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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随时代的坚守与拓展 ——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评说

紧随时代的坚守与拓展

——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评说

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于2013年2月25日揭晓,12部(篇)作品获奖,其中长篇作品5部,它们是:《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作者:张胜)、《王蒙自传》(作者:王蒙)、《左手礼》(作者:丁晓兵)、《晚清名将左宗棠全传》(作者:陈明福)、《末代皇帝的非常人生》(作者:贾英华);中篇作品4部(篇),它们是:《华侨抗日女英雄李林传》(作者:王宝国)、《我知道光在哪里》(作者:濮存昕、童道明)、《天仙妹妹》(作者:艺林)、《难回故里——一个台湾老兵的故事》(作者:郭冬);短篇作品2篇,它们是:《故人风清——张充和的琴棋书画》(作者:张昌华)、《精神之灯照彻世界》(作者:西篱);传记文学翻译作品1部:《张纯如:无法忘却历史的女子》(作者:[美]张盈盈著,鲁伊译)。另外还有18部(篇)作品得到获奖提名。

本届评选活动于2012年9月启动,评选范围为2007年7月1日至2012年6月30日期间公开发表的传记文学作品,包括合法网站上发表的作品,充分体现出主旋律与多样化的和谐统一。在评选过程中,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评委们坚持以思想性与艺术性完美统一为评选原则,一方面注重入选的作品要有积极的思想意义,另一方面又强调在艺术上要有所创新,同时兼顾题材、主题、风格的多样化,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力求体现近五年来全国传记文学创作的新成果新水平。事实证明,获奖作品紧随时代的坚守与拓展,其多样并立的生活意识和文学意识,彰显出当代中国传记文学的气质风韵,也为我们展示了传记文学艺术发展的诸多新的可能。

一、鲜活的“人”的身影

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的获奖作品,集中展示了当前传记文学对于作为生命主体最核心最具主宰意义的“人”的特别关注,不断闪现鲜活的“人”的身影。与以往传记文学多关注外部价值——政治的、思想的、学术的抑或消费的等等而有所不同,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随着文化趋向多元,传记文学不断深入人性世界,展现人的魅力与人性特质,科学地、理性地、哲学和人性地发掘被遮蔽的历史,写出了许多具有生命活力的优秀作品,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及文体特色。

作为一部有血有肉有料有魂的精品力作,张胜的《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令人耳目一新。传主张爱萍,开国上将,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他是皖东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者;新中国第一支海军部队的创建者;我军首次海陆空三军联合登录作战的前线司令员;我国“两弹一星”事业最早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其坎坷与辉煌的人生足以惊天地而泣鬼神。这部作品显然不同于时下一些常见的开国将帅的传记。在当今的传记文学大潮中,我们不难见到那种亦步亦趋、满足于给历史教科书做注释的传记;探奇猎艳、以耸动视听为目的的传记;轻率取巧、以主观臆测来代替历史真实的传记;人物形象干瘪、味同嚼蜡的传记。应该感谢张胜,与平庸的传记划开了一条界限。作品以罕见的历史真实,以文学性的巨大魅力,写出了一个立体鲜活的传主,刻画出张爱萍人格上的多样性:“不只是个铁血军人,还是一个性情中人。”一个天真的共产主义者;一个刚烈的人,率真的人,透明的人,孤傲的人;一个服从真理的硬骨头;一个睿智聪颖、文武双全、心胸坦荡、不屈不挠的顶天立地的汉子。或者如张胜所说,“最后一个‘士’”。

传记刻画了张爱萍将军卓尔不群、特立独行的个性。他信奉的座右铭是:“勿逐名利自蒙耻,要辨真伪羞奴颜”。毛泽东说他:“好犯上!”叶剑英说他:“浑身带刺!”邓小平说他:“军队中有几个人惹不起,你张爱萍,就是一个!”不是因为他自以为是,而是他只忠于他的信仰,忠于他的人生追求,忠于他的人格特质,他说“我谁也不跟。我只跟随真理!”耿介之气,跃然纸上。

老作家王蒙的《王蒙自传》三部曲,作为继茅盾自传之后真正意义上的自传,在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乃至中国当代文学史思想史上的价值意义,非同寻常。毫无疑问,王蒙是当代最有资格写自传的作家之一。其自传第一部《半生多事》讲述了他从幼年到青年再到中年的曲折遭遇;第二部《大块文章》述说了他平反后作为文化部长和作家的人生历程;第三部《九命七羊》回顾了他近二十年的诸多经历,其中包括一些争议性事件。

