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望星空：共和国功勋孙家栋》，黄传会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23年8月第一版
这是一次书写英雄的写作，也是一次向英雄致敬的写作。著名报告文学作家黄传会的长篇新作《仰望星空：共和国功勋孙家栋》，得到“两弹一星”元勋、“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孙家栋院士授权。孙家栋院士并亲笔致信：“《仰望星空》就是一部航天事业发展历程的回顾，通过许多航天人感人至深的故事，传播了‘两弹一星’精神，弘扬了航天精神，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仰望星空》光开头就换了七八遍，全书完稿后，黄传会又大改了三次，一次次推敲打磨。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徐剑说：“黄传会的每一部作品都可以把地面砸一个坑。《仰望星空》更是如此。”而在四十多年的写作历程中，黄传会越来越有一种敬畏之心，他希望每一部作品都比上一部写得更好，都能超越自己；希望每一部作品都对得起自己，更对得起读者。采访中，黄传会多次提起的一个词是“透”。采访要“透”，写作要“透”。倘若觉得当时的采访不扎实，不精彩，他会一次次打电话与采访对象反复沟通。几次三番，他与采访对象成为朋友。而对采访来的故事，力求真实的同时，他则千方百计调动各种文学手段，在作品的思想性、文学性和感染力上下足功夫。黄传会说，前辈作家徐怀中在耄耋之年写出了《牵风记》，书中洋溢着浓烈的浪漫主义色彩。我们许多报告文学缺乏灵动，写得太老实了。有一次，他在采访北斗二号卫星系统副总设计师王平时，说：“航天人整天想的是科技攻关，是不是生活太缺少情趣了？”王平马上反驳说：“不是缺乏情趣，而是忙得顾不上‘情趣’。我就特别喜欢歌剧，上学时经常深更半夜收听歌剧。加入航天队伍后，哪还有时间去听歌剧？不过，北斗二号试验星发射成功后，当夜我久久无法入眠，深夜打开笔记本电脑，找出最喜爱的普契尼歌剧《图兰朵》中著名的咏叹调《今夜无人入睡》……听得热血沸腾。”黄传会要的就是这些细节。有了精彩的细节，写起来才痛快、才过瘾。《仰望星空》就是这样一部他写得“过瘾”，读者也看得“过瘾”的作品。中华读书报：航天领域神秘，专业复杂，创作中您一定面临很多困难，可否谈谈《仰望星空》创作中的甘苦？如何在疫情期间完成采访写作，又如何克服“航天盲”的？
黄传会：2019年底接受创作任务后，我就紧锣密鼓地进入了创作状态。没多久，新冠疫情爆发，打乱了原定的采访计划。幸好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给我快递来了一整箱的图书资料，包括《钱学森的航天岁月》《钱学森的科技人生》《山高水长：回忆父亲聂荣臻》以及任新民、屠守锷等院士的传记，几百万字，我全部翻阅了，即使读不懂也要了解是怎么回事。读完这些资料，对航天领域有了基本的了解。我说过：报告文学是“走”出来的文学。疫情期间，很多采访都是戴着口罩完成的，这在我的创作生涯里是第一次。有一次约好了上午九点采访欧阳自远院士。怕堵车，我早上七点出门，等车开到中科院门口，突然接到来电，说发现疑似病号，整个大楼封了，采访只好取消另约。疫情时缓时急，见不到采访对象，干着急！中华读书报：写孙家栋，为什么要从“一钱四老”写起？作品在叙事上采取了多线索推进，这样的叙事安排出于怎样的考虑？
黄传会：第一代航天人的代表人物“一钱四老”从海外学成归来，看完这五个人的人生经历和壮举，我想这本书的基调有了，就是爱国主义和奉献精神。孙家栋留学归国，一参加工作，就在钱学森和“航天四老”的领导下，他最强烈的感受是他们身上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奉献牺牲精神。也因此，才有了后来孙家栋常常说的“国家需要，我就去做”的思想，这是一脉相承的。中华读书报：高科技与文学性的矛盾如何解决？ 如何尽量做到二者兼顾？
黄传会：航天题材对我来说是个挑战。孙家栋一生承担了五大工程，基本包揽了航天的所有领域，而且绝大多数项目都是作为总设计师。写孙家栋，必须要写“1059”导弹、东方红一号、“嫦娥”“北斗”“天问”五大工程，必须要向一般读者阐述清楚这五大工程的科技含量、工程难度、科研成果。而这些阐述专业性太强，甚至非常枯燥。但只有将这些问题讲清楚了，才能体现出孙家栋所做的贡献。所有高科技的写作都会遇到科学与文学的矛盾问题。我的原则是：一定要把高科技的内容讲清楚，写科学家不能光写他们的日常生活，每一个项目都很艰难，有的甚至比登天还难，要写出他们战胜了哪些困难，才能展现重大的科学意义，否则就缺乏科技含量。我重点采访了近百位航天人，每写一个人，都会把相关的章节发给他本人审阅，避免科技表述出现“硬伤”。我认为，为了把科学家承担的任务讲清楚，可以牺牲一点文学性。中华读书报：但是实际上《仰望星空》的文学性很强，为这本书增加了可读性。
