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传记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2012年10月 中国 韩城 《史记》一篇充满传奇和谋略色彩的传记 ——《留侯世家》读后 (台湾) 李 伟 泰 一、引 言 《史记．留侯世家》是一篇充满传奇和谋略色彩的传记。关于本篇的传奇色彩，吴见思（1621-1680）在“圯上老父”授书一节后评论说： 此节夜半来去，悄悄默默，写有鬼神气。[1] 姚祖恩（生卒年不详，所著《史记菁华录》，编成于康熙六十年辛丑〔1721〕）说： 子房为韩报仇，一段忠勇之气，便是千古大侠，所以传中离奇闪霍，所遇之人，所为之事，多在可解不可解之间。后世神僧、剑客诸传，诺皋、杜阳诸录，悉蓝本于此，自来却无人拈破。[2] 韩兆琦说： 〈留侯世家〉通篇带有一种虚诞飘忽的色彩，从而使张良具有了一种神话传奇的性质。[3] 关于张良的谋略，可以从黄震（1213-1280）论述张良的事功中见其大概： 利啖秦将，旋破巉关，汉以是先入关；劝还霸上，固要项伯，汉以是脱鸿门；烧绝栈道，激项攻齐，汉以是得还定三秦；败于彭城，则劝连布、越；将立六国，则借箸销印；韩信自王，则蹑足就封，此汉所以卒取天下。劝封雍齿，销变未形；劝都关中，垂安后世；劝迎四皓，卒定太子，又所以维持汉室于天下既得之后。凡良一谋一画，无不系汉得失安危，良又三杰之冠也哉！[4] 上述事功的背后，有张良的《老》学和兵学基础。关于张良的《老》学，杨时（1053-1135）从负面论其可畏之处： 老子之学最忍，他闲时似个虚无单弱底人，到紧要处发出来，令人支吾不住，如张子房是也。子房如峣关之战，与秦将连和了，忽乘其懈击之；鸿沟之约，与项羽讲解了，忽回军杀之，这便是柔弱之发处，可畏！可畏！[5] 按：黄、老之术在汉初具有安集百姓，天下宴然的功效，[6]这是它的可贵之处，至其欲夺固与，以柔弱胜刚强之术，[7]确属可畏的谋略。然而学术每每具有两面作用，应该分别看待，不必一概而论。至于张良如何应用其《老》学与兵学修养的详情，分在三、五两节详论。 下文拟在前人议论的启发下，以狙击始皇，“圯上老父”授书和“四皓”随侍太子三事为中心，提出个人阅读本篇的若干体会。 二、狙击始皇事件的得失 司马迁为留侯张良写传记，简单叙述其身世后，接下来即写张良倾其所有家财求客刺秦皇，为韩之灭国复仇。遂即发生良与力士于博浪沙狙击秦始皇，误中副车的事件。[8] 历代有许多歌颂张良狙击秦始皇的诗文，兹摘录李白（701-762）和陈孚（1240-1303）的诗为例。李白〈经下邳圯桥怀张子房〉诗： 子房未虎啸，破产不为家。沧海得壮士，椎秦博浪沙。报韩虽不成，天地皆振动。[9] 陈孚〈博浪沙〉诗： 一击车中胆气高，祖龙社稷已惊摇。如何十二金人外，犹有民间铁未销？[10] 李白和陈孚都过分夸大了这次事件的影响。实际上这是一个孤立事件，没有配套的其它起义行动，徒然为暴君酷吏的滥诛制造口实。史称： 秦皇帝东游，良与客狙击秦皇帝博浪沙中，误中副车。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贼甚急，为张良故也。 负责警卫的郎中令及配合值勤的地方官吏为求自保，自然不免捉拿乃至冤杀众多无辜的百姓塞责。陈确（1604-1677）有一首〈（福孙）又呈咏子房诗因针之〉的诗评论此事： 子房未学道，椎秦若儿戏。大索虽未得，滥诛岂胜计？徒然助秦虐，奚裨报韩事？慎旃勿妄陈，赋诗以见志。[11] 这首诗是为答复他的孙子陈福再次呈上〈咏子房诗〉而作。陈福在诗中大概屡次颂扬张良狙击秦始皇一事的正面意义，没有考虑到这是一个孤立事件，没有和这件事相呼应的起义行动，徒然因此牵累众多无辜百姓，对于革命事业的开展并无益处，所以陈确批评这是一件“儿戏”之举。 这次事件对无辜受害的百姓来说诚然是一件悲剧，但对张良来说却促使他的性格因此产生脱胎换骨的变化，从孟浪冲动转向冷静沈着。推测张良在看到狙击秦始皇的举动导致悲惨的结果之后，必然做了一场深刻的反省，决定潜下心来研究谋略和兵法。〈留侯世家〉说他研读的是《太公兵法》，是“圯上老父”，也就是后世俗称的“黄石公”所赠予。从〈留侯世家〉所载和司马迁的评论来看，张良的谋略其实深受《老子》和《孙子兵法》的影响。