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传记《生命的呐喊》是作家张雅文的自传，她真实地书写了一个出生在只有一户人家的山沟里、只读过五年书的底层人，怀着美好的愿望，在苦难、贫穷、疾病、
长篇传记《生命的呐喊》是作家张雅文的自传，她真实地书写了一个出生在只有一户人家的山沟里、只读过五年书的底层人，怀着美好的愿望，在苦难、贫穷、疾病、甚至死亡面前，坚守着崇高的理想，完成一次次常人难以置信的人生超越，创造出美好人生的艰难历程。
作品真实地反映了一个出身贫寒的山野女子，在追求理想及有价值人生的道路上，所经历的艰难、困苦、彷徨，以及社会的种种不公与偏见。通过这部书的个体经历，将折射出更深层的社会普遍性。
她九岁才吃到第一块糖，才知道世界上还有甜甜的糖。十岁时哭着喊着宁可被狼吃了也要上学。每天风雪无阻地跋涉在十多里山路上，在求学的路上，十岁的女孩子遇到过野猪，遇到过坏人，在暴风雪中迷过路，眼看着狼把自己的黄狗咬死了，吃剩几块骨头。但是任何艰难险阻都阻挡不住一个倔强女孩子的求学之路。
十五岁那年，她疯狂地爱上了体育，一心想当运动员，不顾父母的强烈反对，从家里偷走户口和行李一头扎进体工队，当上了一名专业速滑运动员，因此荒费了学业。可是等待她的却是骨折、斑疹伤寒。四年之后，她发现自己根本不是搞体育的料，只好挥泪告别冰场，像一只受伤的小鸟一样，舔舐着流血的伤口离开了运动队。从此，冠军梦破灭了，她找不到生命的支点，内心十分痛苦。她面临着人生的第一次彷徨。她不想平平庸庸地混一辈子，想干一番事业，可她连小学都没毕业，还能干什么大事业？经过一番痛苦抉择，她决心自学考大学。当她用几年时间自学完初、高中的全部文科课程准备高考时，文化大革命来了。大学梦又破灭了。
十年浩劫结束后，全国恢复高考，当看到许多人走进考场迎接新的人生时，已是两个孩子母亲的她，却趴在考场门外偷偷地哭了。她觉得时不待我，命运再也不会给她任何机会了。她面临着人生的第二次痛苦彷徨
就在这时，她先生开了一句玩笑，“等咱们老了，写一部体育小说，让小说中的人物去拿世界冠军，去实现我们没有实现的冠军梦。”
恰是这句玩笑，使三十五岁的她看到了最后一线希望。于是，她就像溺水者抓到了最后一根稻草，又像输光了老本的赌徒，把最后一个铜板押在文学的圣坛上，玩命地搏起来。没有人相信她会成功。但是，她却以无坚不摧的毅力，以生命做抵押，创造了一个个奇迹，从国内题材到国际题材，从小说、报告文学到电视剧，一部接一部，连连获奖。为了采访，她孤身一人独闯俄罗斯、韩国、欧洲，连战火纷飞的车臣都去过，没钱，背着皮夹克边走边卖。
她从一个不见经传的业余作者，成为国家一级作家，黑龙江作协副主席，政府津贴享受者，黑龙江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
当她满怀希望对一部国际大题材进行创作时，却又屡遭侵权和生死大劫。她挺着重病的花甲之躯，与命运，与侵权者顽强地抗争着，三起官司，七年的维权之路终于赢了。
她发出了人生的最强音《生命的呐喊》！
此书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众多报刊连、转载，美国两家华文报刊同时连、转载，被评为中国作协重点扶持作品，中国作协召开作品研讨会，评论家给予高度赞扬，称其是一部对社会、对青少年产生积极影响的励志作品，是一部值得珍藏的家藏书。评论家及广大读者见诸于报刊、网上、书信等有关评论及读后感高达百篇。作者应邀到十几所大专院校讲演、签售，受到学子的热烈欢迎。
《生命的呐喊》荣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第三届徐迟杯报告文学奖榜首；第三届女子文学奖。
