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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庸和冯庸大学

于冰野 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际关系格局不断变化。西方列强为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瓜分世界,加紧进行各种秘密外交与结盟,战争危机与局部战争频繁出现。觊觎中国已久的美国、日本、俄国等列强激烈的争夺,对

 


       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际关系格局不断变化。西方列强为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瓜分世界,加紧进行各种秘密外交与结盟,战争危机与局部战争频繁出现。觊觎中国已久的美国、日本、俄国等列强激烈的争夺,对中国尤其是东北地区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它们间的打斗与妥协无不以损害中国利益为目的。清政府对内腐败无能,对外一味忍让求和,加之僵化外交政策与手段,导致列强对中国东北的抢夺无法收拾,中国东北一步步沦陷于西方列强铁蹄的蹂躏之下。就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一个婴儿呱呱坠地,他,就是冯庸。

   冯庸是谁?对于现在人来说可能是陌生的。但他的父亲冯麟阁(19058月改名为冯德麟)可是一位响当当的人物。富饶美丽的中国东北地区,自古以来有着十分重要战略地位。民国初年,清政府的垮台以及国民政府的懦弱造成了东北地区的权力真空,西方列强蠢蠢欲动,纷纷寻找在中国的代理人,妄图瓜分中国,以致造成了军阀纷起割据和混战。混乱之时,一支新的政治、军事力量奉系军阀逐渐崛起。它的首领之一便是奉系军阀军务帮办冯德麟,张作霖的发迹,便是从冯庸的父亲冯德麟拉他进“胡子”队伍开始的。冯庸出生时,父亲冯麟阁被俄军诱捕到库页岛,关于冯庸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情况,几乎没有太多的记载。在《冯庸先生生平事略》中写道:冯庸“幼时天资颖敏,三惯龄笃学,经史孕其公忠,家风发其桓桓”。1929年第8卷第375期《北洋画报》刊载文章称“冯麟阁都统之公子冯庸,本名英,以谦逊故易今名。人以其短小精悍,素有大志,咸目之为‘小拿破仑’”。上过私塾的冯麟阁,极力主张子女都走学习这条道,对于冯庸更是严格要求。他为冯庸请的老师中,不仅有国内的老学究,还有国外的老师,分别教授冯庸国语、英语和日语。冯庸长到19岁时,考入保定军校后转入北京“中央”陆军第二讲武堂,毕业后加入奉军,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192124日,外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在白俄的唆使下再次宣布“独立”,在库伦称“帝”。原驻库伦的中国军队褚其祥部和高在田部已败退至张家口和恰克图南北一线,时任蒙疆经略使的张作霖,任命张景惠为援军总司令,十六师师长邹芬为副司令,命其率兵前往外蒙古增援。21 岁的冯庸以少校参谋身份随援军远征,“ 鹏翮初展,翱翔斯始”。援蒙军虽然无功而返,但冯庸以深入不毛之地,不畏艰难困苦,毫无怨言地奔驰于沙漠荒野之地的举动,深得张作霖赏识。经过几年的摔打,冯庸成为奉系军政界十分活跃的人物。他对国家有着狂热的爱,视国家利益高于一切。1929年中东路事件发生,他时年29岁,不怕牺牲,誓死保卫祖国,组建“冯庸大学歼俄义勇军”,奔赴抗俄第一线。每当有人提及中东路事件时,冯庸微笑着说:“我当时并非不知不如敌人,惟为鼓励士气,我有不计生死之决心。”可见其“中华热血好男儿气概溢于言表”。九一八事变后,他将爱国热情化为救国行动,带领学生曾先后两次组建抗日义勇军,打击日本侵略者。他成为青年学生武装抗战的先驱,在唤起民众觉醒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方面发挥了榜样作用,激励了广大爱国青年。