（详后文） 三、虚拟的“圯上老父”及其用意 张良研读的兵书，〈留侯世家〉用相当的篇幅描写“圯上老父”夜半授书的场景。对于此事，历代学者有人相信确有其人其事，有人斥为留侯之诈。关于前者，刘知几（661-721）以为司马迁记录汉朝的瑞应，以彰显其灵验： 若吞燕卵而商生，……圯桥授书于汉相，此则事关军国，理涉兴亡，有而书之，以彰灵验可也。[12] 苏轼（1037-1101）以为“圯上老父”当是秦世之“隐君子”，藉此教子房“能有所忍，以就大事”： 夫子房受书于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隐君子者出而试之？......子房以盖世之才，不为伊尹、太公之谋，而特出于荆轲、聂政之计，以侥幸于不死，此固圯上之老人所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鲜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夫老人者，以为子房才有余，而忧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13] 关于后者，日．中井积德（1732-1817）以为乃是留侯诳骗后人： 黄石公谁见而谁传之？皆出于留侯之口也，即后来辟谷之术也。后人好评论之，皆受留侯之诳也，非愚而何？[14] 中井氏又说： 《太公兵法》，乃留侯之秘权，非实说。[15] 刘咸炘（1896-1932）以为这是“子房之诈”： 马载圯桥事，正见子房之诈。[16] 刘氏又说后世不察，“乃信假说以为实”： 夫圯上黄石，正篝火狐鸣，遇龙斩蛇之类也。……后世不察，乃信假说以为实，谓命世之夙成，史公当失笑耳。[17] 按：前人未必都受留侯的诳骗，不过其意不在考据，所以姑且借着众所共知的故事来发挥个人的议论。 〈留侯世家〉载张良“大父、父五世相韩”、“家僮三百人”，其家藏书中当有各种兵法，张良幼时或许就已经熟读成诵，只是还不能瞭悟其中精意罢了。即或未尝诵读，且其家藏书也已毁于秦火，以其家世，假使有意于学兵法，求《太公兵法》等兵书也不是难事。托言“圯上老父”授书，乃是他从《老子》书中学到的人臣北面自保之术。《老子》十五章： 古之善为士者，[18]微妙玄通，深不可识。 九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棁（锐）之，不可常保。 五十六章：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兑，[19]闭其门，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故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不可得而贱，故为天下贵。 《汉书．艺文志》说道家是“君人南面之术”，[20]所以河上公注将“善为士者”理解为“得道之君”。[21]实际上人臣的才干太过突出，权力欲望太强都必将引起君主的猜忌，所以人臣为求自保，一方面非韬光养晦，和光同尘不可；二方面非刻意节制对权势的欲望不可。换言之，张良为图自保，先是杜撰一个虚拟的“圯上老父”，期望他人相信他是被动学习兵法，以掩盖其主动学习韬略的锋芒。后来的“封留足矣”、“辟谷”、“道引”、“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同样也是老子的人臣北面自保之术，《老子》九章： 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 四十四章： 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 张良深于《老》学，他种种谦退的作法，目的在使高祖、吕后相信他志切求仙，对于人世间的荣华富贵看得很淡薄。张良藉此成功的表述他“知足”、“功成身退”的人生观，赢得高祖、吕后对他的亲信。 四、司马迁是否相信“圯上老父”为实有其人 赞文对“圯上老父”的有无若信若疑： 学者多言无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侯所见老父予书，亦可怪矣。高祖离困者数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岂可谓非天乎？