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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左三)与长子万伯翱(前排右二)及工作人在一起
万里(左三)与长子万伯翱(前排右二)及工作人在一起
万里(左三)与长子万伯翱(前排右二)及工作人在一起


万里与夫人边涛合影

    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 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不仅是一个对自己严格要求的人,而且对其子女、身边工作人员的要求也极为严格。尽管儿女们早已成家立业,老大、老二、老三等已退休,但他对子女们的两个基本要求丝毫没有改变:“一是要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事业,二是要自立自强。”虽是94岁高龄,但每当子女们前来看望他时,他总还要不断地重复这两句话,并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不但为这两话注入一些新的内容。在他看来,只有党和人民的事业才是伟大、神圣的事业,也是共产党人的毕生追求。在他的严厉要求下,子女们无不遵循其“家训”,在极为平常的工作岗位上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2008年万里与万紫、万伯翱在网球场

言教  送子下乡务农

     1962年9月,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副市长的万里,将长子万伯翱送到了河南省西华县黄泛区农场劳动锻炼,当别的知青在农场干够两三年后不断有人返城时,万伯翱却在这里一干就是整整10年。

     在万伯翱的记忆中,下乡那年他才18岁,围绕他下乡的问题,家里还举行了一个家庭会议,与以往家庭会议不同的是,此次家庭会议还专门请来了年近八旬的奶奶,尽管在会上,奶奶一直不赞同,妈妈也都流下了眼泪,但万里却说,自己的孩子,不是我不爱,爱孩子,要看怎么一个爱法,怎么对待。是从小娇生惯养,还是放到风雨中去锻炼、去吃苦?长期生活在暖房里是一种爱,放在农村去锻炼也是一种爱,为此,我决定让老大到最艰苦的农村去,到农业第一线去,到生活的激流中去。

     万里做出这一决定后,奶奶和弟妹们都哭了,奶奶说那个地方冷不冷,要是冷,你就把你的皮大衣送给他,别让他冻着了,再给他多带点钱和生活上用的东西。万里说,不要,什么也不要给他带,一毛钱也不要给他,并告诉万伯翱的弟弟妹妹一毛钱也不要给寄,比万伯翱小一岁的万仲翔说,一毛钱不让寄,那我们五分、五分地寄,行不行?万里说,那也不行。就是要他自力更生。临行时,万里告诉他:你的衣物妈妈已经给你准备好了,今后家里不会给你寄钱。

     万伯翱出发时,妈妈边涛给他带了三样东西——一件是万里在抗日战争时期部队发的一床缝了又缝、补了又补的旧被子,一件是万里穿了多年的灰棉袄。而万里则送给万伯翱两本书和一个笔记本。一本是《论共产党员修养》,一本是《钢铁是怎样炼成》。从不爱题字的万里在笔记本的扉页上写着:“一遇困难、立即坚持。”就这样万伯翱带着父母亲的嘱托和牵挂,怀揣当月15元钱的伙食费,来到了河南省西华县黄泛区农场。

     尽管该农场已建10年,初具规模,但生活条件仍十分艰苦,用水要步行一里多路到井里一桶一桶地打。刚开始,那轱辘和水桶怎么都不听他使唤,有时几次都打不满一桶水。但随着时间的磨砺,万伯翱不但学会了打水做饭而且还学会了自己洗衣服。一到冬天,打上来的井水上面覆盖着一层薄冰,常常是一件衣服还未洗净,手已冻得发僵,放在口袋里温一温再洗另一件。住的宿舍也极其简陋,刚去的时候,住的是草屋,睡的是50多人的大通铺,一到晚上打呼噜的、说梦话的,起床上厕所的搅得整个宿舍不得安宁。没有电灯,他用自制的煤油灯照明。在集体食堂吃饭,每天不是红薯加咸汤就是高粱花卷馍。

     在个人生活用品方面,更是清贫。他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我当初有两个瓷盆,小盆刷牙吃饭,大盆洗脸洗脚,惟一‘奢侈’的物品是一台日产六极管半导体收音机,这是下乡时廖承志伯伯送给我的纪念品。我时常把它带到田间地头,休息时听听新闻,有时也听听戏剧,工人们看到这‘洋玩货’很是开心。有时他们还借回家去听,尽管这收音机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心中的不悦,但却给我单调的生活增添了一些乐趣。我牢记临行前父亲的叮嘱,严格要求自己,不吸烟,不酗酒。我穿的衣服全是旧的,衣服烂了,自己学着缝补;平时不打扑克,不下象棋,每天晚上不顾一天劳动的疲劳,坚持在煤油灯下读书,写劳动日记;当时没有桌子,我就趴在床上去写。”

