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鉴 | 敞开历史  走进戴笠——《寻找真实的戴笠》评鉴

敞开历史  走进戴笠

——《寻找真实的戴笠》评鉴

　　图书基本信息

　　《寻找真实的戴笠》：刘会军主编，团结出版社2011年版，45万字。

　　作者简介

　　刘会军，1957年生于吉林白城，吉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曾任吉林大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兼中国近代史学会理事。著有《近代以来中外关系与中国现代化》、《蒋介石和戴笠》、《中华民国政治研究》等多部著作。

　　作品简介

　　戴笠死后葬于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墓碑正面是吴稚晖亲笔题的“戴雨农将军之墓”七个字，背面则为章士钊题写的墓志：“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等后人评。” 确如章士钊先生所言，戴笠的是非功过在其生前莫衷一是，死后也是众说纷纭。迄今为止，海内外出版的戴笠传记不下百种，品格高下不一，正传野史并行，传主形象千奇百怪。在这些传记中，刘会军先生主编的《寻找真实的戴笠》（以下简称《戴笠》）应当说是最为逼近戴笠本身的传记之一。它本着不虚美、不隐恶、不媚俗的态度，以悲天悯人的情怀评说历史人物，明显地超越了单一的党派意识形态的评价尺度，而回归到了人学尺度，还原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戴笠形象。

　　作品点评

　　《戴笠》以时空交错的形式结构作品，创造了一个独特的传记时空体。本书总计19章，第一章“扑朔迷离戴春风”至第四章“蒋介石、戴笠与法西斯主义”，主要以时间为序叙述戴笠的心路历程和人生轨迹，而其后的章节则是以专题形式分门别类地叙述了戴笠的人事交往、间谍活动、情感纠葛、身后之事等等，各章节之间打破了时间序列，呈现为空间并置形态。如果说前一部分重在揭示戴笠的文化心理的变化、价值观的形成过程，那么后一部分则重在展示传主性格的各个层面。前后两大部分繁简搭配，互相补充，互相对话。呈现出了一个立体的传主形象。既往单一维度的对戴笠的盖棺定论，像“蒋介石的配剑”、“中国的盖世太保”、“中国最神秘人物”、“刽子手”、“东方的希姆莱”、“暗杀王”或“间谍王”等等，相比之下都显得捉襟见肘。刘会军笔下的戴笠不只是刽子手，也是大孝子；不只是“东方的希姆莱”，也是一位坚定的抗日斗士；不只是间谍王，也是一位愚忠的臣子；不只是一个紧盯眼前的实用主义者，也是一位政治嗅觉敏感的远谋人。《戴笠》结构的空间化趋向一方面有助于揭示戴笠性格的多面性和内在矛盾，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了作者的开放心态。

　　《戴笠》的时空体不仅有助于揭示人物性格的多面性，而且也成为了抵达真实、客观传记的一种方法和原则。因为时空体概念不仅仅是指在结构层面上时间与空间的有机结合，它还有深一层的含义，按照前苏联哲学家、文艺理论家巴赫金的说法：在文学中的艺术时空体里，空间和时间标志融合在一个被认识了的具体的整体中。时间在这里浓缩、凝聚，变成艺术上可见的东西；空间则趋向紧张，被卷入时间、情节、历史的运动之中。时间的标志要展现在空间里，而空间则要通过时间来理解和衡量。这种不同系列的交叉和不同标志的融合，正是艺术时空体的特征所在。通俗地说，作为传记书写方法和原则的时空体，其基本特征是，人和事物在时间维度上的变化，一定是发生在具体的空间语境之中的，有真实历史背景的支撑和限制；人和事物的变化有内部结构变化的原因，亦有外在因由，人和事物的变化同时也影响着外部世界，时间与空间之间是一种相互对话关系；传记时间维度上的一切有着空间因素的印记，空间维度上的一切铭刻着时间因素的烙印。

　　遵照此种时空体方法和原则书写的《戴笠》，与许多传记相比，就少了传奇性，而多了几分客观、平实。传记和小说等叙事作品的传奇性源自对影响和制约人物的历史背景、因果关系的淡化或忽视，人物成为了凌空蹈虚仙子，没有了泥土的养分，偶然、巧合、想象等成为了叙事的支撑点。《戴笠》由于坚持时空体的方法和原则，以文运事，在真实的历史语境中还原传主本相，敞开历史本真，这也就导致了对源自某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先入之见的突破和颠覆，打开了许多传记事实的新天地，获得了一些前所未见的新结论。

