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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蔡的《青年文摘》情结

老蔡的《青年文摘》情结

张洪溪

老社长蔡云于2013830日去世,享年83岁。听到老蔡(中国青年出版社员工对蔡云老社长的尊称)去世的消息后,我久久沉浸在悲痛和思念之中,老蔡熟悉亲切的音容笑貌以及和他交往的往事又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就在一个月之前我还和老蔡一起参加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离退休老同志的会议,会议结束后我过去问候老蔡并搀扶他走出会场的情景还清晰在目……说来巧合,那天我离开出版社时又在大门口遇到老蔡,他正一个人站在那里等候出版社的汽车送他回家。因知道老蔡近来身体不好,当时正是盛夏的中午,天气炎热,我怕他多说话劳累,赶紧说了一句:您多保重!等天气凉快了再去看您。就准备转身离去。老蔡却说:你不用来了……一听这话我心中不由闪过一丝不祥的预感,转念又一想:这是不可能的,一定是想错了,他现在不是好好的吗?没想到一语成谶,竟然永别。

19851月我来到《青年文摘》杂志工作,《青年文摘》杂志当时还是月刊,月发行量已达100多万册,正值鼎盛时期。当时的主编是周奇,听说周奇是第二任主编,创刊的首任主编就是时任中国青年出版社副总编辑的老蔡。这是一位1948年投身革命参加过广东东江纵队作战的老战士。我来后不久周奇就调离担任中国工人出版社总编辑。后来《青年文摘》杂志的发行量出现波动,到上世纪80年代末时一度下降到五十万册左右,形势异常严峻。面对这一局面,时任《青年文摘》杂志副主编不久的陈安钰提出了多项改刊设想:将内容从侧重介绍知识性的传统期刊改为注重表现励志、情感和人生哲理的更具思想内涵性的新型期刊;将编辑人员的发稿方式从栏目负责制改为责编分期负责制;定期开展读者调查,加强编读互动等等。老蔡这时已担任中国青年出版社社长兼党组书记,他和总编辑阙道隆一道专门前来主持召开了《青年文摘》杂志全体人员会议,研究扭转被动局面的对策。在听取了陈安钰的该刊设想和大家的讨论之后,老蔡当众宣布:支持并采纳陈安钰的改刊方案,由陈安钰主持《青年文摘》杂志工作。这次会议之后,《青年文摘》杂志发行量逐年下降的势头很快得到了逆转,两年以后重新回到百万大刊的行列。1992年陈安钰被任命为《青年文摘》杂志主编,人们也将其称为陈百万。作为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在充分肯定陈安钰作用和成绩的同时,也深为老蔡这种民主务实的作风、力挺新人的胆识和扭转局势的魄力所折服。我个人始终认为《青年文摘》杂志这次重新创业的主要决策者和推手是老蔡,老蔡是一位真正的幕后英雄。后来我无论是在公开还是在私下场合,都从未听到老蔡提起过自己在《青年文摘》杂志这次二次创业中所起的作用。

1993年老蔡在超期服役三年后和老搭档阙道隆一起携手从中国青年出版社的领导岗位上光荣离退休,他们给出版社留下的三大经济支柱”——《青年文摘》杂志、读书活动和再版书,为出版社的后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全体员工多年辛勤努力工作的成果,其中也浸透着老蔡的心血,前两大“支柱”正是在老蔡直接领导下发展起来的。读书活动最早是在《青年文摘》杂志上开展起来的,后来才分离出去成立为单独的一个部门——读书活动办公室,老蔡在离退休之前一直负责分管该部门的工作。还记得当年曾经在出版社的院子里见到过年逾花甲的老蔡,跟随着读书活动办公室的年轻人去外地搞活动来去匆匆的身影。

199812月陈安钰调任《中华儿女》杂志社副总编辑,我任《青年文摘》杂志副主编,能否继续保持《青年文摘》杂志的发展势头,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上任后,我专程去家中看望老蔡,征求和听取老领导的意见。老蔡在位于北京工人体育场北门对面一栋旧式楼房两居室简朴的家中热情地接待了我。在谈到今后的工作设想时,为了让老领导放心,我谈了不少想法,其中冒失地说了一句有些过于绝对的话:……我肯定会比以前要干得好。老蔡认真地听着,敏锐地从我的谈话中抓住这句关键词,说:那好!你今天既然已经这样说了,那就看以后工作的实际效果吧!