上曰：“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千里外，吾不如子房。”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盖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 仅从世家赞文探索，学者的意见往往相左。如刘辰翁（1232-1297）说： 此传自东（仓）海君、力士、圯上老父、以至四皓，（岂）必有姓名哉？殆以天人助兴汉业，故屡见不为怪。末著子房学道欲轻举，与黄石俱葬，首尾奇事。[22] 又说： 将极言有鬼神，却从无鬼神说，满传奇怪，亦不得不尔。引而归之天，正郑重。[23] 王祎（1321-1372）说： 据太史公赞，盖真以黄石为鬼神也，与昌黎韩子以桃源为神仙何异哉？眉山苏公曰：“黄石公，古之隐君子也。”是可以胠千载之惑矣。[24] 竟似司马迁真信黄石公为鬼神！吴见思于〈留侯世家〉文后说： 老父，赞语以为鬼物，故夜半踪迹，俱用疑似之笔，真若鬼物在侧，森然欲出。故自妙笔，然东坡隐君子一论为正。[25] 也坐实司马迁以老父为实有其人，于赞文“每上冢伏腊，祠黄石”下则说： 又应授书老父似有如无，终以不了了，倘侊莫测。[26] 则又以司马迁的意向为未定。总之，仅从世家赞文探索，确实难测司马迁的真正意向。 参看〈陈涉世家〉篝火狐鸣之技，〈高祖本纪〉遇龙斩蛇之事，和“圯上老父”正相似。〈陈渉世家〉载： （陈胜、吴广）乃丹书帛曰“陈胜王。”置人所罾鱼腹中。卒买鱼烹食，得鱼腹中书，固以怪之矣。又间令吴广之次所旁丛祠中，夜篝火，狐鸣呼曰“大楚兴，陈胜王。”卒皆夜惊恐。旦日，卒中往往语，皆指目陈胜。[27] 〈高祖本纪〉载： 高祖，……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 高祖被酒，夜径泽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还报曰：“前有大蛇当径，愿还。”高祖醉，曰：“壮士行，何畏！”乃前，拔剑击斩蛇。蛇遂分为两，径开。行数里，醉，因卧。后人来至蛇所，有一老妪夜哭。人问何哭，妪曰：“人杀吾子，故哭之。”人曰：“妪子何为见杀？”妪曰：“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为赤帝子斩之，故哭。”人乃以妪为不诚，欲告（笞）之，妪因忽不见。[28] 此数事与“圯上老父”的出现相似，刘咸炘（1896-1932）早已揭穿其理： 夫圯上黄石，正篝火狐鸣，遇龙斩蛇之类也。……后世不察，乃信假说以为实，谓命世之夙成，史公当失笑耳。[29] 则司马迁当不为张良所惑也是一件明白的事，世家赞文故作疑辞，不过为与全文闪烁迷离的笔调相配合而已。 五、司马迁对张良的《老》学与兵学的体会 司马迁对于张良的《老》学与兵学的体会，有让读者自行领会的部分，也有明白指出的部分。关于前者，如详尽描述张良虚拟“圯上老父”的神话。关于后者，他在〈自序〉引述《孙子》及《老子》的话，说明张良在运筹帷幄时，善于灵活运用《孙子》及《老子》之学： 运筹帷幄之中，制胜于无形，子房计谋其事，无知名，无勇功，图难于易，为大于细。作〈留侯世家〉第二十五。[30] “制胜于无形”，本于《孙子．虚实篇》： 形兵之极，至于无形。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31] “无知名”二句，本于《孙子．形篇》： 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32] “图难”二句，本于《老子》六十三章： 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 兵本有形，小自单兵，大至兵团，无论动静，都是有形之物，如何得至于无形？其中含有极为丰富的理论内涵，梅尧臣及何氏都从虚实的应用来解释其中的道理。梅尧臣说： 兵本有形，虚实不露，是以无形，此极致也。虽使间者以情伪（钓？），智者以谋料，可得乎？[33] 何氏于“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故能为敌之司命”五句下说，兵非无形，而是由于敌人不能判断我方的虚实，所以有形等于无形；也不是无声无息，而是由于敌人不能判断我方真正的声息，所以有声等于无声。