　　中美合作所是绝大多数戴笠传记绕不开的一段历史，因为戴笠是中美合作所的促成者和主导者之一。有人认为中美合作所是“美蒋特务组织”，而口诛笔伐，有人则赞美它是“非常伟大、史无前例”奇迹。面对这种种曲解，《戴笠》没有急于为中美合作所辩解和定性，而是宕开笔墨，让事实说话，全面梳理中美合作所成立的缘由，平心静气地叙说各种复杂关系，然后水到渠成地得出自己的卓见。中美合作所的成立是诸多因缘聚合的结果。本书首先把目光聚焦到了科学技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在战争当中的重要作用，说清楚了情报战线的技术基础，其次又把摄像镜头对准了中国抗日战争爆发以来，因为情报技术的落后，重庆难以逃避的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这一现实困境；同时也没有忘记戴笠领导的军统要在对日抗战、与中统争锋、与共产党对抗过程中赢得上风的动机。再一方面的原因是美国在珍珠港事变以后增强了对日本的警惕性和报复的决心而“迫切需要在中国大陆特别是沿海建立情报组织，以搜集有关日军在太平洋西岸活动动向的情报，特别是西太平洋的气象资料，提供给美国海军，以有利于美军在太平洋区域的作战。”除此之外还叙述了美国总统罗斯福、中方蒋介石、宋子文等对于成立中美合作所的支持以及在美军统特务的积极协调等因缘。

　　紧接着又依据《中美合作所协定》,列举了该所的八项主要任务：(1)扩大搜集与交换情报，分呈两国最高统帅部参考；(2)严密布置东南沿海的敌后情报网，准备策应美军登陆；(3)布置中国全国气象网，制定气象预报，提供美国海、空军参考；(4)侦译敌方电信、研究敌人动态；(5)加强情报通讯、争取情报的时效，使能制敌机先；(6)扩大警特训练，以达成防奸防谍，维护治安的任务；(7)开展心理作战；(8)加强秘密破坏工作，摧毁敌人的军事设施及军用物资。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看行动。作者并没有仅凭一纸“协定”来判定中美合作所的所作所为及其性质，而是进一步描述了中美合作所在对日情报战争中的作用，其所训练的部队在敌后游击战中的战绩，同时也没有忽视在抗日战争胜负日趋明朗的情势下，中美合作所的枪口开始对准了共产党这一事实。最后得出结论：“中美合作所既不是特务组织，也不仅仅是一个军事合作机构，而是在抗战时期，中美两国在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背景下，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而建立的军事情报机构。而在这个情报机构的存在过程中，其装备、技术和其所训练的中方特务人员很多用来进行反共活动，因此又具备了深厚的反共特务组织的色彩。”《戴笠》在叙述中美合作所始末时，始终贯彻着时空统一的原则，像剥竹笋一样，一层一层地把中美合作所的真相揭开，虽然没有大开大合的波澜，但却收获了真实、客观、合情合理的叙事效果。

　　在叙事时贯彻时空统一的原则和方法，只是《戴笠》逼近戴笠本身的一种进路，而为了逼近戴笠本身不可缺少的另一进路就是敞开历史、研究者和传记作者的有意或无意的遮蔽。不断地考证、辨析和辩驳也就成为了该书的另一显著特色。这最典型地表现在引言部分。“引言：戴笠到底是怎么死的”首先摆出了戴笠死因的N种说法， 诸如蒋介石谋杀了戴笠；马汉三和刘玉珠合伙杀了戴笠；飞机坠毁是共产党的破坏；美国人在飞机上安置了炸弹；戴笠自杀；李士珍害死戴笠；叶挺与戴笠在飞机上相互对杀身亡等等。然后一边叙述一边辩驳。有些说法像“叶挺与戴笠在飞机上相互对杀身亡”容易驳斥，因为据作者考证，叶挺与戴笠所乘的不是同一架飞机，虽然叶挺也是坠机而亡，但对于“蒋介石谋杀了戴笠”这类说法却不易辨析，因为戴与蒋之间的恩怨情仇一团乱麻。对于这一棘手说法作者没有回避，也不信服，而是迎难而上，从五个角度展开论证，最后确认，戴笠不是被蒋介石谋杀的。在廓清迷雾以后，作者得出了合情合理的判断：“戴笠确实是因飞机失事而死亡的。”

　　《戴笠》还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比如反讽手法的娴熟运用、新史料的发掘和阐释等，但有些章节的话语更像学术论文话语，抽象有余感性不足，罗列数据过多，消减了可读性。

　　点评人及其简介

　　杨学民，南京晓庄学院文学院教授，复旦大学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