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鉴| 精神光照下的生命审美范式——《章伯钧与中国农工民主党》评鉴

　　姜平：《章伯钧与中国农工民主党》，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20万字。

　　【作者简介】

　　姜平，著名传记文学作家。

　　【作品简介】

　　《章伯钧与中国农工民主党》，以“一个人与一个党派”为线索，全面而生动地记录了著名民主人士章伯钧一生的光辉历程，尤其对于他在“中国革命党”与“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创建与发展中的历史贡献，做出了准确而清晰的描述。全书在采集与阅读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完成，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同时文笔晓畅，可读性也非常强。

　　【作品点评】

　　谈起新中国的政治格局，众所周知的说法是由共产党执政，八个民主党派参政议政。这一政治制度，具体体现在全国与各级政治协商会议的机构设置之中。虽然政协制度的最终确立，是1949年前后的事情；但是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之间“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政治传统的形成，却还可以追溯到此前，尤其是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历史阶段。这一传统不仅贯穿于共产党的历史之中，与“统一战线”的主张与实践相伴相生；同时也是各个民主党派自身发生与发展的重要动力。而在最初的历史时期，政治党派之间的合作是通过政治人物之间的交流与决断完成的。在一个党派的创始阶段，通常总会有一个重要人物来为这一党派在政治生活的各个层面进行“赋形”，而这种精神气质，也就自然而然地转化成为一种制度性的力量，留存于这一党派在历史进程之中的展开过程当中。具体到中国农工民主党而言，为其“赋形”的灵魂人物就是著名民主人士章伯钧。

　　在著名民主人士中，大致参与历史的方式有两种：一是通过“革命”介入历史进程，一是经由“教育”打开历史图景。章伯钧就是后者的代表。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潮流之中，他以师范学校校长的身份，理解与把握了历史的发展方向。晚清以降，“教育救国”一度成为实现富强的主要方案，任何关于现代中国历史问题的考察，都内在了“教育”的线索。“教育”与“革命”是进入现代中国的历史现场的最为重要的两条通道。以“教育”求“革命”自然也就成为了其间的“题中之义”。章伯钧便是这一潮流之中的一员。他与朱德一起留学德国。归国后，参加了北伐与南昌起义，进而参与了“中华革命党”的建立，实现了从“教育家”到“革命家”的身份转变。在现代中国的历史背景之中，“教育”与“革命”两者本身即是高度内在地相生相成。早年的师范学校校长，也就成为与邓演达齐名的“中华革命党”的著名政治人物。

　　关于章伯钧在“中国革命党”中的作为，本书介绍甚详。这是他作为政治人物最初的重要贡献。1931年，邓演达被捕，此后遭到杀害。于是，继承邓演达的遗志，也就成为了章伯钧的主要追求。值得关注的是，邓演达被捕于8月17日。同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此后中日民族矛盾日趋尖锐，直至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全面入侵中国，是故，任何关于“革命”问题的讨论，也都必须放置在抗战的背景之下进行。对于章伯钧而言，对内争取民主与对外争取独立当然也是他需要同时面对，并且尝试进行协调的政治使命。

　　根据本书介绍，“‘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尽管临时行动委员会处于领袖邓演达被捕、党的组织遭受严重破坏的最危险最困难的时刻，但为了挽救民族危机”，章伯钧“经过研究，还是及时地举起了抗日救国的旗帜，并首次提出了‘倒蒋抗日’的口号”。（第71页）在章伯钧那里，“倒蒋”与“抗日”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甚至是一体两面的政治追求。这是他的一个重要判断。从1931年到1937年间，将两者联系在一起的主张，曾经有不少。但是随着全民抗战的展开，国家主义至上的观念逐渐在转化成为一种对于领袖权威的肯定，即便如此，章伯钧仍然坚持他的判断，在抗战中不断寻求实现宪政的可能，在宪政的框架中不断追求抗战的胜利，从未与威权政治有所妥协。他的这一特点无疑是值得认真对待的。

　　在民族主义与民主追求之间，在国家主义与宪政立场之间，如何在协调中实现，又如何在实现中协调，是抗战的背景之下几乎所有政治人物与知识分子都必须做出的选择。选择的结果可以不一，因为各自的思路可能不同。章伯钧明显是不接受任何有所偏颇的选择的。在他看来，两者并重，并不存在取代关系与妥协余地。1937年6月15日，与章伯钧同一阵营的彭泽民发表《致全国各界领袖书》，号召抗日。7月10日，章伯钧又以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的名义再次通电，提出了进行“民主抗战”的八项主张，即“提前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制定全国上下一致遵守之纲领，树立政府坚实的抗战基础；实现最低限度的民主政治，使人民得以自由发挥其抗战能力；统一各党派所领导的民众运动；成立武装民众指导机关；全国各地成立战时经济计划机关；救济广大战区中的劳苦人民；从速释放除汉奸外的全国政治犯，取消有碍民众的各项特殊条例；等等”。（第105页）

　　此后，虽然承认国民政府为“抗战政府”、蒋介石为“抗战领袖”，但是章伯钧对于“民主抗战”的坚持从而动摇。章伯钧认为：“抗战与民主不可分离，只有实行民主政治，才能加强抗战力量，保证抗战胜利。而实现民主政治，必须从建立真正的民意机关着手。”他提出三项主张，包括“第一，全国党派问题自抗战以来，一直成为国内政治的中心问题之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得到一个正当的解决，如继续下去会影响抗战力量的团结，国民参政会应当确定各在野党派的地位，参政员的人数可由政府按实际情况规定，但他们的代表必须由各党派自己推选。第二，参政会应扩大职权，它应该根据已经确定的国策，有制定法令之权。同时参政会应该有权自行召集会议，而不应该只能由政府定期召集。如果召集会议也‘处于被动的地位’，将不利于团结全国的力量，推行国策。第三，参政会既是民意机关，则参政员的合法权利如自由讨论和发表主张、不受非法逮捕和制裁等等，应该得到明确的法律保障”。（第123页）事实上，章伯钧的这些主张也成为了“民主宪政运动”的政治纲领与核心追求，是抗战时期民主政治问题的重要关切与理论基础。

　　尽管中国农工民主党的成立还在此后，但是章伯钧的这一系列观点以及他的政治生涯，无疑已经为日后的这一党派奠定了精神气质。当然，其历史命运也与此直接相关。在现代中国的政治潮流之中，也许章伯钧的思考与探索，并非主流。然而在历史的大潮之中，关注并且理解这些方案的价值及其展开的逻辑，对于当下中国想必也不无启示的意义。

　　【点评人简介】

　　李浴洋，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封面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