   军阀争权夺利兵戎相见历史上司空见惯。冯德麟和张作霖一生当中,他们时而因权利地位争得不可开交,时而因共同利益相互扶持。他们之间始终没有爆发战争,最终是一笑泯恩仇。这是缘于他们之间存在的那份情,割舍不断、历久弥坚。从张作霖、冯德麟这一辈开始的张、冯两大家族精彩而奇特的恩怨,在民间广为流传。无论后人如何评判两大家族,但是有一点毋庸置疑,就是两大家族的友谊在张学良和冯庸这一辈得到了延续。冯庸与张学良被时代潮流冲激着,被美好的未来诱惑着,特别是他们长大成人后,不再以一个军阀,而是以一个诗人的胸怀与心境相亲相处,不论在顺境还是逆境他们都相互牵挂,相互惦记。两人同年出生,名字相同,都叫汉卿,常以“五弟六哥”相称,令人一头雾水,不知所云。原来,张学良为家中长子,行六,俗称“小六子”。冯庸称其为“六哥”。冯庸在冯氏大家族中大排行老五,所以乳名就起作“小五子”。每当两人相见时,一人说:“汉卿,你好!”另一人马上回一句:“你好,汉卿!”父辈的经历,让他们就懂得了朋友的力量。两人从紧握双手那一刻起,就认定了彼此。197710月间,台湾传记文学社邀请东北人士去台湾座谈“张作霖事迹”,冯庸谈起两家的历史渊源时说:“我们与张家有通家之好,我跟张汉公(张学良) 亦可说是总角之交。”

   因家庭出身和社会影响所致,冯庸很早从戎,历升官阶,但他志不在此。他与社会民众接触颇多,深感民众生活艰苦。当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时,身在其中的冯庸对内战殃民有深深的痛惜之心。随着年龄的增长,对此感受越来越深。192511月,张作霖的得力将领郭松龄与冯玉祥通谋反奉。郭松龄在滦州起兵,杀害了姜登选,发表反奉宣言,并率七万大军攻占山海关,夺取绥中、兴城,冲破连山防线,占领锦州,奉军全部退到辽河东岸据守。在昌黎的冯庸受命驾机到滦县探询,归来即刻接到命令:能飞的飞机全部飞到锦州。可能是由于风大天冷,三十多架飞机于一夜间几乎皆有损伤,只有8架飞回助战。飞机到前线巨流河上空进行侦察、撒传单,郭军的官佐和士兵们得知张学良就在对面,纷纷投降。在这期间,张作霖曾令张学良指挥冯庸用飞机轰炸郭的部队,但冯庸不忍屠杀同胞,乃留书挂印辞官赴大连。张学良因此被张大帅严厉申斥,但张学良对冯庸并未深究。此后,张学良对冯庸的态度是“要钱给钱,要物给物,就是要兵带则不给”。冯庸满肚子怨气“世道人心如此恶,吾身何必苦延留”,在无兵可带的情况下,冯庸开始步入培育人才的思想轨道。

   冯庸曾这样剖析原委:“我个人19岁的时候就出去做事, 在军队里服务,彼时抱着一种直线的思想,打算做一个爱国的军人,把从前军阀官僚的恶习气统统打倒。不过到了1922年战争的时候(直奉大战),我受了一个很大的打击,就是有许多生死相依的青年同学,都因为战争而牺牲了,他们的壮志不但没有做到半点,而且早早就把性命丧掉,实在可惜之至。我因为受了这种重大的打击,知道战争的确是残酷的,也实在是以乱亡国家的,所以我就改了一种方针。”在冯庸看来,偌大一个中国,内忧外患,国势渐衰,主要原因是工业落后,要想改造这个混乱的社会,就要发展民族工业,培养大量的工业人才,走工业救国、教育救国的道路。他深深地感受到肩上的重负,“洞烛国家制胜之先机在于兵器,而制造兵器必须振兴工业,要想振兴工业必先植基于教育,当为当务之急。”纵观当时的中国,政府不重视教育事业,国民又自顾私利,视财如命,对办学的事互相推诿,袖手旁观,以至于教育不兴。这样一个氛围和大环境,高层次文化教育更是凤毛麟角。救国先育人,急起直追办教育,当时是张学良、阎宝航等一批仁人志士期待教育强国的写照,立誓要改变中国教育落后的局面,纷纷投身于兴办教育的洪流之中。

