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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鉴| 精神光照下的生命审美范式——《章伯钧与中国农工民主党》评鉴

  姜平:《章伯钧与中国农工民主党》,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20万字。


  【作者简介】


  姜平,著名传记文学作家。


  【作品简介】


  《章伯钧与中国农工民主党》,以“一个人与一个党派”为线索,全面而生动地记录了著名民主人士章伯钧一生的光辉历程,尤其对于他在“中国革命党”与“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创建与发展中的历史贡献,做出了准确而清晰的描述。全书在采集与阅读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完成,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同时文笔晓畅,可读性也非常强。


  【作品点评】


  谈起新中国的政治格局,众所周知的说法是由共产党执政,八个民主党派参政议政。这一政治制度,具体体现在全国与各级政治协商会议的机构设置之中。虽然政协制度的最终确立,是1949年前后的事情;但是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之间“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政治传统的形成,却还可以追溯到此前,尤其是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历史阶段。这一传统不仅贯穿于共产党的历史之中,与“统一战线”的主张与实践相伴相生;同时也是各个民主党派自身发生与发展的重要动力。而在最初的历史时期,政治党派之间的合作是通过政治人物之间的交流与决断完成的。在一个党派的创始阶段,通常总会有一个重要人物来为这一党派在政治生活的各个层面进行“赋形”,而这种精神气质,也就自然而然地转化成为一种制度性的力量,留存于这一党派在历史进程之中的展开过程当中。具体到中国农工民主党而言,为其“赋形”的灵魂人物就是著名民主人士章伯钧。


  在著名民主人士中,大致参与历史的方式有两种:一是通过“革命”介入历史进程,一是经由“教育”打开历史图景。章伯钧就是后者的代表。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潮流之中,他以师范学校校长的身份,理解与把握了历史的发展方向。晚清以降,“教育救国”一度成为实现富强的主要方案,任何关于现代中国历史问题的考察,都内在了“教育”的线索。“教育”与“革命”是进入现代中国的历史现场的最为重要的两条通道。以“教育”求“革命”自然也就成为了其间的“题中之义”。章伯钧便是这一潮流之中的一员。他与朱德一起留学德国。归国后,参加了北伐与南昌起义,进而参与了“中华革命党”的建立,实现了从“教育家”到“革命家”的身份转变。在现代中国的历史背景之中,“教育”与“革命”两者本身即是高度内在地相生相成。早年的师范学校校长,也就成为与邓演达齐名的“中华革命党”的著名政治人物。


  关于章伯钧在“中国革命党”中的作为,本书介绍甚详。这是他作为政治人物最初的重要贡献。1931年,邓演达被捕,此后遭到杀害。于是,继承邓演达的遗志,也就成为了章伯钧的主要追求。值得关注的是,邓演达被捕于8月17日。同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此后中日民族矛盾日趋尖锐,直至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全面入侵中国,是故,任何关于“革命”问题的讨论,也都必须放置在抗战的背景之下进行。对于章伯钧而言,对内争取民主与对外争取独立当然也是他需要同时面对,并且尝试进行协调的政治使命。


  根据本书介绍,“‘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尽管临时行动委员会处于领袖邓演达被捕、党的组织遭受严重破坏的最危险最困难的时刻,但为了挽救民族危机”,章伯钧“经过研究,还是及时地举起了抗日救国的旗帜,并首次提出了‘倒蒋抗日’的口号”。(第71页)在章伯钧那里,“倒蒋”与“抗日”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甚至是一体两面的政治追求。这是他的一个重要判断。从1931年到1937年间,将两者联系在一起的主张,曾经有不少。但是随着全民抗战的展开,国家主义至上的观念逐渐在转化成为一种对于领袖权威的肯定,即便如此,章伯钧仍然坚持他的判断,在抗战中不断寻求实现宪政的可能,在宪政的框架中不断追求抗战的胜利,从未与威权政治有所妥协。他的这一特点无疑是值得认真对待的。


  在民族主义与民主追求之间,在国家主义与宪政立场之间,如何在协调中实现,又如何在实现中协调,是抗战的背景之下几乎所有政治人物与知识分子都必须做出的选择。选择的结果可以不一,因为各自的思路可能不同。章伯钧明显是不接受任何有所偏颇的选择的。在他看来,两者并重,并不存在取代关系与妥协余地。1937年6月15日,与章伯钧同一阵营的彭泽民发表《致全国各界领袖书》,号召抗日。7月10日,章伯钧又以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的名义再次通电,提出了进行“民主抗战”的八项主张,即“提前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制定全国上下一致遵守之纲领,树立政府坚实的抗战基础;实现最低限度的民主政治,使人民得以自由发挥其抗战能力;统一各党派所领导的民众运动;成立武装民众指导机关;全国各地成立战时经济计划机关;救济广大战区中的劳苦人民;从速释放除汉奸外的全国政治犯,取消有碍民众的各项特殊条例;等等”。(第105页)


  此后,虽然承认国民政府为“抗战政府”、蒋介石为“抗战领袖”,但是章伯钧对于“民主抗战”的坚持从而动摇。章伯钧认为:“抗战与民主不可分离,只有实行民主政治,才能加强抗战力量,保证抗战胜利。而实现民主政治,必须从建立真正的民意机关着手。”他提出三项主张,包括“第一,全国党派问题自抗战以来,一直成为国内政治的中心问题之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得到一个正当的解决,如继续下去会影响抗战力量的团结,国民参政会应当确定各在野党派的地位,参政员的人数可由政府按实际情况规定,但他们的代表必须由各党派自己推选。第二,参政会应扩大职权,它应该根据已经确定的国策,有制定法令之权。同时参政会应该有权自行召集会议,而不应该只能由政府定期召集。如果召集会议也‘处于被动的地位’,将不利于团结全国的力量,推行国策。第三,参政会既是民意机关,则参政员的合法权利如自由讨论和发表主张、不受非法逮捕和制裁等等,应该得到明确的法律保障”。(第123页)事实上,章伯钧的这些主张也成为了“民主宪政运动”的政治纲领与核心追求,是抗战时期民主政治问题的重要关切与理论基础。


  尽管中国农工民主党的成立还在此后,但是章伯钧的这一系列观点以及他的政治生涯,无疑已经为日后的这一党派奠定了精神气质。当然,其历史命运也与此直接相关。在现代中国的政治潮流之中,也许章伯钧的思考与探索,并非主流。然而在历史的大潮之中,关注并且理解这些方案的价值及其展开的逻辑,对于当下中国想必也不无启示的意义。


  【点评人简介】


  李浴洋,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封面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