     1963年的春节,是他下乡后的第一个春节,万伯翱给母亲写信,希望回北京过年。万里在回信中说:“我同你妈妈商量后,觉得全家虽然都很想念你,都想见到你,特别是你奶奶,从你去了农场后,无时不提起你,更惦念着你这个大孙子。但为了你更好地进步,更好地锻炼,你还是不回北京过年的好,你要在农场与工人们一块过。因为你刚去半年多就请假回来探亲,这不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过春节会很有意义。与为了祖国建设战斗在工厂、矿山、交通等岗位上的同志们一样,与为了保卫伟大祖国守卫在边疆、海岛的伟大战士一样,在岗位上过春节,这决不是什么遗憾,而是一种自豪。你不这样认为吗?……清代文学家郑板桥有一首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此名言应作为你坚定革命立场的警句。同时寄去《共产党宣言》《社会发展简史》《政治经济学》等书籍,望在春节空闲中,认真地阅读,并做好笔记。”

     万伯翱接到父亲的来信后,很失望、很沮丧,甚至很不理解父亲的做法。在他看来,父亲也太严格了,太不合情理了。与农场的工人们一块过节到没有什么,为难的是知青们都已回城,农场职工也回家了,食堂不开,风雪交加的,又没有亲人在跟前,自己一个人去哪里过节?为什么普通工人的孩子都能够回家过节,而我这个高干子弟就不行呢,也许这就是高干子弟特殊的地方吧?支部书记、大队长见此情景,邀请万伯翱到他们家过节。就这样,万伯翱分别在书记、大队长家过节后,参加了拥军优属和农场组织的职工球赛,在阅读父亲邮来的书籍中度过了下乡后的第一个有意义的春节。

     也就在这一年的初秋,万伯翱又经历了一次意想不到的“小考验”,有那么一阵子,秋雨连绵下个不停。一天,他们居住的屋子有一面堆放着花生、棉籽的墙突然倒下来了。挨着墙的3张床被砸坏。当时,万伯翱幸好是睡在屋子的另一侧,躲过了这一劫。后来,他在家信中向父亲汇报了这个事情。万里再次回信给儿子鼓励道:“房子塌了,你还顶住了,没有动摇,这很好……” 万伯翱说,差点砸死我了,这还好呢。

     1964年,万伯翱第一次得到父母的允许可以回家探亲,临行前,他买了一大堆苹果、蜂蜜,还去农场酒厂专门买了两瓶好酒带回家孝敬父母。品尝着儿子用辛勤汗水换来的这些劳动果实,万里笑得合不拢嘴。高兴地一边了解农业的情况、农民的收入情况、一边问农民对政策的态度及农村干部的情况……万伯翱就一五一十地讲给父亲听。

     在万伯翱的记忆里,农场劳动着实非常劳累。白天下地干一天活,晚上还要看护果园,

     从刚到农场时见到一条蛇就吓得跑出老远的他,久而久之发展到一个人能在夜间值班巡逻。

     夜间值班巡逻,就是晚上看护果园,绕3000亩果园转一圈,刚好到第二天天亮。虽说只是在果园周边行行走走,但白天干一天农活浑身像散了架似的,晚上还要巡逻。最可怕的是第二天还要与大家一样劳动。尽管如此,每当给父母亲写信时,他还是哀泪笑洒,用一种自豪的口吻说:爸爸、妈妈,你们知道什么叫“连轴转”吗?我们现在夜以继日地劳动就叫“连轴转”。

     对万伯翱来说,最苦最累的莫过于给果树打药,盛夏烈日高悬,其黄泛区的气温通常高达38度,职工们要在“蒸笼”似的果园密林中,穿着厚厚的劳动布工作服,头戴草帽,脸上再捂上厚厚的大口罩,裸露的皮肤上还要涂上一层能防“1059” 农药侵袭的肥皂水,双手使劲地举着一丈多长、绑有铜喷头竹竿的橡胶皮管,跟着承载一吨多重药箱的拖拉机作业。往往是装载药罐子的拖拉机开到哪里,手持的喷杆就要射到哪里,喷药时还不能只握竹竿一个角度向上,还要在紧握竹竿的情况下,变换角度将药液喷到果树叶子的正反面。拼命干8小时后,全身就像瘫痪一样,累得既不想吃、也不想喝,只想躺在地上呼呼地睡上一觉。那种难以忍受的闷热,人和机器比赛的高强度劳动只有置身其中的人才能体会。许多老职工都受不了,但万伯翱硬是挺过来了,每年要打十多遍药,几乎每次他都主动要求参加。劳动休息时,他照样和伙伴们一样往草地上一躺,看不出一点高干子弟的样子。冬天给果树剪枝也是苦活,天刚蒙蒙亮时就要下地,尽管劳动强度如此之大,但他每次总是直面困难,从未因故请过假,旷过工。他在劳动日记中写道:“北风吹,大雪飘,园艺工人爬树梢,手冻紫,脚冻僵,树枝子划破我脸庞……”

