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脸谱
——《高岗传》评鉴
【点评人简介】
吴长青，网络文学评论家。现供职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新媒体文学委员会秘书处。
【图书基本信息】
戴茂林、赵晓光：《高岗传》，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483页，544千字。
【作者简介】
戴茂林，1957年生于吉林省敦化市，从事中共党史教学与研究。出版《王明传》等著作。
赵晓光，1956年生于内蒙古赤峰市，从事中共党史教学与研究。出版《沧桑巨变十五年》等著作。
【作品简介】
高岗，中共党史上一位带有悲剧色彩的传奇人物。生前，他身上光环耀眼：他是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之一，是陕甘宁边区的连任参议长，是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他奔赴黑土地，历任北满军区司令员，第一野战军政委，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建国后，他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兼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主席；死后，他是“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主角，被开除党籍。
对于这样一位特殊人物，尤其位列重要的位置，在信息不完全公开的历史环境里，要消除公众的各种猜测唯有可信的史料和证据作为佐证。作品通过对大量史料、文献的分析以及采访当事人的身边人，采信他们的口述还原出一个真实的高岗，他的优点和缺点都很明显。在忠于真实性的同时，作者还借助文学的手段，将一个有血有肉的高岗以及中共一批领导人的性格塑造得栩栩如生。
【作品点评】
诚如作者所认为的那样，陕甘宁边区作为中国革命的“落脚点”和“出发点”，高岗恰恰踩在这两点上。
由于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的特殊性，特别是抗战全面爆发后，陕甘宁边区作为中共的唯一一块根据地，既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又是八路军的总后方。而高岗作为陕甘宁边区的三号人物，位居刘志丹和谢子长之后，而前两位为了革命事业血洒疆场，英年早逝。高岗是个特殊环境下的幸运者。因此，高岗因其环境的特殊性和位置的特殊性，深得毛泽东的器重。作者分析了高岗之所以能步步升迁的原因时总结道：一是高岗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西北根据地的代表，二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照顾山头政策”的需要，三是粗中有细的性格与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风。因此，从1937年9月担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到1938年4月担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书记，再到1941年4月担任中共西北中央局书记，短短的三年半，高岗完成了“三级跳”，登上了他在黄土地上的权力巅峰，开始逐步进入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机构。
后来，党中央决定，由高岗兼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长，并连续三届担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长。自此，高岗除高书记、高司令外，又多了一个高议长的头衔，成为陕甘宁边区民意代表机关的最高代表。直至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国家计委主席。全书以高岗的工作变动以及官位升迁作为主要线索，贯穿其一生的工作历程也是走到位高权重的主要原因。
本书重要看点有三处：一是高岗的成长经历与权力变迁。高岗的成长经历同样具有传奇色彩，他在革命早期一直生活在陕北，是个地地道道的北方人，他的个性也极其诡异，又因其他直接参与创建了西北革命根据地，西北根据地又是中共的“两点”所在，因此，高岗从一开和始就与中国革命的最高权力机构和最高领导人有着得天独厚的关系。这层关系既是他能轻易攀附权力的便捷之处，也为他日后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