我们知道,茅盾1978年开始写作的自传《我所走过的道路》,因当时历史条件所囿,谨言慎行,有所避讳,致使该传蒙上了一层不真实的阴影。而《王蒙自传》出现在开放、清明的新世纪,叙述真相,已成为现代自传的一种潮流。“你必须知道真相,我必须告诉你真相,在我的有生之年。”当读到王蒙如此这般的坦诚之言时,我们分明感受到了,作为共和国文学的一个弄潮儿、一个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见证者的良苦用心和历史的责任心。王蒙说得好:“面对真相的时候,当我需要诚实地叙述真相的时候,我不管他是我的父母,还是我的朋友,还是一个已经被枪决了的贪污犯,还是一个偶像,我都说出了我所看到、我所感到、我所想到的东西。”少忌讳,求真相,自传三部曲详细叙述事件,广泛评价人物,为历史存真,为文学存照,可能是迄今为止作家自传中最为令人惊叹的。一个为官为文真性情的作家形象鲜明夺目,“‘感时忧国’和‘救出自己’就这样胶合起来,成了王蒙形象的两个不可分离的侧面。”是的,自传中的王蒙,作为一个多维的甚至矛盾的“人”,不仅为我们了解和认识作为精神个体的作家王蒙,而且也为我们了解和认识新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精神成长以及思想形成衍变的过程提供了参照。

贾英华的《末代皇帝的非常人生》,告诉了人们一个人所不知的溥仪。作者从溥仪《我的前半生》中语焉不详有意回避的诸多谜题出发,数十年孜孜搜求亲历者珍罕口述、密档与历史文献,探寻并解密传主非常态的人生,对溥仪各个历史阶段展开了具体而生动的描述。溥仪的一生极具戏剧性和传奇性:他三岁登基,一生三次称帝,以帝王之尊而沦为阶下囚,再被改造成普通公民,可谓跌宕起伏;而他经历的那段历史又是风云突变、极为动荡的。作品触及到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的宫廷斗争、外交密谋、政治谈判等,以及传主的改造、特赦、新生和全国政协文史专员的悲欣交集的生活。可以说,溥仪的皇帝——汉奸——战犯——公民的人生便是一部浓缩的历史。

作者希冀“世人通过阅读,‘看到’一个真溥仪、一个活生生的‘不掺假’的溥仪,而不是那个被主观丑化或美化了的末代皇帝。”读完全传,我们深感贾英华此言不虚。传记中的溥仪,真实而复杂,立体而丰满。他拥有复杂的人格,既有暴虐无常的一面,又有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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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明:《〈从战争中走来〉:抵达历史的正义》,《文艺争鸣》2008年第12期。

王蒙:《真相及其叙述——在〈王蒙自传〉学术研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郜元宝:《“感时忧国”与“救出自己”——关于〈王蒙自传〉》,《名作欣赏》2008年第9期。

贾英华:《末代皇帝的非常人生》,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23页。

真诚的一面。传记清晰地呈现出权力对他的异化以及权力的丧失使他重获人性的性格发展曲

线。他有复杂而隐晦的情感世界,另类的性取向。传记再现了他的欢乐与苦恼,幸福与不幸,希望与失望,如他宽恕“皇后”的通奸者,对猝死的“妃子”谭玉龄的终生怀念,对最后一位妻子李淑贤无微不至的关心,他与一位普通农民刘宝安长达数年的醇厚友谊等等,这一切都在溥仪的非常人生中形成五音纷繁的交响,闪现出鲜活的“人”的身影。

二、别具一格的心灵对话

阅读本届获奖的优秀作品,“聆听传记家和传主的对话”,的确不啻是一次审美的享受,它给我们留下了不少思索和回味的空间。传记理论家杨正润精辟地指出:“传记写作中有两个主体:传记家和传主,他们在身份、经历、气质、兴趣、价值观等方面应当具有尽可能多的一致性,这样才能形成对话和互动关系,传记家才能理解传主,对其人格、命运和人生选择作出准确的描述和合理的解释。”历史有时候就是在这样的对话间有了立体的感觉。