     由于他在农场始终牢记万里的话,埋头干活。1963年9月24日,《中国青年报》头版头条以“市委书记的儿子参加农业劳动”为主标题,以“革命后代要继承老一辈光荣传统发愤图强艰苦奋斗• 有志青年要发扬革命精神用自己的双手为人民造福, 万伯翱在国营农场艰苦劳动虚心学习不断进步”为副标题,发表了一篇醒目的文章,报道了万伯翱在父亲的鼓励下,下乡锻炼的经历。此后不久,周恩来在首都应届中学毕业生代表大会上,还把万伯翱称为干部子弟下乡的典型。随着周恩来的讲话录音在全国播放,全国各高校也广泛掀起的向万伯翱学习的高潮。上海人民教育出版社随即出版了《知青日记选》,该书精选了他的18篇劳动日记。

     看到儿子的成长,万里非常高兴,1965年3月万里给万伯翱写了一封长信,赞扬他下乡后受到了锻炼,并再三叮嘱儿子:要学习好毛主席、刘主席著作,这是政治思想的“基本功”。一个人要真正提高政治水平,不学好这些书是不行的,而且一定要认真学,仔细读。万里挑选了一部分书寄给万伯翱,希望他能认真研读。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万里被当作“刘邓司令部的黑干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失去了一切领导职务。万伯翱也因此受到株连,被认为 “农场黑党委的掌上明珠”、“黑帮子弟”。这个曾被周总理表扬的典型人物,一度成为黑党委滕上的小黑瓜,划入黑七类的行列。由于他诚实,在工作中积极肯干,在长期的劳动和生活用中他和当地的工人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无论老少,都和他合得来。每当劳动之余,他热情地教工友们学文化,经常在田间休息时给职工们读报,讲政治形势,业余时间和伙伴们在一起打乒乓球。每个月还拿出自己工资的一部分去接济那些生病、家中有特殊困难的工人,职工们对他也从不见外,一直都是“小万、小万”地叫着;谁家杀猪了,谁家改善生活,总把万伯翱拉到家里品尝一下。虽然万里被打倒,但厚道、淳朴的农场职工认为:“我们不知道万里有什么错误,但他送长子到农场劳动,与工农打成一片,说明万里思想是好的。”也正是基于这一朴实的理念,在那个株连九族的时代,万伯翱没有受到太多的批判。

     或许是艰苦的劳动生活需要倾诉,或许是高干子弟同样需要人们的理解,从小就喜欢文学的万伯翱,在紧张的劳动之余他一直坚持读书学习,《莎士比亚戏剧选》、《郭沫若选集》等中外名著都一一认真研读,还利用业余时间出黑板报、墙报,经常写一些表扬好人好事的稿件。1964年夏,远在北京的妹妹万叔鹏来信告诉他,以后大学的文、理科要对农村知识青年招考,万伯翱在给父亲的信中流露了想报考大学念头。万里同志在百忙中复信说:为了革命的需要,兴趣和爱好是可以改变的。中国的园艺事业很需要你们这些有知识的青年,为什么不能把自己毕生的精力献给这个伟大的事业呢?你应该努力学习园艺技术。至于业余时间写点文章,我不反对。不管干什么,你都必须首先当好一个无产阶级战士。由于父亲对万伯翱的业余爱好持不反对的态度,故他便尝试着写一些诗歌、散文类的文学作品,为他后来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万里的严格教导下,万伯翱坚信自己的路是正确的,对下乡务农无怨无悔,以豁达的态度直面挫折,不管造反派气焰多么嚣张,他每天仍是踏踏实实劳动,最终,他以一颗真诚的心赢得了全场职工的信任。1972年春,在万里同志已被定为“敌我矛盾,内部处理”的情况下,万伯翱被全场职工和农场党组织一致推荐,进入河南大学外语系。这才与在这里共同劳动生活长达10年的职工们挥泪告别。与这块流淌过10年汗水的土地依依惜别。在黄泛区农场的10年,他一直用教育家陶行知的《自立歌》来激励自己:“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是好汉。” 在这里,他学会种地、积肥、修剪果树、锄草等农活,学会了缝补浆洗。从一个城市青年学生,变成了一个普通农工,并熟练地掌握了从果树栽培到修剪再到嫁接的完整活计,成为当地一名小有名气的高级园艺师。加之讲一口纯正的河南土话和常常一身工作服模样的打扮,致使站在人群里的他已丝毫没有干部子弟的模样。事实上,他已融入了中原大地,融入到这个远离喧嚣的农场,变成了一个地道的河南农业工人,直到现在,他还与该农场众多老乡保持着联系、来往。

