快乐,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够多有贡献。
     也写信给白劳德(时任美国共产党总书记——作者注)并寄上一把日本指挥刀和一把中国大砍刀,报告他我在这边的工作情形。
     这些信可以用中文写成,寄到那边去翻译。
     把我的相片、日记、文件,和军区故事片等,一概寄回那边去,由蒂姆·布克分散。并告诉他有一个电影的片子将要完成。
     把我的皮大衣给蒂姆·布克,一个皮里的日本毯子给约翰·艾迪姆斯,那套飞行衣寄给伊尼克·亚当斯吧!另一条日本毯子给帕拉西斯特拉。
     在一个小匣子里有个大的银戒指(是布朗大夫给我的),要寄给加拿大的玛格丽特(蒂姆·布克知道她的地址)。
     我还没有穿过的两双新草鞋,送给菲利蒲·克拉克,那面日本大旗送给莉莲。
     所有这些东西都装在一个箱子里,用林赛下先生送给我的那18美金作寄费。这个箱子必须是很坚固,用皮带捆住锁好,再外加三条绳子保险。
     将我永不变更的友爱送蒂姆·布克以及所有我的加拿大和美国的同志们。
     请求国际援华委员会给我的离婚妻子(蒙特利尔的弗朗西斯·坎贝尔夫人)拨一笔生活的款子,或是分期给也可以。在那里我(对她)应负的责任很重,决不可以因为没有钱而把她遗弃了。向她说明,我是十分抱歉的!但同时也告诉她,我曾经是很快乐的。
     两个行军床,你和聂夫人留下吧,两双英国皮鞋也给你穿了。
     骑马的马靴和马裤给冀中的吕司令。
     贺龙将军也要给他一些纪念品。
     给叶部长两个箱子、游副部长8种器械,杜医生可以拿15种,卫生学校的江校长让他任意挑选两种物品作纪念吧!
     打字机和松紧绷带给郎同志。
     手表和蚊帐给潘同志。
     一箱子食品送给董(越千)同志,算作我对他和他的夫人、孩子们的新年礼物!文学的书籍也给他。
     给我的小鬼和马夫每人一床毯子,并另送小鬼一双日本皮鞋。
     照相机给沙飞,贮水池等给摄影队。
     医学的书籍和小闹钟给卫生学校。
     每年要买250磅奎宁和300磅铁剂,专为治疗患疟疾者和大多数目的贫血病毒者。千万不要再往保定、天津一带去购买药品,因为那边的价钱要比沪港贵两倍。
     最近两年是我平生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日子,感觉遗憾的就是稍嫌孤闷一点。同时,这里的同志,对我的谈话还嫌不够。
     我不能再写下去了。
     让我把千百倍的谢忱送给你和其余千百万亲爱的同志。              
                        诺尔曼·白求恩

     这是一个多么富有人情味的遗嘱。读了这份遗嘱,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聂荣臻司令员会亲自挑选柏木寿棺,又亲自为白求恩入殓;也就不难理解被称为钢铁将军的聂荣臻为什么会泪流满面;更不难理解晋察冀军民、军区卫生学校的师生,为什么非要按照当地的风俗,为这位外国人举行那么隆重的葬礼!
     笔者曾经同不少和白求恩有过接触的老人说起这份遗嘱,他们从中看到的,就不仅仅是我们这些晚辈所能看到的。
     ——一位老者说,这是一个把毕生精力献给事业的人,临终前仍在为工作操心。仍忘不了他建议成立并倾注了心血的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
     ——另一位老者说: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也表现在遗嘱中。他之所以和妻子离婚,是因为自己患有肺结核,不愿连累妻子。这时想到离婚的妻子,一方面是感情,另一方面是责任!