   阎宝航为了实现教育救国的抱负,于1918 4 月,在沈阳创办了“奉天贫儿学校”。学校实施免费教育,还为学生提供课本和文具。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办学成绩卓著。阎宝航因此闻名社会。阎宝航在读师范学校时加入了奉天基督教青年会,这个教会是年轻人最喜欢去的场所,可以打球、下棋、读书、看报,有时还组织晚会、音乐会、演话剧、放映电影等等。冯庸喜欢体育运动,特别喜欢篮球,他经常到这里来打球,从而结识了阎宝航,知道了“奉天贫儿学校”,了解了阎宝航的教育救国思想。冯庸在与阎宝航相互来往中,彼此留下很深的印象。阎宝航对冯庸说,办学校比办工厂更有前途,拯救思想,为国家培养有知识的人才更重要。阎宝航的办学思想给冯庸以很大的启发,更加坚定了办学的信念。冯庸25岁辞去军职,专心从事工业教育,创建冯庸大学,除了父亲冯德麟的交代外,冯庸曾说过,除张学良这个兄弟之外,受到乡亲土亲志同道合的阎宝航影响最大。 冯庸义无反顾,选择了一条充满荆棘的路。冯庸对兴学如此执著、痴迷,这不能不说是与他生长在国家衰弱,宰割由人,国人犹如散沙一盘备受凌辱的年代有关。他下决心从办教育开始,拯救东北民众于水火之中,为建设强大富庶的东北而贡献自己的力量。这对于冯庸来讲是一次历史性的选择。但历史是公正的,那就是冯庸与张学良被巨变的时代激发着,被美好的未来诱惑着,各自建立、管理着奉天最具规模的两所大学。

   在中国各路军阀混战不休之时,接受过西方文化教育的冯庸迈出了发展工业振兴教育的第一步。1923年,冯庸与张学良在沈阳小东门合办了奉天大冶厂,奉天大冶厂主要从事飞机零部件、炸弹和手榴弹的生产,借以弥补东三省兵工厂的生产不足。为不断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生产水平,为了解决生产技术问题和培养工业人才,1924年又在厂内成立了东北第一家大冶工科学校,直属大冶铁工厂,校址和工厂在一起。奉天大冶厂的厂长和大冶工科学校的校长均由冯庸担任。大冶工科学校是冯庸大学的基础,也是冯庸教育主义思想的起源。冯庸自知办学经验不足,建立私立高等学校之前,在父亲的大力支持下,创办了这所大冶工业专科学校。大冶工科学校办学方向明确,教育形式得当,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培养出一批工厂的生产和管理人才,为奉天大冶厂的生产和技术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办学的实践也使冯庸深深地感到民族要振兴也须靠工业的发展,而工业要发展,就必须兴办教育,走西方发达国家科学兴国之路。因此,他下定决心创办一所大学,为中国教育发展做出贡献。

       1926年冯庸开始准备冯庸大学的筹建工作。很多人对冯庸说:“工科学校,用款很多,并且又是大学,个人维持,恐怕不是容易的事,先生既有这样的热心,不如募捐,庶几众擎易举,比较容易的事情。”在当时,募捐是私立学校筹措经费的主要办法之一。所以,为筹措办学经费,冯庸向张作霖、吴俊升、张景惠、张作相等人请求经济上的援助,他们均有所表示:为纪念冯德麟而办学我们支持,但当谈到细节,校名为冯庸大学时,则啧有烦言,认为是冯庸的动机不纯,借办学之机提高声望、培植亲信,以图东山再起,因而采取敷衍态度。办学经费筹措不顺,丝毫未能动摇冯庸办学的热情,却使冯庸建校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主动地放弃了募捐,决意破釜沉舟,毁家纾难,变卖家产筹措资金,自己全部担负起建校的费用。冯庸说:“我并不是富于教育经验的。因为社会的混乱,欲以挽狂澜于既倒,所以破产兴学,以改造社会,造就新中国的青年。自己担负虽重,但是佳果未卜,若到社会去捐募,倘若成绩微渺,我怎样对得起社会呢?终久不如彻底的牺牲,功罪咸归一人,心中尚觉安适。”

   冯德麟作为奉系军阀早期将领,二十多年间,累积了殷实的家产,可算东北首富。冯家最大家产在通辽县,有土地十万余亩,约占全县耕地总面积的80%。在沈阳、锦州、北镇等地还有矿产、商铺、药厂4处,等等。1926年秋,冯庸义无反顾,开始逃离了人们的视野,别无他顾,专心致志,一件件地清理着家产。将冯家全部财产310万银元捐作冯庸大学的校产,其中不动产和经营项目“综计每年可以收入的款额在20万元以上,按校内常年经费预算额将及15万。余额蓄积,俾作将来扩充的用项”。另外,张学良、吴泰勋等人,在建校时也都捐赠了一些钱。冯庸决定在通辽设校产监理处,掌管学校财务。将奉天大冶厂、沈阳小东门里同义和丝房、丰盛粮油栈、盘锦一带的苇塘、海城一带的滑石矿、通辽的十几万亩土地全部交给校产管理委员会,其收益也交由校产监理处统一管理,并制订了包括农、牧、林、副等行业在内的产业10年发展规划。在筹足建校经费之后,冯庸将西郊奉天驿站(沈阳站) 西南侧,浑河北岸汪家河子村一带,也就是现在的铁西区滑翔小区一带,选为校址。今汪家河子村东邻南李官屯,南邻大堡,西邻郑家洼子(烤猪屯)与揽军屯,北至沈辽东路,其方位史书记载为西行出城十五里。1927年春,冯庸大学破土动工,“昼夜加工,经之营之”,仅用四个多月的时间,即建成一座布局独特的大学校园。荒凉的旷野上出现了一片雄伟壮观的新建筑,一个别具风格的现代化楼群。