     10年,需要毅力、需要坚强,也许这正是万里的期望。事实上为人之父的万里,在这10年间,不论是被打倒的特殊时期还是在高级干部岗位上,也无时不挂念伯翱的成长进步和生活艰辛,先后给伯翱去过14封信。40年后,万伯翱在接受凤凰卫视《口述历史》记者采访谈到这一切的时候,一种再度拥有的自豪感油然而生。他说,父亲和他那一代人一样,在他们心里,孩子既是自己的,也是国家的,党的。只要党和国家需要,可以做任何牺牲。

     由于万伯翱在河南黄泛区的突出表现,1969年,万里又把小儿子万晓武送到了中苏边境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时珍宝岛刚刚发生武装冲突,边境形势较为紧张。许多朋友劝说万里,送万晓武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事是不是缓一缓,但万里毅然决然地谢绝了朋友的好意。从北京出发那天,万里把万晓武送到大门口,从口袋里掏出20块钱递给万晓武说:“这钱你带上,穷家富路嘛。”


万里(左三)与长子万伯翱(前排右二)及工作人在一起

晚年  实行“三不主义”

     1993年3月31日,随着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的产生,参加革命近60年的万里同志,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虽然他已年逾古稀,但离休对一位立志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老革命家来说,毕竟是人生经历中的一个重大转折。他思前想后,百感交集地写下了一首意味深长的诗:“退休不发愁,桥牌加网球,还有许多好朋友,国泰民之安,我的晚年乐悠悠。”这首诗,国内很少有人知道,万里也没想要发表,可是不知怎么不胫而走,一时在海外媒体引起强烈反响。一家杂志就这首诗发表评论说:“万里树立了真正能上能下的典范。”

    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万里,对自己的要求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问事、不管事、不惹事。”他以此作为对在位领导干部工作的支持。对此,万里在实践中给自己作了三条具体规定:不参加剪彩、奠基等公务活动;不再担任名誉职务;不写序言不题词。离休以来,他遵守自己规定的“三不主义”,过着“一动一静”的离休生活。

     那是1993年9月,万里刚退下来不久,第七届全国运动会隆重开幕,大会组委会请他出席,一如既往地送去了主席台上的请柬,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在家祝贺第七届全国运动会胜利召开。由于他本人没有出席,故电视、广播和报纸报道中没有他,很多人感到很奇怪,进行种种猜测。其实,他既没有病也没有其他深层次的原因,只是不想扰民而已。在他看来,有些活动不在位的领导也可以参加,但不能反过来说没参加就是有什么不同看法,更不能说这是不“捧场”、不支持。对领导者来说,组织活动要实事求是,尽可能地少搞或不搞形式主义;对参加者来说,目的要明确,不要为露面而露面。

     2006年,万里在接受新华社记者肖伟俐采访时说,我下来之后,现任领导对我是很尊重的,有些重大活动,还一如既往地请我出席,他们还没有忘记我。但我毕竟已经退出领导岗位了,现在已经不是领导了,而是一名普通共产党员、普通群众,应当有这种自知之明。

     万里在处理这方面问题的原则是:不该过问的事,不问;不该管的事,不管;更不要惹事生非。万里说,尽管他们对我都还很尊重,许多重要活动都还请我去参加,但我考虑再三,基本上都没去。我认为不去比去好。去了坐在哪里?讲不讲话?讲什么话?许多情况不了解,讲了人家听不听?这些都是问题。而且去了也不见得起到多大作用。与其如此,还不如能不参加的就不参加,能不出席的就不出席。当然,“不问事,不管事,不惹事”,并不是不关心党和国家大事。有些事情,领导找我征求意见,了解情况,我还是坦诚相见,讲自己的看法和意见的,但这些只能供参考而已。如果我真正有什么意见,该说的时候,我想我还会说的。