     信奉科学,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诺尔曼·白求恩1890年3月3日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北部小城格莱文赫斯特一个医生世家,祖父诺尔曼是一名杰出的外科医生。白求恩记事时,祖父已经去世。他懂事的时候,却听到很多祖父治病救人的故事,随着人们的传颂,这些故事深深地印在了白求恩幼小的心灵中。
     白求恩的父亲马尔克姆·尼克尔森,母亲伊丽莎白·安·格尔温都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成为传播“福音”的牧师,然而,当他们问白求恩长大了想干什么时,得到的回答是——“我要像爷爷那样,当医生。”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七八岁白求恩就对医学有了浓厚的兴趣。放学回到家里,他就一头钻进卧室,捣鼓着解剖麻雀,观察拼对鸡骨头等。
     一天晚上,母亲刚进院门,就闻到了一股刺鼻的煳味,推开屋门时,眼前的情景吓了她一大跳:锅里冒着烟,而在另一间屋子里的白求恩却专心致志地摆弄着一堆骨头。
     “亨利!你在干什么?”
     白求恩这才抬起了头,说:“妈妈,狗的关节是这样的。”原来,他弄了一条死狗,在锅里将肉煮烂,剥出骨头琢磨骨骼的结构。母亲生气地熄灭了火,说:“亨利,锅都干了!”
     他冲着母亲伸出舌头做了一个鬼脸:“对不起,亲爱的妈妈,我忘记了!”
     后来,他干脆把祖父行医的招牌挂在了自己的卧室门口,郑重其事地向家里宣布:“请你们不要再叫我亨利啦,我要给自己改名字,我叫诺尔曼了。”从此,亨利·诺尔曼·白求恩成了他的姓名全称。
     起初,家人将他的这些行为视为孩子的顽皮,但随着年龄的增长,父母明显地感到已经左右不了他,他们之间产生了“代沟”。
     白求恩在学校里发现一本达尔文著的《物种起源》一书的简单读本。他很快被书中有关生命起源和物种分化的进化论观点所吸引,放学后把这本书拿回家里,读得如醉如痴,母亲发现了,拿来一看,顿时脸色大变——父母是典型的基督徒,虔诚地信奉《圣经·创世纪》,而这本书中,达尔文却说生物是从非生物变异而来,是通过遗传和自然选择、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进化的。“进化论”无疑是对基督创世纪的反对,是对上帝的挑战。
     母亲把几本宣传基督教的小册子放在了白求恩的床头。对他说:“你好好看一看,耶和华创造了万物,世界是从亚当和夏娃开始的……”
     白求恩经过对照阅读,更加坚信“进化论”是正确的。他把那本《物种起源》塞到了母亲的枕头下,想让母亲也好好读一读。母亲被激怒了,她把那本《物种起源》扔进火炉中烧了。然而,这并没有动摇白求恩走向科学的决心。

    艰辛求学,认识社会

     在多伦多大学医学系读书时,白求恩开始了自食其力、半工半读的生活。经人介绍,他找到了一个课余时间送报的差事,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赶到报馆取出上百份报纸,急匆匆地分送到各家各户,然后赶回学校上课。后来,他又去大学的食堂当服务员,暑假则在一艘内湖轮船上当烧火工,还到当地一家报社做了一阵兼职编辑。即便如此,生活和学习的费用仍然很紧张,实在没有办法,他决定先休学一年。
     那段时间,他先在一个叫埃奇利的小镇上教书。后来,他作为多伦多“营地读书协会”招聘的“教师”,到了安大略省北部的维多利亚木柴公司的劳动营地。在大森林里。他和伐木工人一起上山砍树,手上脚上打满了血泡,浑身像散了架似的疼痛。夜幕降临,他还要强打精神,走进木板搭起工棚里为工人们讲课。只要一站在用木板钉成的简易讲台上,他似乎就忘记了疲惫,他教不识字的工人拼写识字,教有一些基础的人文法和历史,还教他们唱歌,帮他们写家信,并利用自己学到的医学知识为他们治病疗伤……
     随着交流的增多和感情的加深,白求恩渐渐懂得了什么是工人阶级,什么是社会的不不平等。在给弟弟马尔科姆的一封信中他写道:“我和工人们有了共同的语言。和他们在一起,我感到青年人的轻浮在我身上显著减少,我学会了思考‘社会’这个字眼了。”
     回到多伦多大学继续学业后,他把同森林伐木工人的合影照片挂在住所最明显的地方,同学问起来,他就说:“他们是我最好的朋友。”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白求恩不得不再次中断学业,应征入伍。战场上,他的左大腿被炮弹炸成重伤,因伤退伍后重入多伦多大学继续学业,1916年取得毕业证书。
     经过不懈的努力,1922年,白求恩在爱丁堡顺利通过了英国皇家外科学会会员考试,成为这个久负盛名的学会的会员。