《从战争中走来》作为两代军人心灵的对话,别具一格。作品真实再现了一个时代,一群英雄,一段传奇,写出了父亲人生的追求,一个儿子心中的挚爱。历时16年,张胜不仅基本走遍了父亲生前战斗过的大大小小的地方,探明那个时代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和因果缘由,还与父亲倾心交谈,听父亲一点一滴地回溯往事,开掘和理解父辈那一代人的人生信念和特有的行为方式。同为军人亦为高级军官的张胜自信成熟,其客观描摹的能力更值得称道。传记记录了张爱萍暮年时对自己心路历程的回顾,和在重大历史关头的抉择与思考。因为叙述人“我”的时刻在场,“我”能以“我”的亲身经历和感知去把握传主父亲,以他曾有过的视角去看待世界、审视人生,以“我”的理智和判断由父亲而说开去的整整那一代人包括那个非凡的年代。如此一来,不仅回放张爱萍在革命的时代和市场化的时代中的身影,而且融入了自己的诸多思考。如现代社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信仰,公众又需要什么样的英雄,上一个时代建立起来的文化道德体系还能驾驭眼前这匹狂奔的经济野马吗?诸如此类的问题,看似父子隔空对话,而延续的既是历史脉络,又是血缘亲情。作品将史诗记述和思辨相结合,时代背景的刻画和现代精神相结合,为传记文学创作带来了勃勃生机与活力。

还是张胜说得好,“要写他,你就必须是他”。在写作的过程中,作者静静地回忆,深深地思考,写传主父亲也写自己。“好像他生前一样,我每天都在和他对话,讨论战争,军人,人生的意义和国家的命运。”这两代军人的心灵对话,是中国人民百年来在寻找民族解放和追求真理的道路上的时空延续,赤心坦诚,份量如山。笔势纵横恣肆,融历史情境和现实思考于一体,颇具艺术张力。传记让人真切的感受到,传主心灵里的圣火在燃烧,传记家灵感在召唤,其巨大的艺术创造和眩人笔法让人浮想联翩。

《左手礼》则为我们展示出别样的心灵对话的斑斓图景。它是当代英模人物以亲身经历撰写的一本自传。这部充满阳刚之气的豪迈之作,在朴实中书写荣光,在平凡中挖掘崇高,坚守精神高地,感人至深。丁晓兵,一个从上世纪80年代初的战斗英模,到近年来重新走进大众视线的“感动中国”人物,这一路走来,变化的是他岁月风霜的历练,不变的是他共产党人的理想情怀。他右臂的袖管尽管空空荡荡,但敬礼的左臂依然坚强有力,神圣庄严,精神的火焰始终炽烈地燃烧。

丁晓兵将自传称为“身体之中的灵魂与我对话”。他用“行”、“感”、“悟”、“爱”叙

述了“我的倒影与年华”,这种写作者与被写作者之间的对话,其实也是写作者与读者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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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正润:《聆听传记家和传主的对话》,《人民日报》201182

张胜:《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丁晓兵:《左手礼》,解放军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

话。作品“抛弃了英雄人物写作中最令读者深恶痛绝又最司空见惯的‘造神运动’,作者笔下的丁晓兵有温热的呼吸,有跳动的心脏,有激情有狂野有梦想有虚荣有执拗有霸道,有一切正常人理所当然拥有的一切正常欲望。作者深谙‘文学即人学’,深谙真诚是认识人性的唯一捷径,紧紧捋着人性写,一笔也不肯偏离。作者对丁晓兵的真诚描摹给阅读者创造了和英雄人物的对照空间,在对照和对比中趋于认同,继而心向往之,这恰是主旋律写作的最高境界:即感染之教化之。”

《我的祖父周立波》获得提名作品奖。这是周仰之与祖父的一次特殊的心灵对话。读这本传记,让人一下子会联想到老鬼的《母亲杨沫》和季承的《我和父亲季羡林》,后两本传记曾先后在读书界引起轰动效应。周仰之作为传主的嫡孙女,已在美国生活20余年。接触了国外文化之后,她摆脱了传统对精神的束缚,秉笔直书,以其尊重历史、还原生活、不为尊者讳、不为亲者讳的独特个性,写出了名作家祖父——《暴风骤雨》的作者周立波在1950年代前的大半生,对其极具才情而又充满矛盾的性格作了人化的复呈,对祖父母那代人生活中的成败得失予以审视反思,既充满温情,又笔触凌厉,令人过目不忘。特别是书中披露了周立波鲜为人知的另一面:“冲动、莽撞的性情中人”;“对爱慕他的女人一而再、再而三的无情无义”。这种不加粉饰,直抒胸臆,开启了一种已往汉语中少有的叙事风格。