   冯庸大学校园以中庸楼(礼堂)、仁楼、忠楼为主体建筑,三座楼用廊道相接,正面呈“工”字形,用红砖砌成,整体看上去为红色。主体建筑是坐西朝东方位,以中庸楼为中心,南侧是仁楼,北侧是忠楼,两楼与礼堂相接。内设教室、试验室、图书室、办公室等等。校内建有食堂、宿舍、体育场,实习工厂,另有教职员工宿舍及医院等多所附属建筑。校门是四根高大的方形立柱,在中间两根立柱上分别刻着“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个大字。校门旁南侧是会客室,北侧是传达室。一进校门就能看见四个金字“中庸”、“仁”和“忠”,分别书于三座楼的正面,辉煌耀眼。在“中庸”上方是“冯庸大学”四个字,再上方是冯庸大学校徽。距中庸楼西侧稍远的地方,修建有小型飞机场,“星旗”号、“赤马”号、“辽鹤”号3架飞机停放在这里。其中一架较大,专供冯庸自己苦练飞行技术和学生观察飞机构造之用。如有学生要求试坐,须经冯庸批准才可以同他一起升空,但是要每分钟收费一角,以示限制。1927年至1931年,冯庸大学从国外陆续订购了7架飞机,分别命名为“碧丽”号、“疾风”号、“迅雷”号、“北风”号、“星旗”号、“赤马”号、“辽鹤”号。一所大学自己能拥有7架飞机在世界上实属罕见,冯庸大学是中国第一所拥有军用教学飞机及机场的大学。冯庸在创办大学初期,就把这所大学定位在中国第一所文武兼修的西式大学。所以,为了让工科学生能够在平日的学习实践中充分掌握世界先进的飞机制造与维护技术,不惜投巨资,购买先进机型。仁楼南侧是体育场,内设400米跑道,跑道内侧是足球场、铁饼场、铅球场等;跑道外西侧有5块网球场;跑道外南侧有6块篮球场和一栋校员宿舍;跑道外北侧是标枪场地。飞机场南北两侧各有一个棒球场和足球场,忠楼北侧是游泳池,游泳池西北方向有一个湖、西南方向是学校医院。还有出军操用的天桥、单双杠、木马、吊杆等等。冯庸大学建校之初,学校没有完备实习工厂,学生只凭教授手中几件实验用的机械来完成教学任务,冯庸深知实习工厂的重要性,于是同张学良商量,可否将奉天大冶厂停止营业,捐给学校作实习工厂,提议得到了张学良的认可。冯庸将奉天大冶厂改名为冯庸大学工厂。工厂逐步发展成为包括铁工厂、木工厂、发电厂、印刷厂、电气实验厂、机械实验厂、材料强弱实验厂等学生实习工厂。在这里还有一个锅炉房、水塔,自成一个生产系统,全校水电可以自给自足。通向中庸楼的路中间是绿化带,绿化带尽端是种有花草的旗坛,中间竖起高达数十米涂有白漆的铁旗杆。每天校警执行升旗任务,每逢纪念日,全校师生行升旗礼,“国旗”、校旗上下连挂。校旗充分地体现了冯庸大学的办学宗旨。校旗是正方形,黄地,中间是一颗大的八角星,八个角象征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每一个角上顶着一颗小的五角星,象征八正(正命、正行、正业、正思、正言、正视、正听、正容);大八角星中间是一个圆形白地上衬出一个红色的“工”字,含义是学校以培养工科人才,“救国以工”为宗旨;旗上所有星星都是等边形,各星的距离相等,表示教育机会均等。从校旗的颜色上看,红色表示以赤心为国,以赤血为国;黄色表示冯庸大学在东北率先实施理想的优良教育主义与精神和炎黄子孙力求黄种之独立与自由;蓝色表示培养的是一批有为青年;白色表示心地洁白;黑色则表示心以黑铁为武器,捍卫国家;旗套是白色,其余三边缀以黄色丝穗。到1928年年底,冯庸大学资产筹备初具规模。全校固定资产310万元,其中建筑物50万元,仪器设备35万元,土地211万元,基金14万元,另外,学校购置物(仪器设备等) 35万元。学校每年经费收入24万元,主要来源于农业和商场利润。每年经费支出20万元,用于教职员工工资10万元,图书费2万元,仪器费3万元,其他及临时支出5万元。在建筑校舍的同时,一面将大冶工科学校的学员转为大学第一期学员,其高级班变为大学本科一年级,中级班则为大学预科一年级。这两个班级和工厂就是冯庸大学建校之初的基础。一面冯庸率领筹建人员按照计划,积极延聘教授,通过内部组织,购置机械文具和图书仪器。1927年暑假,筹建初步就绪,随即开始招收学生。88日,冯庸大学宣告成立。一所新型的私立大学冯庸大学在东北拔地而起,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共招学生五班,预定数计180余人,101日行校舍落成礼,1010日正式开学(1010日国庆纪念日也是冯庸大学开学纪念日)。自此以后,黄底蓝星,灿烂光辉的冯庸大学校旗,飘扬在中国的东北三省。