该书2007年12月出版以来，已加印三次，一次再版，近日将进行第三次再版。
《生命的呐喊》（节选）
第十章 一句玩笑，让我把生命的最后一枚铜板押在文学的圣坛上
到工厂以后，我本以为我那颗不安分的心已经死了。
就在这年夏天，全国恢复高考，看到厂里一些年轻人纷纷复习课程准备高考，我这才发现我那颗心并没有死，它还活着，而且活得比任何时候都痛苦。
初试那天早晨，看到别人兴致勃勃地走进考场，我却趴在考场大门外偷偷地哭了。我清楚记得，那次初试的作文题目是《当我走进考场》……
为了这一天，我曾苦苦地准备了那么多年，可惜，天不助我，生不逢时，我再也没机会走进考场了。
此刻，我多么希望像那些考生一样，重新去选择一回人生啊！可是，时不待我。两个孩子太小，孩子需要我，贺玉需要我，这个刚刚平静下来的家更需要我……
离开考场，我一个人来到铁路旁的丁香树下坐了很久。晚上，贺玉问我眼睛怎么红了，我说打扫卫生迷的。
我发现，尽管经历了那么多磨难，尽管接连不断的挫折把我苦苦追求的梦想，一次次地撕得粉碎，可我仍然像一个天真少年，仍然活在向往未来、向往成功的幻想之中。我心中的激情与抱负仍然还活着，它从来就没有死过。可是，越是活着就越是痛苦，因为它太不现实了。
十多年前，我刚从运动队下来时，也像今天这样彷徨过痛苦过，可那时才十九岁，干什么都来得及。如今已是人到中年，两个孩子的母亲了。我觉得再也不会有任何机会了。
可是，再彷徨，再痛苦，日子还得继续过下去。
一个底层的小草民，唯一能做的就是在睡不着觉的时候，偷偷地回味一下，悄悄地舔舐一下心灵的痛苦，把那些不现实的想法藏在心底，成为一个终生的遗憾，一份永久的证明，证明自己也曾像许多年轻人一样梦想过，追求过……只能如此了。
1979年，无疑是我人生中最关键的一年。
3月初，全国冰球比赛在佳木斯举行，我和贺玉写了一首“八亿人民为你助战”的小诗，发表在《合江日报》上。
这天晚上，我跟贺玉看冰球比赛回来，冻得嘶嘶哈哈的却很兴奋。
贺玉开玩笑说：“哎，等咱俩老了写一部体育小说，让小说中的人物去拿世界冠军，去圆咱们的冠军梦！”
不知冥冥之中是否真有一种神秘的东西在主宰着人的命运，听到这句玩笑，我忽然产生一种渺茫的但却异常兴奋的感觉——好像我一直在期待着这句话，又似乎这辈子就是为了这句话才来到世界的！
当时我并不知道什么叫实现自我，社会上也并不提倡这些。当然更不知道马斯洛提出的人的追求分成生存、安全、归属、尊重和自我实现的五个层次。我只是不甘心默默无闻平平庸庸地过一辈子，总想轰轰烈烈地干一番事业。
有人曾说：“机遇只垂青那些懂得怎样追求她的人。”
我却觉得机遇就像天上的流星，一闪即逝，就看能否抓住它。
我对自己说：“干吗要等到老年？我现在就写！”
于是，就在这个早春的夜晚，一个异想天开的大胆想法，又从我心底里冒出来，随之，一种久违了的激情又开始澎湃起来，就像少年时第一次看到运动员训练一样。不，比那次更强烈，更坚定，也更疯狂！我知道，这是命运抛给我的最后一根缆绳，我必须牢牢地抓住它，否则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现在一想，我所以能抓住这句玩笑，并把它变成改变命运的契机，还是我那不甘于平庸不甘于默默无闻的个性在起着主导作用，也再次决定着我的命运。
在此之前，我从未写过东西，更没想过要当什么作家。这句玩笑却激发出我个性中潜藏的、历经磨难而痴心不改的特质。
有时，人的命运往往就在看似平常的小事中带来了转机……
不久，《合江日报》副刊部主任阎英奎老师邀我参加报社举办的文学讲习班。阎老师后来告诉我，说他从那首小诗里看到我有些才气，所以想培养我。
参加讲习班的三十多个人，别人都发表过不少作品，唯独我只发表过一首小诗。我怕人家瞧不起我，走路都不敢抬头看人家，总是盯着别人的脚后跟。