     勇于探索和创新

     白求恩的胸外科技术水平提高很快,受到了患者和同行们的称赞,还多次应邀到美国进行短期的手术示范。对已取得的成绩,他并没有看得很重,而是把精力用在了更多的探索和创新上。
     当时,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只有能力差的外科医生才抱怨自己的器械。”白求恩却不这样认为,他对同事们说:“外科医生们往往因为偏见和惰性而受到阻碍,自己蒙着自己的眼睛,看不见工业的发展可能使手术室得到各式各样的新器械。”在很多的场合,他都呼吁“我们应当以先进的科技成果为依据,向外科技术提出新的要求”。
     实践中,他觉得肋骨剥离器不合理,操作起来不太方便。他就带一把回住所,反复琢磨出一个修改草图,让医院的技工按他绘制的 图纸进行改进。这一改革,经当时的加拿大胸外科权威、蒙特利尔维多利亚医院胸外科主任阿奇博尔德教授试用后,称赞白求恩进行了一次成功的改革。当时胸外科手术中常用的万能肋骨剪,用起来很吃力,白求恩一直寻思着进行改进。一天,他去修鞋时,看到鞋匠用一把钳子轻松地剪掉了鞋里的钉子,这引起了他的兴趣,赶快从鞋匠哪里买了一把钳子拿回家去琢磨。
     几天后,白求恩绘制出一幅肋骨钳设计图——把柄比剪头长九倍。他解释说,这样手术操作的时候利用杠杆的作用,可以省很多力气,另外还在把柄上安了橡皮抓手。
这种器械一经使用,立即就获得了成功,被命名为“白求恩肋骨剪”。
     在医学学术上。白求恩既能够坚持自己独到见解,也有尊重科学、尊重实践、承认自己不足的勇气。一次,一个病人的肺和胸壁发生了粘连,在讨论手术方案时,白求恩提出了自己的设计:在病人胸腔插入两根管子,动手术时,一根起照明观察的作用,一根安上机械装置,在精细的操作下,把粘连剥离。经过努力,手术顺利完成。但是在做了多例以后,白求恩经过总结认识到,这种方法过于复杂,不如别人采用的电凝固法实用。白求恩把两种方法进行了比较,否定了自己的主张,并坦率地将此发表在《加拿大医学会学报》上,他这种尊重科学的态度,赢得了同行的敬佩……
     1931年夏,美国著名的毕林外科器械制造公司总裁乔治·毕林找到白求恩,说:“我想提议订一个合同,让我们有专利权制造和经营所有你发明的外科器械。”白求恩表示愿意合作。没过多久,他就把自己绘制的十几种医疗器械改进的图纸交给了毕林公司。随后,白求恩的名字随着他发明的医疗器械,在欧美大陆的胸外科同行中流传开来——他成了加拿大有名的胸外科发明家,革新家。日后,他担任了美国胸外科协会五人理事会理事。