     1994年国庆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45周年庆典。首都北京准备举办大型焰火晚会,中央邀请万里出席在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万里说:“天安门城楼我就不上了,不过焰火还是要看,我就到人民大会堂看吧。”晚饭后,他对子女们说:“你们有事的就忙去,没有事的今晚陪我到人民大会堂观看焰火表演。”子女们都说:“好呀,难得老爷子这么高兴。”

     焰火观看完后,万伯翱搀扶着父亲的左胳膊,女儿万叔鹏搀扶着父亲的右胳膊往外走。走到电梯口时,万里突然说:“你们扶着我往回走一段,我再看看这人民大会堂。”就这样他们扶着老爷子在楼道内走了一圈又一圈。老爷子一时看看天花板、一时看看墙壁,始终没有说话,但做子女的明白老人的心境。这座建筑是由万里在北京市委工作期间负责建造起来的。第二天广播电台、电视台和各大报都发表了一连串参加焰火晚会人员名单,又没见到万里。万里说,我们是来看焰火的,不是来露面的,名单上有没有,我们这些已经退下来的人都觉得无所谓。

  万里自退出政坛后,在生活上并没有感到枯燥。他的生活特别有规律,每天午饭后要睡上一觉,起来之后去参加体育活动。每周打三四次桥牌,两次网球,偶尔打一次高尔夫球。万里的桥牌水平是比较高的,牌友也比较多,既有老的,也有年轻的。万里说,他下来之后,什么职务也不干了,惟独桥牌协会和网球协会名誉主席他还愿意当。

  就其吃饭而言,一日三餐,比较素淡,有时喝点茅台酒和啤酒。他在饮食上不挑剔,比较喜欢吃狗肉、羊肉类的肉食。晚饭后,看电视,除了新闻外他比较喜欢京戏。

  万里每天仍在坚持多年养成的习惯,首先是阅读当天送来的各种报刊和大量的内部刊物,以及中央文件。他说,这是他的主要信息来源,过去在位时工作忙,拿不出更多时间读这些;现在时间充裕了,花费在这方面的时间也就多了。

  万里的听力不好,影响语言交流,但视力很好,看东西不戴眼镜,有时一看就是几个小时。他的记忆力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依然不减当年。他说,我现在下去的时间少了,接触实际少了,我的主要信息来源,一是国内报刊的公开报道;二是港台海外报刊;三是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大量参考材料;四是中央和一些部门的文件;五是同一些领导和朋友交谈中了解的情况。

     万里90大寿时,党和国家领导人纷纷到中南海看望他,当领导同志们问候他身体情况时,万里高兴地说:“我的身体很好,这主要是得益于我长期坚持‘一静’(打桥牌),锻炼头脑预防老年痴呆,坚持‘一动’(打网球),活动四肢保持血脉畅通,这两项活动,只要坚持,我相信人是可以活到100 岁的!”他又说,“从一线退下来我的生活很有规律,过去加班加点干工作的时期都成历史翻过去了,我退休十多年以来,每周坚持四次网球锻炼、三次桥牌活动。”他还举例说,“当年的少帅张学良从少年时代就开始打网球,北京20~30年代东单的体育场、台基厂的国际俱乐部少帅都到那里打过球呢!他到了九十多岁才挂拍,结果活到了102岁。还有我们的中国网球协会主席吕正操上将,在青年时期就开始了网球运动,也坚持到九十多岁才挂拍,如今已97岁高龄(,编者注:万里 讲 话时吕老的年龄,)仍很健康。他同时还坚持打桥牌,看来老人活到100岁没有问题呢。”

     万里打网球的历史可追溯到山东曲阜师范学校读书的时候。打网球这个体育项目,成了他一生在运动的爱好。除了战争年代和“文革”时期,网球这项运动他从没间断过。即使是担任国家领导人期间,日理万机,万里也会挤时间锻炼,而且还带动一批老同志打网球。国际友人送给他的球拍,他又转送其他老同志。一次,万里与陈锡联老将军在大连休养时,曾一起探讨健康的秘诀。喜爱钓鱼的陈老将军说钓鱼怎么、怎么好。万里说,打桥牌锻炼脑子,可以避免老年痴呆;打网球则活动筋骨,使血脉畅通。