三、传奇色彩与精神解读

在波澜壮阔的中国历史长河中,数千年来,曾涌现出无数叱咤风云、名播华夏的传奇人物。他们如夜空中的繁星,交相辉映,璀璨夺目。名将、英雄、杰出人物,是一个民族意志的代表和素质的象征。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的获奖作品,大多既真实再现传主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生,又能突破传奇表面的特定的时空意义,解释传主,揭示出传主超越性的深层意蕴,即行为背后的思想动因和历史动因,进行精神解读,用史笔与诗笔写出人物丰富的精神世界,充分反映了创作者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华侨抗日女英雄李林传》,系中国作家协会重点扶持项目。作家王宝国满怀对民族英雄李林的无比敬重,“半生用心,8年写作,先后面世三版传记”,借人物的传奇色彩闪放出精神之光:传主李林,从弃婴到南洋归侨,从大学生到女军官,成长为一名威武不屈的抗日英雄,最后为祖国的民族解放事业贡献出年仅24岁的生命。巾帼英雄是中华大地造就的历史传奇,她“甘愿征战血染衣,不平倭寇誓不休”的信念,驰骋疆场、骁勇善战、威震敌胆的奇功,与劳苦大众血肉相连,情同手足的情怀……凡此种种,作为宝贵的精神财富,闪耀着恒久的魅力。

在民族精神的解读中,王宝国创新了传记独有的时空形式。他不仅在每章的开头都用一首自己精心创作的诗词开篇,由此把读者带入到浓郁的传记氛围中去,而且用蒙太奇技巧剪裁结构,尤其是叙述构架。“李秀若”(李林原名)与“李林”,“李秀若”与“陈嘉庚”,“李林”与“夏伯阳”,“李林”与“贞德”等等,多线铺陈,散点透视,从不同侧面将李林引渡到辉煌的高峰。传记还善用轶事和细节来表现传主个性。“轶事常常不为人所知,新鲜、有趣,具有很强的表现力;细节则可以使事件的叙述变得有声有色、生动感人。”如“窑洞纸条”一节,一盏油灯之下,屈健、李林二人的纸条传来传去,传成传奇,也成就了永恒的

英雄爱情。一则轶事,一个细节,便写出了活生生的人物性格,而非单纯的英雄颂歌。

  《晚清名将左宗棠全传》,堪称左宗棠诞辰200周年最好的纪念。军旅作家陈明福,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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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获奖作品评语》,中国传记文学学会,2013312

王宝国:《“和平里”缅怀——写在〈华侨抗日女英雄李林传〉出版之际》,《黄河》2012年第2期。

杨正润:《现代传记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3页。

惜中华民族卫国英雄、晚清封疆大吏左宗棠的精神,历时六年悉心研读《左宗棠全集》15册,用深入发掘、实地考证和鉴别得来的言之有据的历史文献,以史学家的严谨、小说家的技巧和“彩虹般绚丽”的艺术手法,记述了左公坎坷的经历、独特的性格、超群的韬略、辉煌的业绩、传奇的人生。并对有关左宗棠的种种争议,亦力求给予客观公允的评价。这部125万言的长篇巨制,分为“伏龙惊蛰”、“砥柱中流”、“晚清夕照”三卷,采用我国传统的叙事结构,将传奇性的故事有头有尾从容展开,颇富文学的可读性。在解读传主精神时,作者吸取中国史传文学的艺术精髓,既注重人物的刻画、传神写心,情节的起伏,一波三折,又注重历史背景和现场氛围的渲染烘托,同时又注意适时地描摹人物的心理变化,收到了立体化地展示传主形象的艺术效果。

与上述两部英雄传记再现历史人物有所不同,濮存昕、童道明合著的《我知道光在哪里》和艺林的《天仙妹妹》,则属于当红的明星传记。濮存昕,从家喻户晓的演员,到万众瞩目的公益大使,成名于影视,却痴迷于话剧舞台。他用爱心用正气谱写观众心目中的完美形象,然而光环笼罩下的他,却独自追随艺术之光拾级而上,因为他知道光在哪里。《我知道光在哪里》自觉打破了明星传记无八卦不成书的怪圈,以“独白”、“对白”和“旁白”的特殊视角观照传主,解读其呈现的文化,从而道出了生活的真谛,“做人、演戏都是一门修行,坚持、放弃都是一种境界”。“天仙妹妹”是清水出芙蓉般的羌族姑娘尔玛依娜的网络名字。与近几年来形形色色层出不穷的许多网络红人不同,天仙妹妹传递的是社会的正能量。作品以轻松活泼的文笔和亮丽的图片,对一位少女淳朴的内心世界进行了展示,对她成为网络红人及进入演艺圈后,依然保持着清纯的精神追求做了翔实的追踪和描述,传递出传主真善美的天性,和一个羌族女孩特有的勇敢和美丽。