后来《青年文摘》杂志的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和突破,已离退休在家的老蔡闻讯也和大家一样感到由衷的喜悦和鼓舞。记得有一次他在电话里语气有些沉重地对我说:原来我对你了解不够,曾经对你负责《青年文摘》杂志工作能不能搞好没有把握,对此我要作自我批评的。听了这番话我颇感意外。心想也难怪,老蔡在离退休前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的一把手,我只是个普通编辑,他没有作过我的直接领导,工作上的直接接触的机会几乎没有,自从他离退休后就更没有机会接触了,他对我不了解本是正常的,如果不是后来负责《青年文摘》杂志的工作,那次我也不一定会过去看望他的。我赶紧解释说:“不敢当!您言重了。过去工作上没有机会接触,您是不可能对我有所了解的。”心中却深为他这种老一代共产党员身上具有的优良品质感动不已。他这种严于责己、对部下极端负责任的精神和当下那种沽名钓誉、贪功诿过之人的境界实在是有天壤之别。

从此,我和老蔡的交往逐渐增多。后来老蔡多次提起我第一次看望他时说过的那句话,他还将我喻为《水浒传》中的石秀,用“拼命三郎”的精神鼓励我。

《青年文摘》杂志在1999年之后连续三年保持了较快的发展速度,2000年第四季度改为半月刊,又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引起了社会更为普遍的关注。2002年之后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稳的发展期,这种在期刊发展周期中常见的现象——《青年文摘》杂志以前也曾多次经历过,反而引发了一场讨论。围绕着《青年文摘》杂志的发展前景和发展方向问题主要分为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青年文摘》杂志还存在着巨大的发展潜力,主要在“内容”上进行改进发行量就可以继续快速上升,甚至有人提出了月发行量要达到1000万册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另一种意见认为《青年文摘》的单本利润率已远远超过国内的其他同类期刊,总体经营规模已和全国影响最大的同类期刊相比毫不逊色,短期内容易发掘即可见效的空间虽然还有,但并不像有的人想象的那样大,当前的主要任务应当是进一步夯实基础,着力向更深层次拓展,尤其在规范经营方面进行必要的整顿,从而进一步增强《青年文摘》杂志的发展后劲。当时前一种意见颇有市场,一时思想较为混乱。面对这种局面我感到极为困惑。当我把情况向老蔡讲述以后,他沉默了一下,然后说:“《青年文摘》杂志现在的问题不是内容的问题。”事后重新回想老蔡的这句话真可谓是一语中的,令人叹服。当时能够保持如此清醒的头脑,作出如此准确的判断,洞析到问题实质的人廖廖无几。没想到第二天一早老蔡就主动给我打来电话,说:“听说你这几年没有休过假,不如趁这个机会出去走走,调整休息一下。”老蔡的话及时提醒了我。经过一个假期的休整,我调整了心态。老蔡在我人生经历的重要时刻给予我的理解、关心、爱护和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我永远难以忘记的。以后的实践充分验证了:在《青年文摘》杂志发展问题上那种急躁冒进的情绪是不可取的。

2000年第四季度《青年文摘》杂志改为半月刊后,出现了发行渠道不统一的状况,上半月刊由邮局发行,下半月刊交二渠道由个体发行商发行,读者在邮局无法订阅到下半月刊,下半月刊比上半月刊每月少发行二十余万册,严重影响制约着《青年文摘》杂志的发展。这个问题究竟提不提出来,我感到非常为难。当把我的想法和老蔡谈了之后,老蔡当即明确表示说:“当然要提!”老蔡的话使我在犹豫之中坚定了信心。此后,我通过口头或书面的形式多次在多种场合提出统一上下半月刊发行渠道为邮局发行、增设分印点的建议。这一建议直到2006年初终于得以实现,《青年文摘》杂志的发展又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老蔡闻讯后甚感欣慰。

我和老蔡的交往是从他离退休多年以后才开始的。经常能听到他说的一句话就是:“我现在是普通老百姓一个,无官一身轻,有的是时间,多听听各种意见没有坏处。”每当话题谈到《青年文摘》杂志时都能感受到他是在专注用心地倾听着,都能感受到他对多年精心培育的《青年文摘》杂志难以割舍的殷殷情怀。每年春节前夕举行的中国青年出版社年度工作总结表彰大会,老蔡作为出版社离退休老干部照例都要参加,照例都要走到《青年文摘》杂志的工作人员中间,向工作在第一线工作的新老员工表示致意和慰问,他尤其对在《青年文摘》杂志工作的年轻人寄予了很大的期望。

2013年9月6日上午,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举行了老社长蔡云的追悼大会。那天前来吊唁的人格外的多,我也送上了花圈,以寄托我对这位受人尊敬和爱戴的老领导,同时也是我的“忘年之交”老朋友的不尽哀思。花圈的挽联上写道:



待人以诚风清气正不威自服心咸归,

风范长存音容宛在蔡公千古人共仰。

——洪溪敬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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