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传记大国，有源远流长的传记写作传统。但是，在现代学科体系划分中，由于传记理论建设的薄弱、文体性质及归属不清晰等原因，致使学科建设与发展长期滞后。这不仅使传记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学术价值得不到充分重视，也无法为日益繁荣的传记写作提供学科指导和理论支撑。中国传记研究现状，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一些学科设置同社会发展联系不够紧密，学科体系不够健全，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比较薄弱。”有鉴于此，2023年6月30日，中国艺术研究院传记研究中心举办“探索与共识：新时代传记学学科建设”论坛。在论坛上，来自南京大学、北京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多位学者围绕“新时代传记学学科建设”议题，讨论中国传记发展史以及传记与其他文体的关系，现代学科分类中传记学的学科归属及制约传记学学科发展的因素和机制问题，传记的跨学科性质及未来发展方向，传记教育及教学现状、教材编写和人才培养情况，建立中国特色传记学学科的构想和对策，以及与传记学学科建设相关的其他前沿问题。
南京大学杨正润教授详细谈了当前传记领域发生的五个方面变化：在大数据时代，社会在变，传记也在变；媒介多样化带来传记新类型，出现图像传记、传记电视片、视频传记、自媒体传记等新样式；传记主体趋向大众化和平民化；回忆录成为传记的主流；传记功能不断扩大，如医学功能、娱乐和自我实现功能、商业功能、学术研究功能。因此，应当扩大传记研究的对象和范围。不仅要对新出现的重要传记类型和亚类型开展研究，而且应该特别注意传记的变革对传记发展的影响，回答传记的变革所引起的一系列问题；同时，要加强对作为当前重大文化现象的自媒体传记的研究。目前，中国传记研究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并且取得了一些成绩，如中国传记学的基本框架已建立、传记研究全面展开、传记研究中的主体理论更是得到确立和发展，这些都是传记作为一门学科得以成立的基本前提。
中国艺术研究院李心峰研究员认为，与国际传记研究相比，中国的传记研究还不够全面、深入，存在学科定位不清、基础理论研究薄弱且滞后等深层问题，因而尤须加强传记本体理论的研究，比如文学性、真实性、方法论意义，等等；关于传记学学科建设，他认为，目前在国家大力发展交叉学科背景下，传记学有望成为其中的一科。
李心峰研究员在线上发言
陕西师范大学张新科教授从理论与实践层面全面、深入探讨了传记学学科建设问题。关于前者，他从学科体系建设、价值论、源流论、本质论、主体论五个方面予以阐述；关于后者，他认为传记学要列入学科目录，开设相关课程，要有一个学术组织，还要有高层次的专业刊物。他分析目前传记研究存在的问题，即基础工作非常落后；理论研究不够深入；实践层面存在因人而设、学科不清晰等突出问题。因此，要加强文献整理，创建数据库，不断挖掘新资料，也要加强中国传记学的理论研究。同时，在实践上，可尝试自主设置一个二级学科。在新时代，传记学学科建设，机遇与挑战同在，要在坚守文化自信、文化发展、文化传承、文明互鉴前提下，勉力而为：要建立完整的人才体系、教材体系；可以借鉴文献学经验，分别在文学和史学等一级学科下自主设立二级学科，也可以在文体学、国别区域研究、交叉学科、外国语言文学等目录下自主设置二级学科。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刘佳林主任的发言，首先强调学科制度化建设的必要性、重要性。学术成果的生产、学术机构的设立、学术团体的组建，继而获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学科目录的设置，以及相关的高校系科设置，都是制度建设中非常重要的措施或路径。他以夏威夷大学传记中心、牛津大学传记中心、上海交通大学传记中心、中国艺术研究院传记研究中心为例，逐一分析了其机构内部运作情况、学术平台功能、人才培养模式、已取得的科研成果，以及对推动中国传记研究和学科建设所产生的影响。通过上述考察，他认为，学者个人因素、学术项目、学术期刊在传记学学科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应鼓励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参与传记研究，扩大学科从业人员队伍，从而扩大传记研究在人文社科领域内的影响力；机构及人才培养大都设置在中文系或英语系，中文创意写作有望自成一科，这都给传记学学科建设带来新可能，但归根结底，应努力争取传记学在学科目录中的学科地位。北京大学杨国政教授以“在新文科背景下深化传记学学科发展”为题作了发言，认为，随着在“新文科”建设成为当前高校学科教改热点背景下，传记迎来发展新机遇，即传记在学科属性上的模糊性在新文科背景下先天地具有跨学科的优势，是多个学科交叉融合的“应许之地”，因此，我们可以不纠缠于传记的学科归属，跳出真实与虚构的争议，跳出传主形象的刻画、传记的语言特色等传统框架，将其作为一个交叉的跨学科门类加以研究，以一种更加开阔的视野，在一个更高维度上探讨传记的文学、历史之外的意义和价值。他认为，经过一辈又一辈学者的不懈努力，数十年来的传记研究已经打下坚实基础；在传记理论、传记史方面，出现了一批标志性专著。但是，问题依然存在，比如：当前的研究仍是学者们的单打独斗，呈现为“点”状的对某个传记家、某部传记作品、某个传记现象的研究，在“面”和“体”的维度上尚需拓展和深入。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鲁太光所长从学科成立的必要性、传记学科的重要性、大传记问题、设置二级学科的可能性四个方面，谈了对新时代传记学学科建设这一命题的观点。中国人民大学杨祥银教授作了“口述史与传记的共生关系”的主题发言。他认为，目前，大众对于口述史的关注大于学术界，公众领域对于口述史的需求比较大。作传动因是促使现代口述史生成的重要因素，而作为传记资料来源、传记书写方式、口述史呈现形式，又分别是口述史存在或发生作用的三种样态。作为跨学科视域的个人证词，口述史同传记一样在多学科、多领域中占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杨庆祥副院长简要谈了传记对作家及其创作的内在影响，并以唐浩明的长篇传记体小说《曾国藩》为例，分析了传记作为一门综合性学科的特质。同时，他主张可借鉴创意写作专业的经验，寻求在交叉学科目录中将之列为一门的可能性。与会学者一致认为，新时代传记学学科建设，是一个涉及基础理论研究、学术平台打造、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专业门类申请等诸多环节在内的复杂的系统工程，是需要各方力量和各种资源合力发生作用的结果。如今，在倡导创建“新文科”和大力发展“交叉学科”背景下，以跨多领域、多学科为特质的传记在专业建设方面迎来发展新机遇。本次论坛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传记研究中心主任、《传记文学》杂志主编斯日主持。《传记文学》杂志副主编胡仰曦、传记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元珂以及编辑部全体成员、团结出版社编辑陈梦霏等参加论坛。本期论坛为中国艺术研究院传记研究中心举办的第十二期论坛。中国艺术研究院传记研究中心成立于2020年。三年以来，本中心通过发布传记研究年度发展报告、课题立项、定期举办学术论坛等多种形式，已在传记研究和批评、传记资料整理和出版、传记创作和教学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扎实的成果，初步打造了一本杂志、一个中心、一个论坛“三位一体”的发展格局。在未来，本中心继续以中国艺术研究院为学术平台，努力坚守“学术共同体”原则，积极与学术界同仁展开交流，致力于学术前沿问题跟踪、研究，为中国特色传记学“三大体系”建设贡献我们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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