恰恰是这短短半个月的讲习班，成了我人生的重要转折点。我就像一个在大海中挣扎得精疲力竭的溺水者，忽然抓到一根救命稻草；更像一个穷途末路者，意外发现兜里还剩下最后一枚铜板。就在这次讲习班上，我决心把我生命中的最后一枚铜板全部押在文学的圣坛上！
这枚铜板正是时代赐给我的——中国正掀起十年浩劫后的第一场文学热。
之后，我背着贺玉，怕他笑话我，以工厂为素材偷偷地写了一篇小说。
捧着这篇三千字的小说，我战战兢兢地来到《合江日报》副刊编辑丁继松老师面前，恭恭敬敬地说：“丁老师，您看看我这篇东西行不行？”
这位面相慈祥，曾写过许多散文的老编辑，看完之后，操着安徽口音，说出一番鼓励我一生的话：“雅文同志，我搞了二十多年编辑，我相信我的眼力。我认为你在这方面是有才气的，希望你能坚持下去。”
我不知丁阎二位老师从我的小文里看到了什么才气，但对我来说，却像一个牙牙学语的孩子，忽然听到母亲的夸奖，更像一匹找不到归途的老马，终于听到有人对我说：“看，那就是你回家的路！”
为了寻找这条归途，我苦苦地寻觅了二十多年，现在终于听到了母亲的召唤……
像我这种家庭出身的人，没人能指导我的人生，只能靠自己像瞎虻似的东一头西一头地瞎闯。闯对了，也许就闯出来了，闯错了，一辈子也就白混了。不仅是我，好多人都像我一样，都在苦苦地求索，孜孜不倦地追求，到头来仍然是一场空忙。我跟头把式地折腾到三十五岁，才偶然找到一条渺茫的、不知结果的人生道路。
于是，我这个既没有创作前的准备，又没有多少文化积累和熏陶，更没有受过名人指点，只受过五年正规教育的三十五岁女人，仅凭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虎劲儿，凭着对理想的狂热，匆匆忙忙地冲上了拥挤着千军万马的独木桥……
1979年7月6日，我第一篇小说处女作《生活的浪花》发表在《合江日报》上，有人还为此写了一篇小评论。
这篇小说使全家兴奋了好多天，也使很多人对我议论了好多天。他们不相信是我写的，都说是贺玉替我写的。大家都知道贺玉爱写诗，比我有才气。。
不过，当我把这篇小说拿给父亲时，七十多岁的老父亲戴着老花镜，哆哆嗦嗦地看了半天，激动地说了一句：“我早就说过我老儿子将来会有出息……”
但很遗憾，一直对我寄予厚望的父亲并没有看到我出成果那天。
从动笔那天开始，我就把自己交给了魔鬼，这个魔鬼不是别人——
我就像一个穷途末路的人，把生命的最后一枚铜板全部押在文学的圣坛上，玩命地拼起来。
回忆我这一生，许多时间都是在梦想与追求中度过的。
那时候，我并不知道查尔斯•萨姆纳说过“成功有三个必要的条件，那就是毅力，毅力，还是毅力！”就像当年一心要读书，却不明白知识能改变命运一样，我知道只有持之以恒地拼搏下去，才能实现我的冠军梦。
当过运动员的人都知道，一个运动员也许没有取得过好成绩，但他绝不缺少毅力。我曾在大学讲座时说：“我也许没有才气，也许缺少灵性，但我敢说，我绝不缺少无坚不摧的毅力！”
我深信罗曼•罗兰说的话：“前途属于那些一旦决定之后，就不屈不挠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人！”
不屈不挠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正是我的个性。
从动笔那天开始，我就不是以文人的斯文来进行创作，而是像运动员训练一样拼命。多年以后，我和先生谈起当年的情景，他说：“你的那股劲头不是让人佩服，而是让人感到可怕！别人都管你叫拼命三郎……我相信一个人要有你那股劲头，没有不成功的！”
我不是拼一天两天，而是一拼就是二十年！
我在小桌前贴上自己的座右铭：“不要叹息昨天，昨天已经属于历史，而是要紧紧地把握今天，今天才属于现实。”