四、翻译作品奖亮点闪烁

作为中国传记文学的最高荣誉奖,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已于1995年、2001年、2007年先后成功举办过三届。前两届的评奖活动均仅仅关注长篇作品,自第三届开始便增设了中短篇优秀作品奖。2012年启动的第四届,在第三届已有长篇优秀作品奖、中短篇优秀作品奖的基础上,新增加了翻译作品奖。这一新举措,顺应了传记文学翻译作品众多的发展趋向和国际文化交流的迫切需要,体现了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作为国家一级学会,引领中国传记文学创作、翻译、研究的神圣使命。实践证明,本届评选出来的翻译作品奖亮点闪烁,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充满勇气与信仰的生命传奇。

《张纯如:无法忘却历史的女子》,是献给一位卓越的年轻女士的生命颂歌。传主张纯如,是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单上停留10周之久的《南京大屠杀》一书的作者。这个赤手空拳打破国际社会长达60年沉默的奇女子,这位年轻的美国华人,将一场堪比反犹大屠杀的暴行公之于世的勇敢女性,却因抑郁症,于2004年11月9日饮弹自杀,终结了自己36岁的生命。这之后的6年,张盈盈——纯如的母亲,忍痛写下了这部回忆录。用宽广的胸怀和善良的爱意,为读者复活了真实的张纯如,让我们再次感受到她的存在,感觉到她宛如再世,充满勇气与信念,充满活力。

纯如的一生短暂但却辉煌,有如横过天际的彩虹。她短短36年的生命时光,在她的科学家母亲那充满泪水与欢笑的回忆中,一点一滴,一枝一叶地再现了出来。“张纯如是谁?她生长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她拥有怎样的文化传承?她是如何决定成为一名作家的?是什么促使她写出了《南京大屠杀》这本书?她有着怎样的理想?怎样的美国梦?她为什么要

自杀?她的死是否可以避免?”这些既是读者急切需要了解的,也都是张盈盈在回忆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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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盈盈:《张纯如:无法忘却历史的女子》,鲁伊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9页。

平静、坦诚回答了的问题。传记细腻地呈现了女儿的生平:快乐的童年,如花绽放的少年,出类拔萃的青年,到万众瞩目的作家、历史学者、演说家……传记真切再现了纯如生命中更丰满的其它部分:作为一个“人”的一生——作为一个孩子,一个女儿,一个青年人,一个妻子,以及一个母亲的多重角色;她的美丽、善良、敏感、智慧,连同她在成长过程中的艰难与困苦,成功与失败,爱恋与欣悦,悲伤与疼痛。传记还让读者第一次看到纯如生命中最后几个月的悲剧经历,写发病治疗,与抑郁症的抗争;写作为父母的内心煎熬,亲人的寻找……一唱三叹,情感剖析得委婉曲折,如泣如诉。

《张纯如:无法忘却历史的女子》,曾荣获2012年美国亚太图书协会文学奖。作品不仅让人们详细了解了张纯如到底是谁,她是如何写出那本最著名的作品的,还揭示出传主行为背后的思想动因和历史动因,在于她的信念、坚韧,特立独行,刻苦努力、不服输的劲儿和一股强烈的责任感、道义感。作品以丰富的传料解释出纯如的精神,捕捉到她内心深处的情愫,那就是“力求最好,永不放弃对历史真相和社会正义的追求”。其价值意义,诚如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张洪溪所言,“书中展现的她的美丽青春和不朽精神,将鼓舞激励着无数读过它的中国读者,为实现各自人生美好理想和为实现祖国自立于世界之林百年梦想的一致目标不懈奋斗。”

这是一部催人泪下、令人感动,有极大的情感冲击力的优秀翻译作品。我们真诚感谢美国的张盈盈女士、中国的翻译家鲁伊。张盈盈笔下翔实还原的张纯如仿佛还在从人们眼前走过,栩栩如生。鲁伊准确把握并完美再现了作品的风格,译文准确到位,优美流畅,清澈可读,达到了信、达、雅的理想境界,堪称近年来中国传记文学翻译作品中不多见的上品佳作。此前,鲁伊便翻译过张纯如的《蚕丝:钱学森传》(中信出版社,2011),受到中国读者的欢迎和好评,可知其成功绝非偶然。

                          (原载《现代传记研究》(第1辑),杨正润主编,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