书中不回避高岗的生活作风腐化与人格上的缺陷。从参加革命后一直到生命的终结都没有能改掉。比如在1934年1月在正宁南邑堡战斗结束后部队在打扫战场时，高岗发现窑洞中一妇女，便上前调戏，遭到撤掉师政委职务下放到第二路游击队。1935年由于遭受革命内部“左倾”的影响，高岗等一批干部带着“右倾”的帽子受到郭洪涛排挤和打压，1936年1月高岗被派往内蒙古带领只有十几个人的骑兵团。有些想不通的高岗竟然萌发出家当和尚的念头。作者评论道：“但以高岗后来的反省中也可以看出，从小就想‘出人头地’的高岗，虽然跟着共产党干革命出生入死并不含糊，但从为了‘报仇’到‘干出个样子给他们看看’，既反映了高岗的淳朴、也体现了高岗的狭隘。”
全书围绕高岗性格中一系列的迥异于常人的做法，将高岗的个性淋漓尽致地刻画出来，为高岗从受权力中心的赏识到被权力中心搁置，直到被权力中心抛弃找到了合理的解释与铺垫。因此，高岗自绝于人世的悲剧也就在所难免，甚至就是他个性的必然结果。从另一个角度深层次揭示了一个政党在执政的过程中势必会受到来自内部的威胁甚至可能一点不比外部的弱。高岗绝不是个案，这对执政党的内部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必要的提醒。事实上，在中共后来的历史进程中的确也遇到了类似的事件。
二是全面观照中共党史与革命史，为传主高岗提供了完备的历史背景。众所周知，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有些史料仍旧需要补充和完善，有的历史真相仍显模糊，需要澄清与甄别。《高岗传》除引用大量翔实的文献资料外，还参考了口述史，并有作者的田野调查，这样，传记在真实性上让人信服，同时，对已有的料也做了必要的补充。可谓是“一箭双雕”。
中共政权在西北根据地的史料往往是以整体性呈现的，但是作为个体研究，可以多角度地反映整体中的差异性。高岗的个人史同样也是在中共党史与革命史的框架之内的。因此，对传主高岗个人史的研究可以全面反映中共早期陕北革命根据地革命领导人的历史全貌。高岗作为在西北和东北地区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的个性与气质多多少少会影响当地的治理。作为研究地方政治史，同样有着样本意义。
对于抗战史而言，本书较全面地反映了中共在陕北革命根据地如何把握抗战的主动权，并且积极推动全民族抗战，也是在抗战中奠定了陕北的历史地位，无疑也为高岗步入权力中心创造了条件。历史的偶然性为高岗的复杂人生制造了某种必然。这个当地人无疑是经过长征到陕北的中央红军领导核心首先看中的人物，甚至毛泽东在很多场合中都照顾到了地方上的“山头主义”。以至于毛泽东在内蒙古和东北政策上都把高岗委以重用，这不是权宜之计，而是着眼于站在中国革命长期性和复杂性的全局上做出的决定。
高岗的确也做到了不辱使命，但他争强好胜、刚愎自用的性格，最终将他坠入到权力膨胀的深渊。诚如作者所说，他的胸怀不够宽广，过分强调自己正确，贬低别人的错误倾向，对批评自己的人怀恨在心。
三是对中共领导集体，特别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决策，以及毛泽东等一批中共领导人的个性与人格魅力有了全面的认识。高岗作为党培养起来的高级干部，注定了他在中共权力中心比较瞩目，同时，通过他生活的环境以及遭际，让读者看到中共高级干部队伍内部的政治生态。关于中共高层的政治生活，本来就有着某种神秘感。《高岗传》没有回避政治敏感问题，也没有回避对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细节描写，比如对高岗的器重与重用，甚至爱护中的袒护。直至将高岗推到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国家计委主席，国家计委与国务院平行。但高岗的权力欲望，特别是个性上的致命缺陷，威胁到党的内部团结，终于使以毛泽东为中心的最高权力集团对高岗的抛弃。
作者在传记中感慨道：“但进北京城还只有半年的高岗并不认为自己尚不十分了解这片土地，甚至他还自以为是地认为自己最了解毛泽东。”这句话非常微妙，也道出了某种潜在的机锋。这或许是特定历史时期中共政治生态无法回避的现实。
作者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客观反映高岗波澜壮阔而又复杂的一生。在注重历史真实性的同时还兼顾了文学性。对高岗的人物描写抓住了富有个性的细节，以历史事件作为铺垫，同时对高岗的行事风格评价文字着墨也较多，在高岗的两次自杀描写上还着力刻画了他的心理。
笔者认为，这部作品对于研究高岗，研究中共党史及研究中共经济史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当然，不足之处也很明显，史料的处理与作者的评论，遮蔽了人物的感性描写，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可读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