   冯庸大学创办之初,设大学部、中学部、小学部。大学部分设工学院、法学院、教育学院。时年27岁的冯庸担任校长,校部设秘书处、教务处、训练处、总务处,校务由秘书长和处主任分管,校长则主持全面校政。为提高教学质量,冯庸大学不惜重金聘用有名教授前来任教,如我国著名的教育家、电机专家刘锡瑛教授,数学教授朱兆雪、王咸宜,机械学、内燃机教授潘承孝,电工原理、高等物理教授刘毓华等等,都是经过冯庸慎重涵聘、很多是留学归国的专家学者。全校教师处处以身作则,在学生中树立了很高的威望,堪称学生们的楷模,他们教学质量高,对学生要求严格,不但在各专业领域成为学生们的“ 灵魂”,日后也成了国家的栋梁和有用之才。

   面对越来越激烈的办学竞争,为了扬长避短,不断增强自身的综合实力,获得更大的主动权,冯庸不断在实践中摸索和创新,紧紧围绕着造就国家最急需的人才,按照西式大学的管理模式和高水准、高质量的目标,力争把冯庸大学办成国内一流水平的高校。冯庸大学的学制为三三制。学校大学部只有工科机械系一个科系。这不符合19294月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大学组织法》的规定:“大学分文、理、法、教育、农、工、商、医各学院;凡具备三个学院以上者得始称为大学,不具备三个学院者为独立学院,大学各学院或独立学院各科,得分若干学系。”如果学制仍为三年,并就一个科系,学校将缩编为专科。为了避免大学改为专科学校,使冯庸大学这所私立大学能在教育部取得“合法”身份,冯庸校长不得不改变他的原有主张,将大学部学制改为四年,分为工科机械系、法科政治系,成为以理工科为主的综合性大学,从而规范了冯庸大学大学部的四年学制。

   冯庸大学有着严格的考试制度,分为月、期中和期末考试,学生们除病假外必须参加,即使是运动员也不许强调客观因素而缓考。期中考和期末考均在大礼堂内举行会考,高低年级及考试科目掺杂在一起,由冯庸校长坐在讲台上监考,没有人敢在校长监试之下触犯考场纪律。发现犯规者,冯校长即在考卷上画一大“○”,并逐出考场。冯庸大学对于升降级制度的执行也是比较严厉的。学年考试及格包括补考及格,可以随班升级,三门不及格者降级。1930年下学期,曾发生本科二年级一个班退学的事件,冯庸校长批准了,足以说明他在维护制度上的决心。

冯庸大学实行带有普遍性的奖学金制度。学校成立一开始实行的是大学部全免费,中学部半免费,小学部自费。这在东北及全国都是少见的,当时东北家境贫寒的学生纷纷投奔到冯庸大学。这种免费制度实行了两年,学校开始实行普遍的奖学金制度,按德、智、体的考核分数,分为全免(分数要在95 分以上)、半免(90 分以上)、免去三分之一(85 分以上)三种。

   冯庸大学执行强迫体育的制度,每日下午三节课后,晚饭前为体育活动时间。全校同学都必须在大操场集合分别参加各种球类和田径赛运动,除全休病假者外,都要到运动场上做力所能及的运动。

