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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传文学:逡巡在历史与文本之间——徐彻、徐悦《张作霖》的

     史传文学就是一种以描写历史人物为核心的传记文学,既要求有历史的真实性又要求有文学的形象性。用李少雍的话说,“史传文学,又称历史文学,即史乘而有文学价值者,换言之,就是兼具史学和文学两种属性的历史记载。”但由于史传写作受到

史传文学就是一种以描写历史人物为核心的传记文学,既要求有历史的真实性又要求有文学的形象性。用李少雍的话说,“史传文学,又称历史文学,即史乘而有文学价值者,换言之,就是兼具史学和文学两种属性的历史记载。”但由于史传写作受到不同时代的学术风气、史传理论与方法的运用、立传者自身条件和风格及意识形态对所撰历史人物的规约和塑造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每部历史传记都呈现出不同的风貌。而史传《张作霖》诠释了一种新的历史书写传统,即从“大历史”到“小历史”的嬗变,以此构建了“我们自己的历史存在论”。

从历史的真实性上看,徐彻有朴学之风,重考据,不肯轻下一言,运用了大量的档案史料和口述历史,对许多曾经纠缠不清的问题进行知识考古,解难释疑,如张作霖的祖籍说、张作泰和张有财是怎么死的,再如郭松龄反奉的具体细节如何和张作霖到底被谁暗杀等问题(对《张作霖》进行文本细读,会发现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以此廓清历史迷雾,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增加可信性和说服力;从文学的形象性上看,《张作霖》杂糅故事元素,文笔生动,有艺术性,读之有戏剧小品之感,引人入胜,所塑造的人物血肉丰满。如第一章巧妙设置民间流传的奇闻轶事,融入民风民情,勾勒出普通百姓眼中充满传奇神秘色彩的张作霖形象生性豪爽、不拘小节、爱护下属、大义灭亲、知人善用、明察秋毫而又正义凛然。张作霖作为一代枭雄,身处复杂的社会背景和政治漩涡当中,徐彻将张作霖置身于庞大的网络当中,既有直系、奉系、皖系之间复杂纠葛与冲突,又有中国、日本、俄国乃至英美各方势力的争夺与平衡,还有“土匪”、军阀以及东北王的多重身份转换,通过运用大量的场景描写(如战争场面、政治场面等),力求达到生动形象的文学表现效果。

但本书的真正价值不仅在于此,还在于作者运用了一种新历史主义的创作手法。新历史主义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英美学界,最早由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斯蒂芬·格林布拉特提出,旨在解构传统的“宏大叙事”史学观,强调历史是“各种以文本形态呈现的历史叙事”,重从微观和细节入手,是一种对历史文本加以释义和政治解读的文化诗学。因为历史总是动态的历史,无法不受到时代背景、意识形态、主体、传播媒介、客体等的影响和制约,所以历史不是同一、整体、单数的“大历史”,而是充满着差异、多元、变化、碎片和断裂感的复数的“小历史”。运用新历史主义方法对《张作霖》进行文化诗学解读发现,徐彻采用了双向布局的手法,从共时性上完成了历史的文本化,从历时性上完成了文本的历史化,他通过横向联系与纵向比较,找到了史传文学在历史与文本之间联结点。

通过复调叙事完成了历史的文本化。新历史主义史学家撰写历史人物不是通过阐释的方式,而是对历史人物的重新理解和认识,需要突破旧框架,还原历史真实。对于历史的描述既不能陷入极端的绝对主义,又不能沦为模棱两可的相对主义,因此,在将历史人物以史传方式构入文本时,叙事技巧、话语建构与结构安排显得尤为重要。徐彻解决这一难题的办法是采用了复调叙事,即“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通过多种声音的并生共存,将张作霖置于众语喧哗的张力场中,引领读者走入民国的社会空间。正所谓“读一本张作霖,看半部民国史”。