      “富而思变”,奔赴反法西斯战场

     身为圣心医院胸外科主任,白求恩有着相当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却“富而思变”,放弃了别人梦寐以求的这一切,加入了加拿大共产党。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和美国、加拿大的共产党人联系,希望组成医疗队奔赴西班牙,投入到了反法西斯的斗争中去。家人和朋友都劝他不要去冒险,他却回答:“我生来就不怕冒险。”
     他毅然辞去胸外科主任的职务,率队奔赴欧洲大陆,一到西班牙前线,立即深入火线救护站。救护中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输血,有些伤员在战场上或是从前线向后方医院转移的途中流血而死,还有些伤员因为出血过多非常虚弱,送到后方医院后,经不住手术而死亡。而战火中的西班牙只有马德里一个输血站,血源不足,且距离战场较远。他对西班牙的同志说:“要想法组织一个战地流动输血站,在前线就地输血。”
     流动输血站?许多人对这一建议持怀疑态度。白求恩请教了英国的输血专家,说服了战地卫生组织的负责人,将这一设想变成了现实。他从伦敦随着一辆装满医疗器械的旅行车赶回马德里。经过紧张的培训和车辆的改装,组成了在西班牙的加拿大战地输血队。在长达四百多里长的战线上,哪里战斗最激烈,哪里就可以看到流动输血站的旗帜,就可以看到白求恩那瘦高的身影,战斗紧张时每天战地输血量竟达百余人次,使战地救治伤亡率降低了75%。
     后来,二次大战的交战双方都采用了这种方法。宋庆龄1952年写的《我们时代的英雄》一文中对此做了高度评价:“白求恩大夫是第一个把血库送到战场上的医生,他的输血工作曾为西班牙共和国挽救了数以万计的战士的生命。”
     1937年夏天,白求恩回到美洲为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筹款,在洛杉矶参加欢迎西班牙人民之友的活动时,听到了来自世界东方的学者陶行之的演说——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践踏着东方文明古国大地,那里的战争比欧洲更为惨烈。
     也正是在那次聚会上,他和陶行之进行了深入的交谈,陶行之对他说,我们非常希望白求恩大夫能到中国去……
     也许是命运的召唤,也许是的性格使然,那一夜白求恩失眠了。梦中他来到了东方那片神秘的黄土地。这种想法一出现,竟是那样的强烈,那样的不可遏止。他和美国援华委员会等单位进行了接触,探讨了前往中国的可能性。他说,那里的反法西斯战争更需要自己。
     经过组织的安排,他坐上了开往中国的轮船“亚洲女皇号”。经过很长时间的航行来到了梦中的神秘的土地。他在武汉,见到了周恩来;在西安,见到了朱德;在延安见到了毛泽东……
     当时晋察冀边区医疗条件十分简陋,军区后方医院也如此。白求恩要求医院建立完整的病历登记,有的同志不以为然。对此,他说:“没有准确的登记,就不可能有准确的统计;没有准确的分析,就不可能有准确的方法,就像蒙着眼睛走路一样。”他还亲自动手教大家编制登记表册,并要求工作人员必须用十分工整的字填写表册。这为后来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一次,白求恩发现一名护士换药用的药瓶标签和瓶子里的药品不一致,顿时勃然大怒:“同志,马虎粗心是要死人的!”他一边用刀子把标签刮掉,一边对不知所措的护士说:“小同志,你一定要明白,这种粗心是会造成死亡的,我们要对伤员的生命负责!”
     东方前线的情况与西班牙有很大的不同。这里打的是游击战、运动战,且地域广阔、地形复杂,战地救护非常困难,经常是刚在这个村子开设了救护所,就接到马上撤离的命令。医疗器械和药品的运载工具成了急需解决的大问题。
     一次转移途中,白求恩受驴背上的驮子的启发,动手设计了一个药驮子。样子像个单孔拱桥,顶部是一个可以掀盖的箱子,里面放各种夹板;两边的桥拱上各有三个抽屉,抽屉中设有若干小格,可以装各种器械和药品。做手术时,两个驮子上横搭一块木板,就成了个手术台。
     经过反复实验,又加上一个敷料驮筐,就构成了一个手术室,一个换药室,一个小药房,走起来方便,用起来顺手,驴可驮,马也可驮。它成了适合华北战场最实用的医药运输救护工具。战士们根据药驮子的形状,给它起名为“卢沟桥”。如今,白求恩纪念馆和抗战纪念馆中都陈列着“卢沟桥”的复制品。  