   冯庸大学的学生着统一式制服。学生统一制服共有3套。冯庸大学有着严格的规定:在校内穿蓝布制服,头戴有帽檐的蓝面红里的瓜皮帽(夏季曾改为白布水手帽);外出时,春冬季节穿黑呢子套装,头戴黑呢子法式军帽,外披双排扣黑呢子大衣,再冷的天气也不准戴棉帽、皮帽只许在必要时经批准戴上一对皮耳圈;建校前三年,夏季穿黄色咔叽布套装(下身是短裤),头戴黄色咔叽布头盔,举行典礼时,下身改穿白色咔叽布长裤,叫做礼服。后来改为绿色马裤呢西服式上衣,白帆布裤子,戴大檐帽子,系黑色领带。四季一律穿黄色线袜子、黄色皮鞋。纽扣、帽徽、校徽的图案与校旗相同。

   冯庸大学日常生活管理也是很严格的。早7点、午12点、晚6点是一日三餐开饭时间。学生不论是高年级与低年级,一律在一个大食堂内吃同样的饭菜。学生就餐时8人一桌。吃饭时间只有8分钟,不管是否吃完,以哨声为令,一律放下筷子,摆好碗筷,地下桌上不许有脏物,然后列队离开餐厅。在冯庸大学流传一个三字顺口溜,即“大宿舍、一块住,白被单、遮被褥,不开门、不许入……轻轻的、打呼噜……”在忠字楼上上下下四个大筒子屋中,没有任何隔壁或屏风,三四个班级一百多人住在一起。每人一张铁床,进入宿舍,只见洁白一片,床间距离相等,床头看齐。室内都是烫蜡地板,清扫得干干净净,一进楼门必须换成软鞋,日久天长,习以为常,学生们都养成守纪律的良好习惯。冯庸大学交通工具齐全,但不准学生擅自使用,建立了严格的使用制度。每逢节假日或有学生到城内办事,无要事、大件、重件是不准乘车的,特别是不准乘人力车,提倡步行,无论是严寒酷暑、刮风下雨,都是一样,倘如有乘人力车的同学,就要作为一件严重违反纪律的行为来处分。冯庸大学有严格的课外生活纪律。学校距闹市区较远,学生非星期天或节假日,不许随便离校。非学生的直系亲属,不准随便会客。每逢星期日有回家探亲者,必须向训育处请假方准离校。离校时必须在吃完早饭再走,下午吃饭以前必须返校,禁止在外吃东西。学生们出入校门,必须携带出入证,必须穿整齐清洁的制服。由于远离闹市区,男女学生很少出入于娱乐场所,很少有奢靡浮荡之举。同时,学校明文规定, 女生都必须住校,不许外宿,连回家也受限制。女生宿舍单设一院,墙高门紧,宿舍大门启闭有固定时间, 每天晚上7 点半一定上锁,直到早5点才许开放。有一位南方女学生王淑芳曾说过:“在这里连一点自由也没有,简直不亚于蹲监狱!”

   冯庸大学的学生生活,与别的地方学生不可同日而语,他们纯以精神的和体格的养成为宗旨,所以当时有人说,他们的生活是守清洁有秩序的、俭朴耐劳的、勤勉寡欲的。在冯庸的办学理念指导下,冯庸大学有着更清晰的目标,学校的教育活动有着方向性;校长、行政人员及教师角色及分工更为明确;学校教职工之间的沟通更为便当和顺畅。经过严格管理的冯庸大学迅速地发展起来。1929年第8卷第375期《北洋画报》载文,盛赞冯庸大学的管理:“冯氏治工如治军,吾报已一度言之,而冯之治学,则较治军尤严,诚以不若是,不足以振厉纪纲,而使社会臻于治域,法至善也。其校门外恒设岗位,立一戎装守卒,门禁甚严,不易得出入;学生处其中,未尝以为苦,则以冯氏视之如手足,甘苦与共故也。”与冯庸办学理念相辅相成的是冯庸创建了一系列严格的制度。冯庸大学学生雷加这样回忆道,学校有一整套的治学治校的规章制度,并汇编成册,从校长到工友、警卫无一例外地遵守和执行,使得学校管理井然有序。