首先,徐彻编织了一张巨大的关系网络家族谱系、地域文化、外交关系和政治军事的复杂关联,采取四线并进的复调叙事策略,在多重建构的复调叙事中展示一个动态、立体、多元复杂的一代枭雄张作霖。第一声部是个人经历和家族谱系。张作霖出身贫寒,自小多灾多难,祖辈关系复杂,事故频发,因此他的个人经历比较复杂,从草莽、混迹人间、投绿林、受招抚、勤王、当官、持枪赴会到当上东北王,可以说是一步一个坎。还有张作霖与几位夫人和子女之间的关系等等。这是徐彻设置的第一条线索,也是全书的主线。第二声部是性格形成和地域文化的塑造。张作霖生于辽西,这里的外来居民以河北居多,他的祖籍正是河北。“辽西地区也常被冠以‘穷山恶水’、‘穷乡僻壤’,而‘穷山恶水出刁民’,辽西地区民风既淳朴又彪悍,在历史上,还曾是出‘胡子’的地方。”张作霖虽不是土匪,但深受关东匪文化的影响,身上充满匪气。地域文化、传统文化加上民族文化对张作霖的性格形成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他也一直有称王称霸的野心。这是全书的隐线。第三声部是奉系军阀和军事政治。可以说,张作霖戎马一生,都是身处直系、奉系、皖系等重重纠葛与战争之中,需要处理的关系有上级、平级、下级等等。这是全书的另一条显线。第四声部是民族大义和外交关系。民国时期正逢乱世,相当于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代,政治腐败、军阀混战、外族入侵,凭借个人打拼和时势造英雄,张作霖当官之后,就必然要和各种势力打交道,所涉的外交关系如日本、俄国乃至欧美,尽管他也有种种恶行,但仍不失民族大义,终招致暗杀。这又是隐线。四条线索齐头并进,有隐有显,有主有次,层次分明,条理清晰,多声部并生共存。

其次,叙事视角的自由变换所造成的复调。第一重视角是民间传说、故事、传奇中的张作霖,表现在“奇闻坊间传、轶事口碑赞”一章;第二重视角是历史见证人眼中的张作霖,又包括直接见证人和间接见证人。这两种视角中主要是文本中见证人与读者之间的对话,作者隐藏在文本背后,不动声色。第三重视角是作者将几种说法加以整合、分析,得出谁更可信的结论,是叙述人与读者、作者和潜隐着的听者之间的对话。如闻知郭松龄反奉后张作霖的反应,有钱公来和姚东藩记载的两个版本,作者进行深入剖析后直接告诉读者“姚东藩的记载,真实可靠,令人信服。”再如作者被郭松龄感动,直接评道:“表现了一位有民族气节,有坚定信念的爱国将领的英雄气概。”作者从书中站出,直面读者,与读者进行直接的对话与交流,将同一事件的几种通行说法拿出来让读者阅览,并通过分析口述人的生平和在历史上地位、参与程度等来辨析哪种说法更为可信。第四重视角是历史人物之间的互相对话,比如袁世凯与张作霖之间的互相交流与对话,日本人、吴佩孚、张学良、郭松龄、杨雨霆、冯玉祥等等其他主要人物之间的对话。

最后,对张作霖的历史评价也是多声部并存的复调叙事。有四个层次的评价:一是经过历史验证的会有当下意识形态参与的对张作霖及其他历史人物的评价;二是作者所说的从历史层面和道德层面对张作霖的评价“一个具有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的封建军阀”;三是体现了史学评价的三个原则和标准:该历史人物是否对人民有贡献、是否有进步性和是否有高尚品质,即嵇文甫对历史人物评价的三个标准:一是对人民有贡献;二是一定历史阶级中起进步作用;三是可以表现我们民族高贵品质的。四是不同人站在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对张作霖的个性化评价。总之,作者在多重建构的复调叙事中展示了一个作为整体(有肯定有否定)的张作霖,体现了史学家的阶级立场和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

通过互文性实现了文本的历史化。互文性就是文本间性,指的是文本之间的互相影响、映照和转化,从而形成文学与历史的循环互动,构成了一个开放性的文本。第一,徐彻先后出版了五本有关张作霖的传记,从《张作霖传》(2004)、《东北王张作霖画传》(2007)、《一代枭雄张作霖》(2007)、《张作霖传》(2010)到《张作霖》(2012),大体框架相同,但随时代变迁和史料的发现和丰富而不断修正和补充,使文本不断生成,处于流动与开放的状态之中。第二,其他人的张作霖传记,如各种关于民国历史中的有关张作霖和东北军的叙述等,《张作霖》中也有它们的影子,不过徐彻进行了意义的重新阐释,从史家和文学家的角度,对历史材料进行取舍,重考据、重历史真实,展现了史学观念和价值立场,从而在交流与对话中及在发展与变化中动态形成。这样的历史观指导下的历史创作所书写的就是复数的小写历史,重个人感受与建构,重微观叙事,但不世俗化,因此区别于将历史人物神化的宏大叙事,也区别于各种对历史人物戏说的叙事方式。

总之,徐彻的《张作霖》是一部新历史主义人物传记,是历史的文本化和文本的历史化的双重建构,前者通过复调叙事手法于错综复杂的张力场中共时性地勾勒出一个动态、立体、矛盾而又统一的历史人物张作霖形象;后者在徐彻自己和他人撰述的关于张作霖的著作的互文性中历时性地揭示出当下史学观念的转化。在此意义上,史传《张作霖》诠释了一种新的历史书写传统即从“大历史”到“小历史”的嬗变,以此构建了一种新的历史存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