     本来他可以不死

     白求恩的死有一定的偶然性。本来他可以不死。1939年8月,他给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写信,提出:“我们必须做出一个为目前以及为长期需要打算的计划,我们一面在前线继续使用战地医疗队,一面必须开办一个新的卫生学校……我已经为此拟就了一个五年计划。我估计过,连创办带维持这个机构五年,我们有五万美元就可以了……我知道边区经济困难,应该向国内外募捐些钱来,因此我已决定暂时离开这里到延安转赴美国,除了我亲自去募款,再没有其他的合适人选或好的办法,因为我在边区工作15个月之久了,了解真正需要的情形。”
     这对边区的军民说来当然是求之不得的。 1939年10月20日,晋察军区为白求恩回国专门举行欢送大会。此时,却传来了紧急情报:两万多日寇分兵多路向边区扑来,发动了大规模的“冬季扫荡”。听到这个消息,白求恩坚决要求改变行程,立即参加战斗,他说:“如果晋察冀沦陷的话,我这次回国就毫无意义。”当天夜里,他率领战地医疗队,急行军70多里,来到了摩天岭前线,手术室设在涞源县孙家庄村边的小庙里,离前线只有七华里。伤员一个接一个地抬下来。白求恩不顾长途行军的疲劳,立即组织大家抢救,不停地做手术,十几个小时没有休息。
     10月28日下午,炮火已迫近手术站,司令部命令医疗队立即转移。白求恩迅速做完一个手术后走出小庙,见担架上还有几名伤病员,他一挥手说,“加快速度,做完后立即撤离。”
     20分钟后,最后一名叫朱德士的伤员被抬上手术台。这时,外面枪声大作,子弹呼啸着从小庙上掠过。白求恩有条不紊地为伤员进行检查,确认朱德士是大腿粉碎性骨折,为了加快速度,白求恩把左手中指伸进伤口中掏取碎骨,不慎被碎骨扎破,殷红的鲜血从他的左手指流了下来。他将左手在碘酒中浸了一下,示意大家继续工作。直到缝完最后一针,他才在警卫分队的掩护下离开了孙家庄。
     第二天,白求恩手指上的伤口发炎了,但他忍着巨痛连续两天检查了两个医疗所的工作,做了几十例手术,举办了两场现场讲课。
     11月1日,从前线送来一名颈部患丹毒的伤员。白求恩深知这种病对他负伤的手有多大的危险,但他对同志们说:“这个手术难度很大,弄不好伤员会有生命危险,还是让我来吧!”
     意外的事发生了——在手术中,手套被划破,白求恩左手中指受伤处受到了感染,得了败血症。在当时,这是致命的。无情的病魔持续的折磨着他,他却一如既往地工作着。
     11月10日,白求恩的病情更加恶化,终日呕吐不止,高烧达摄氏40度。聂荣臻司令员指示,要不惜代价把白求恩同志安全送到唐县花盘村的军区后方医院治疗。下午三时躺在担架上的白求恩到达唐县黄石口村,这里距后方医院还有十多里路,但他好像预感到了什么,坚持在这里住下。绝望之余,有的同志建议截肢,白求恩摇摇头,用微弱的声音说:“只要能和大家在一起,就是截掉双肢我也愿意,但是,我的血液里有毒,截肢也没有用了。”        
     11月11日,晋察冀军区后方医院院长林金亮受军区首长的指示,赶往黄石口参加抢救白求恩的工作。此时的白求恩仍惦记着他未尽的工作,提笔给在后方医院养伤的翻译郎林同志写了一封信。信中请郎林同志转告军区卫生部的部长叶青山:让林大夫率领一个手术队,即刻北上做初步疗伤的工作,就连去几个人,带什么器材都写的清清楚楚。然后,他用颤抖的手写下了遗嘱,向亲密的战友聂荣臻司令员倾诉了最后的心愿。
     1939年11月12日凌晨5时20分,白求恩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享年50岁。


     作者简介:
     董保存,解放军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荣获首届鲁迅文学奖。首届中国十大优秀传记文学作家。
     王跃民,中国人民解放军白求恩军医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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