     2003的一天,万里在打球时用力过猛,腰部受到了损伤,专家医生鉴定为骨折,有的人说:“万老不能打球了!”医生则按中医通常的说法:“伤筋动骨100天,首长年岁不饶人,安心休养吧。”

     几十年都热爱这“一动”和“一静”的万里哪能就此甘心放下球拍,刚开始时他谨遵医嘱,腰缠钢套,每日静卧,坚持吃药,可度过两个星期的“软禁”生活后,终于沉不住气了,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子女们们说,你们看我这样整天待在屋子里,空气不流通,好像“坐以待毙”的人,多没意思。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子女们明白,万里长年的“动、静”活动已构成他生命中的一部分,长年养成的习惯难以一时改掉,也知道他此时此刻的心情是在回望运动场,是渴望再度走上网球场挥拍痛痛快快地拼搏一番,可医生的话工作人员和子女们不得不听。为了老爷子的健康,也为了他能早日重返球场,工作人员和子女们都劝他多休息。他终于憋不住了:“不行,我必须走出屋子!”他知道医生会想方设法拒绝,只好以退求进:“我不打,去看看球场,去看看大家总可以吧!”医生心想只要首长不打球,我们小心扶着他,走走转转也好,省得老人家闷坏了!

     当他们来到球馆时,馆长接到首长要来的通知后,专门在球场摆上了沙发、脚凳,甚至在沙发的靠背上还放了固定的小枕头,意在这样看球舒服,又能固定腰部。万里一到网球馆,看到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立即兴奋得像个孩子一样,大声说:“这段时间大家都好吧?”见是万老爷子来了,大家都放下了手中的拍子纷纷围了上来。这个说“祝老爷子早日返回球场”,那个说“祝福终身网球协会名誉主席早日康复”……一时间热闹极了。良久,万里说:“你们都别围着我呀,我们来看你们打球的,看看你们这段时间球技进步了没有。”大家这才散去,听说老爷子今天要给大家当评委,一个个球友都鼓起了勇气,在这个老爷子打了几十年的球场上尽情施展球技。万里看得非常投入,见到打了好球就兴奋地高喊:“好!好!”见到下网、出界的球就连声叹息。但无论是好球还是坏球,这一天万里十分开心、愉快。快到吃中午饭时,他对满身是汗的球友说:“今天大家都辛苦了,打得不错,球技都有进步。”说着起身告别。

     从第五个星期起,万里就开始轻微地活动,开始上场练习挥拍。从最初的10分钟,慢慢增加到30分钟,直到60分钟,3个月后,他开始挥拍打球,站在一旁的医务人员十分不安,生怕运动时有什么闪失,当看到老爷子并无不适,且十分灵活自如时,医生这才放心。就这样慢慢增加运动量,其结果是大大缩短了治疗周期。经过两三次试打后,他又能像往常一样开始了他的比赛。在总结这一段的经历时,他对万伯翱等子女说:“我之所以能够提前返回球场,主要是适当地运动,这样能促进血液循环,由被动养到主动恢复,再配合药物和医生的治疗,我的受伤部位能够得到又快又好的恢复。”

     2003年一场规模最大的病毒“SARS”向首都和全国各地袭来,万里常去的先农坛网球馆关闭了,他就到还开放的钓鱼台网球馆去打球,在钓鱼台网球馆时,当其他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也来锻炼,见到万里都夸老人家快90岁的人了,看起来鹤发童颜,身体健朗还能在网球场上打比赛,都相信和祝愿他一定能打到100岁。

     万里打桥牌的历史也很长。许多桥牌爱好者都知道,万老打桥牌很投入,思维敏捷,牌技高超,最反感让牌。世界“桥牌皇后”杨晓燕说,万老叫牌的胆略和高超总是出人意料。有一次他和荣乐地(荣高棠之子)搭档,在梭罗门世界桥牌通信比赛(在世界各地同时有10个赛场)打出了妙张,而获得世界亚军,成为牌坛的一段佳话。

     现居住在中南海“含和堂”的万里,享受着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待遇,但他的生活简单、俭朴。“含和堂”原是朱德同志的住所,与毛泽东曾居住的“丰泽园”相邻。自1984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时进驻后再也没有装修过,现在有的外墙体还有明显的裂痕。有的地方墙皮都脱落了,门窗、廊道一看就是多年前的东西,国管局好几次提出重新装修一下,但万里就是不同意,嫌花钱,说没必要。有一次,李岚清同志来看万里,见房子这么旧,连墙皮都斑驳脱落,也劝他适当装修一下,他笑了笑摇了摇头。这么多年就一直将就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