   冯庸大学把军事教育理念贯穿到高等学校管理之中,并在教育活动中得到充分体现,这是冯庸教育思想的一大特色。在学校定位上,冯庸总结了在军队服役中所得的经验教训,着眼于无形的防范,在教学安排和管理中,提出并实施了军事教育,将之变成了一文武兼备的学校。成立专门负责军事教育的机构,聘用军事教官。设置训练处,主管学生军训。在课程安排上,他认识到培养学生的军事本领,关键是培养人才。他将军事教育作为一门课程列入必修课。军事训练课分学、术两科,学科主要以典、范令为内容,即操典、筑垒教范和阵中勤务令;术科以操场和野外训练为主。要求每个学生毕业后均熟悉班、排、连教练,一般情况要做一个合格的排长,个别的可以担任连长,每周不少于六小时的军事训练。学校采用日本士官学校教授与管理办法,教官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二、三期毕业生,管教严格程度,可用“狠”字来形容。军事训练要进行严格考核,并将考核成绩写入毕业证书之中。在学校管理上,实行军事化,养成学生良好作风。他强调,军事教育严格以团体生活、遵守秩序、服从纪律之习惯,不仅注重操行、严格考试、强迫运动,且使学生生活纯为纪律化,以符军事教育之真精神。

   冯庸大学努力把军事教育理念与爱国主义教育紧密结合起来。这也是冯庸接受了孔子的思想结果。再次,倡导爱国主义精神。孔子奉行爱国主义,要热爱自己的国家,要用身心地爱护这个国家,要充满责任感地关心、报效这个国家,认为这是一个人的本分。冯庸说,军人责在保卫国家,无论退职与否,凡是国家有事、需要,都应义无反顾。他指出,要造就救国的新青年,需要磨炼意志的训练。作为国家栋梁不仅要有高度的爱国主义素质,还要具备必要的军事技术素养和较高的文化水准。冯庸大学的学生除课内应该受的课程外,人人都要受军事训练的,“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一定要使受教育者,不畏强暴,国难当前,蹈刃不辞,然后内乱可平,而外患可攘。

   冯庸大学结合军事训练对师生进行居安思危、积极战备教育。冯庸说,“吾人唯有奋励猛进,严训青年,准备国际大战,以收回我丧失之领土主权,求得我国家之独立自由耳。”从中不难看出,冯庸军事教育目标之远大。冯庸大学与其他大学的一个根本不同点,就是学校配备武器,一是用于军事教育,教学生们认识和如何使用武器,提高防范意识、警惕外来之敌的侵略;二是保卫学校安全,冯庸大学恰逢国家多灾多难之时、中华民族多事之秋,配备武器自卫,这是无可厚非的事。学校配有军事教学用的飞机,前后共有7架,主要用于演练。而且全校皆兵,校门外设岗值勤,守卫学校的人员均受过军事训练。还配有用于军事训练的单双杠、吊杆、天桥等。

   当年的学生回忆说,冯庸对军事训练要求很严,即使冬天积雪没膝的时候,学生也要坐卧在雪地上反复苦练;酷暑季节,大雨淋淋,学生也要顶烈日、冒大雨到操场跑步,那情景看上去很像军营。冯庸大学的学生经常在野外进行军事训练,攻击对象多为“南满铁路”和日本站,这对于学生来说是家常便饭之事。无论严寒酷暑,只要教官一声令下“卧倒”,同学们都迅速趴下,没有人喊叫,纪律严明,胜过军队。所以,当时沈阳人将冯庸大学称为“西大营”,与东北军的“北大营”、“东大营”相提并论。学生在强烈爱国心熏陶下,个个努力向上,他们的抱负就是毕业后,能力挽狂澜,救国救民。训练增强了学生的体质,提高了学生们的军事素养。

   冯庸大学学生是冯庸军事教育思想的实践者,是踏上救国之途、进入强国之梦的最活跃因素。经过多年的军事教育和训练,经过参加歼俄义勇军和抗日义勇军的实践,冯庸大学的学生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和检验,他们不仅有强劲的体魄和爱国主义精神,而且有钢铁般的意志。