我就像着了魔似的，脑袋里除了小说什么都没有。白天坐在办公室里摆弄数字，但心思根本没放在工作上，上班、走路、骑车、开会……连做梦都在构思小说，因此闹出了不少笑话。
一天上街，我骑着自行车又在琢磨小说，骑着骑着，忽然骑到路边一个男人的两腿中间了。那人夹着自行车前轱辘回头问我：“你这是往哪骑呀？”我这才猛然惊醒，急忙向人家道歉。
由于心不在焉，我家所有的锅碗瓢盆没有不掉漆的。我一天打过两只暖壶，两天拧折过两把拖布杆，常把暖瓶盖扔进水壶里……
最可笑的是，我把家里新安装的胶合板门撞出一个大坑，竟然大呼小叫地问全家人：“哎，你们谁把门撞坏了？”孩子都说不是他们撞的。后来发现我自己的右膝盖青了好大一块，我竟然丝毫没有感觉。
最狼狈的一次，我居然跟着一个男同胞闯进了男厕所……后来再上厕所，我总是一再提醒自己，千万别走错了，太丢人了！
但我发现，白天想得好好的，晚间一坐到折叠小桌前脑袋里却空空如也，什么词都没有了，坐在那苦思冥想，一坐就是五六个小时，憋得脑袋生疼，唯一的收获就是墙角一堆揉皱的稿纸。折叠小桌是贺玉在一个高低柜上安的，不用时可以折起来，很是方便。
我问自己：“你能行吗你？你念那么点书能写小说吗？你到底是不是写小说的料？”
“行，你一定能行！你一定要坚持下去！”
我千百遍地问自己，又千百遍地回答自己，每天都这样反反复复地折腾着，苦苦地折磨自己，天天熬到凌晨一两点钟。
每天晚上，我脑海里都会出现两个小人儿，一个是犹豫不决而缺少信心，另一个却是坚定不移而充满自信。一个小人儿总会找出许多例子对另一个小人儿说：“你看奥斯特洛夫斯基只读了三年书，杰克•伦敦只是一名水手，高尔基只读了小学二年级，马克•吐温十三岁进了印刷厂，大仲马并没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
我每次都用这些世界级的作家，来打败那个不争气的小人儿。不要小瞧了这种内心的斗争，它是战胜自我的关键。如果一开始我就自己把自己打败了，那就不会走到今天了。
我发愤地读书，利用一切时间，恨不得把一分钟掰成两半儿用。白天上班，就把小说藏在办公桌里偷偷地看，下班回家，一边摇风轮做饭，一边囫囵吞枣地啃着《红楼梦》；一边切菜，一边背诵墙上挂的古诗词。切土豆丝，不小心把手指切了，鲜血把菜板都染红了。把卧室和厨房的墙上，全都挂上古诗词，几天换一茬。读小说读到好的段落，就把它抄下来。今天再翻开那些摘抄笔记，仍然觉得那些语言很美，很有感染力。
这种摘抄对我早期的创作大有启发。它使我感受到小说语言的独特魅力，使我渐渐找到一种文学创作的感觉，这种感觉对我来说太重要了。它就像运动员进入竞技状态一样，创作也需要进入一种状态。我发现过去摘抄的那些名言警句，爱唱的那些歌曲，对我创作都大有益处。
与驾驭语言相比，我在编织故事方面要容易一些。这可能与我从小就爱幻想、爱瞎编故事有关。小时候，我最爱编的故事就是罗锅二姐的病好了，又能直溜溜地站着了，又拽着我满山遍野地疯跑了，那个货郎子骑着大红马来娶二姐了……而且，我常常被自己瞎编的故事感动得热泪盈眶。直到今天仍然如此。有人说，这种爱幻想、爱动感情的个性，正是作家的特质。我也不知是不是作家的特质，我只觉得有一种强烈的创作冲动时时撞击着我，呼唤着我，好像我的每个细胞都被创作的欲望激活了。我的生命里充满了从未有过的激情与活力！
于是，在城郊结合部那片低矮的因经常停电而漆黑的平民区里，每天晚间都能看到我家的灯光一直亮到深夜。我和孩子人守一支蜡烛。三支烛光照亮了我们的小屋，也照亮了各自的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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