黄传会：写得越多，我对报告文学的文学性看得越来越重。过去强调报告文学七分靠题材，三分靠写作，题材抓好就成功了一半，这个“定论”戏弄了报告文学作家很多年了。题材有重轻大小之分，但报告文学必须有文学性。报告文学是文学作品，没有文学性的话，题材再重大，读者不爱读，等于作家白忙乎了。所以，抓到一个好题材，一百步刚刚走了三十步，还有七十步是靠文学性完成的。有些小题材，照样写出好的“大作品”，细细读来，支撑着它的是文学性。报告文学能走多远，跟文学性有密切关联。文学性包含很多方面，具体到《仰望星空》，文学性体现在：一是结构，一些作品写科学家，往往从他（她）小时候写起来，这种叙述节奏太缓慢；我在第一章写几位科学家归国，就是出于结构的考虑；二是应该有想象。我们常说，报告文学创作要“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具体到孙家栋这个人物，他承担的五大任务无法改变，更不能虚构。比如说，他没有参与载人航天工程，你不能把这件事也加到他身上。但在一些事情的具体描写刻画上，完全可以有一些文学想象。全书的最后一章写什么？我想象应该让孙家栋做个梦，梦他到了月球上，与航天老前辈重逢，这个梦做得特别有意义，特别有情趣，我也写得津津有味。许多朋友看了后，都点赞。听孙老秘书说，孙老看了结尾，“噗哧”一笑，说：这位作家真有想象力！
多年的创作实践我体会到，“大事不虚、小事不拘”，报告文学创作，最能体现作家才华的是“小事不拘”这部分。
中华读书报：《仰望星空》中有对大时代、大事件的整体描述，也有对科学家个体命运的具体描写。这需要有个性化的细节观察，更需要大的格局和视野，您是怎么做到个人史与国家史叙事有机融合的？
黄传会：不论大人物还是小人物，都离不开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仰望星空》必须要写出孙家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遇到的考验和挑战。孙家栋刚留学那几年，还是一般的科研人员；他的科研人生是从东方红一号开始的；“文革”时不让他到发射现场，孙家栋痛苦、无助，他的性格这时就凸显出来了，每个时代他都面临不同的挑战和考验。双肩挑起“北斗”和“奔月”项目时，他已是75岁的老人；实现我国火星探测任务时他是论证组组长，已经成为一个战略型科学家了——描写这些，都离不开时代背景，需要宏观把握，要把不同时代、个人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结合起来，人物的品质就能突显出来。中华读书报：这部作品同时体现了您在创作上的探索意识和艺术个性，在既往叙事风格上亦有所突破，您觉得呢？创新是否贯穿写作历程？
黄传会：对报告文学创作，几十年来，我一直怀着一种敬畏之心。唐诗宋词，明清小说，这些体裁都是经过几百年锤炼才形成。而报告文学非常年轻，真正变成独立成型的文体，不到一百年。报告文学这个文体说复杂很复杂，说简单很简单：一是真实，二是文学。但要将这二者结合起来，写出高品质的报告文学，难唉。小说的才华体现在作家的虚构能力和想象才华；报告文学不能虚构，想象可以，想象到什么地步，这里面有个“度”的把握的问题，放任自流，那就成为虚假了。比如最后一章，孙老做的那个梦，必须与航天有关，与他的生活有关，所以他笑而接受了。中华读书报：您如何看待作品的思想性？如何通过采写体现报告文学的思想性？
黄传会：思想性是作品的精神支柱，一部报告文学是否立得住，首先是思想性。谁写孙家栋都要写爱国奉献。但怎么展现思想性？我觉得应该千方百计调动文学手法，结构、故事、细节、语言……缺了哪样都不行。采访中我发现一个细节，一次发射，副总师在餐桌上摆了只柿子，寓意“心想事成”，这不是迷信，是情趣。孙家栋给老伴准备药，老伴给他带布鞋，这些都是孙老的秘书告诉我的。报告文学采访要处处留心，看似婆婆妈妈，但往往能挖掘出感人的细节。而一个个看似不起眼的细节，又最能展示人物的情怀和精神。采访是报告文学作家综合实力的一种体现。怎么能和采访对象平起平坐，让人家愿意和你说，不论是省委书记还是农民工，都像朋友一样相处，这是一种能力。语言处理上也需要技巧，一是叙述语言要符合航天群体的状态。有人曾经对我建议，希望我写航天这个题材，不要写得那么“硬”，动不动就是国家利益、奉献牺牲。可是在和航天人接触时，发现他们想得最多的就是国家利益，如何用国之重器，保护国家安全。我不可能让他们说那些软绵绵的话。我采访一位博士，问他加入航天队伍的感受，他说刚开始一两年有些坚持不下去，一是工资不高，二是几乎没有节假日，可是两三年以后，他就被这个集体潜移默化了。这就是航天人真实的生活、工作状态。中华读书报：读完作品，发现您对笔下的每一个人物都充满感情。比如“这是我们共同的奖牌”一章写孙家栋和妻子之间的感情，写出了航天英雄背后的家庭支持。尤其是孙家栋戴着花镜帮妻子把14天早、中、晚服的药，分别装进14个小药盒里一幕，生动感人。
黄传会：这次写作，让我有机会走近航天，进入一个完全崭新的领域。我一次次被航天人的精神、情怀所感动。我们的国家太需要航天人身上的这种爱国主义和奉献精神。可以说是航天人的精神、情怀激励了我，给予我写作的激情。我们的民族英雄林立，但书写英雄的精品力作还是缺少，这是值得我们每位写作者认真思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