   冯庸大学办学方针是贯彻爱国主义的精神,以培养新人、改造社会为基本出发点,加强道德教育、实业教育、军事教育和体育,并使它们结合起来。极力主张把爱国主义、民族自立贯穿于教育实践中去。在进行这些教育的过程中,注重实用、实战,着眼于培养道德纯正,体魄健康,有武勇精神,懂军事,会技术的新青年,从而使学生达到见义勇为,身体强健,坚定爱国之志,牢守爱国之节的。要求学生凡是导致国家贫弱、社会混乱的思想品行就要戒除,凡是爱国的精神品德就要崇尚推广与弘扬,“造成新中华的青年”。冯庸以传统的中国文化为根基,关心国家、关心青年人的前途和命运。这既是中华文明在他身上的集中体现,也与当时的社会需求相适应。他认清了中国所需要的教育,认定了教育所需要的目标,形成了冯庸大学的教育思想,制定了冯庸大学的教育方针。“冯庸教育主义”体系即“三纲”、“八德”、“八正”、“教养”、“始基” 为全部内容。“八德”则是冯庸教育主义的主要内容。“八德”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种道德观念。冯庸的教育思想颇具特色,他奉行八德八正、教育机会均等、工业救国的教育主义方针。提倡“八德”,并对这些古老的道德观念做了新的诠释,这是冯庸道德教育的宗旨,旨在反帝爱国、唤醒民众爱国热情。他亲自制定了学生品德教育的所谓“八德八正”方针,这个方针属于儒家学说中继承下来的传统道德教育。在民族精神被摧毁的危难时刻,冯庸把传统道德教育贯彻于教育实践之中,用智慧击碎日本奴化中国的美梦。纵观冯庸教育主义思想,从三纲、八德、八正、教养到始基,条理分明,内容翔实,思想深邃,是难得的教材,有很强的实践性,有很大借鉴意义。但是,它毕竟写于八十多年前,因为受时代的限制,难免有偏颇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不能苛求前人。

   随着冯庸大学名气日盛,所遵循的冯庸教育主义锋芒直指日本帝国主义,引起日军强烈不满。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期间,对我国占领区实施了恶毒的奴化教育。日本人对大学的摧毁不限于精神上,而且不惜其武力摧毁,或为达到精神目的而运用其武力,日军所到之处,均将大学作为重点打击目标。随着九一八事变日军的隆隆炮声,日军占领了冯庸大学,学生被迫有组织的逃往北平(现北京)。922日又将冯庸校长逮捕软禁在大和宾馆(辽宁宾馆),后经多方努力,在扣留13天后获得释放,前往北平主持冯庸大学校务。冯庸到北平后,全身心投入到学校建设中,立即组织了冯庸大学抗日义勇军,全校师生积极参加到打击日本侵略者战斗中,广大师生以不屈不挠的精神,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殊死搏斗,他们用血肉之躯,捍卫了祖国的尊严,先后参加淞沪抗战和热河保卫战,为国家培养和造就了一批如刘忠武、阮廷瑞、赵祥光(赵庸)、李洁尘等国民党抗日英烈。著名作家冯英子曾经深情地写道:“冯庸原来是大学校长,东北沦陷之后,他率领学生打游击,当时名闻全国,凡是青年知识分子,听到他的名字就有肃然起敬之感。”从193111月在北平成立冯庸抗日义勇军起,冯庸已成为了中华民族不容欺侮、不做汉奸的新青年典范。由冯庸和他的教师团队教育出来的冯庸大学学生,以坚定果敢吃苦耐劳和具有爱国精神著称于世,他们有的为抗日救亡捐躯,有的成为国共两党骨干,有的成为科技精英,有的成为体育英才……他们在各行各业都能发扬冯庸大学的精神,努力不懈,对国家、对时代各有贡献。

   然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教育救国”只是一种理想,是行不通的。日军侵占了冯庸大学,学校被迫迁往北平,于1933 年同东北大学合并,冯庸大学宣告结束。尽管冯庸大学办学只有6 年时间,如同一个懵懂的孩童。但它独树一帜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在当时乃至当今,都有着深刻影响。在新中国,强国必先强教,“教育兴国”成为党和国家的基本战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说:“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是提高国民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冯庸和冯庸大学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对于发展今天的教育事业仍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在东北教育史上写下了浓重一笔,将永远载入史册。

   中国历史上大凡能称得上民族英雄的人物,一般来讲都是悲剧性人物,做了些大事,但没有做成或者没有好的结局,事业有成但家庭或者晚年并不安逸幸福,冯庸也不例外。但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冯庸是不应该被遗忘的,尽管今天许多人对他非常陌生。冯庸在东北只生活了30 年,除去幼、少时,真正体现他人生价值的时段只有五六年。证明自己的人格尊严,净化自己的心灵世界,体现自己的生命价值,化逆境为动力,引磨难向奋斗,转悲怆至崇高,这就是我们努力读懂冯庸的一生,从冯庸的内心独白中体味人生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