反之，敌人的虚实则为我方所掌握： 武论虚实之法至于神微，而后见成功之极也。吾之实，使敌视之为虚；吾之虚，使敌视之为实；敌之实，吾能使之为虚；敌之虚，吾能知其非实。盖敌不识吾虚实，而吾能审敌之虚实也。吾欲攻敌也，知彼所守者为实，而所不守者为虚，吾将避其坚，而攻其脆，批其亢，而捣其虚。敌欲攻我也，知彼所攻者为不急，而所不攻者为要，吾将示敌之虚，而鬬吾之实，彼示形在东，而吾设备于西。是故吾之攻也，彼不知其所当守；吾之守也，敌不料其所当攻。攻守之变，出于虚实之法。或藏九地之下，以喻吾之守；或动九天之上，以比吾之攻。灭迹而不可见，韬声而不可闻，若从地出天下，倏出间入，星耀鬼行，入乎无间之域，旋乎九泉之渊。微之微者，神之神者，至于天下之明目不能窥其形之微，天下之聪耳不能听其声之神，有形者至于无形，有声者至于无声。非无形也，敌人不能窥也；非无声也，敌人不能听也。虚实之变极也。善学兵者，通于虚实之变，遂可以入于神微之奥；不善者案然寻微穷神，而泥其用兵之迹，不能泯其形声，而至于闻见者，是不知神微之妙，固在虚实之变也。三军之众，百万之师，安得无形与声哉？但敌人不能窥听耳。[34] 各家诠释《孙子．形篇》“无智名”二句，指其取胜于未萌，销患于未形，所以没有外在显赫的功名与战场上的功劳，这也涉及“无形”的道里。杜牧说： 胜于未萌，天下不知，故无智名。曾不血刃，敌国已服，故无勇功也。[35] 何氏说： 患销未形，人谁称智？不战而胜，人谁言勇？汉之子房，唐之裴度能之。[36] 张预说： 阴谋潜运，取胜于无形，天下不闻料敌制胜之智，不见搴旗斩将之功，若留侯未尝有战鬬功是也。[37] 老子所说“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用在政治与军事，消极方面，即何氏所说“患销未形”；积极方面，即杜牧所说“胜于未萌”。以上各家诠释《孙子．虚实篇》与〈形篇〉，固然未必合乎张良或司马迁的意思，而且也只属于张良兵学的一端而已，不过就各家诠释其中的变化已如此之繁多和奥妙来看，张良的兵学修为，确实难于窥其涯岸。 六、导演“四皓”随侍太子的一出戏码 高祖晚年，欲废太子，立戚夫人子赵王如意。张良为吕后画策，卑辞厚礼，迎接遁世已久的“四皓”随侍太子。高祖一见，即刻打消更立太子的心意： （上）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辅之，羽翼已成，难动矣。吕后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歌曰：“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翮已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当可柰何！虽有矰缴，尚安所施！”歌数阕，戚夫人嘘唏流涕，上起去，罢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四皓”的出现何以能令高祖转变更立太子的心意？司马光（1019-1086）以为高祖“但以大臣皆不肯从，恐身后赵王不能独立。”因此不废太子。他认为所谓“四皓”随侍太子改变了高祖的心意绝非事实，故《资治通鉴》不载此事： 髙祖刚猛伉厉，非畏搢绅讥议者也，但以大臣皆不肯从，恐身后赵王不能独立，故不为耳。若决意欲废太子立如意，不顾义理，以留侯之久故亲信，犹云非口舌所能争，岂山林四叟片言遽能柅其事哉？借使四叟实能柅其事，不过污髙祖数寸之刃耳。何至悲歌云“羽翮已成，矰缴安施」乎？若四叟实能制髙祖，使不敢废太子，是留侯为子立党以制其父也，留侯岂为此哉？此特辩士欲夸大四叟之事，故云然。……司马迁好奇多爱而采之，今皆不取。[38] 王守仁（1472-1528）相信有此一事，但认为陪侍太子的人不是真“四皓”，乃是张良等人找来须眉皓白的人，伟（奇）其衣冠以蒙骗高帝： 果于隐者必不出，谓隐而出焉，必其非隐者也。……然则四皓果不至乎？羽翼果何人乎？曰：有之，而恐非真四皓也，乃子房为之也。夫四皓遯世已久，形容状貌，人皆不识之矣。故子房于吕泽劫计之时，阴与筹度，取他人之眉须皓白者，伟其衣冠，以诬乎髙帝，此又不可知也。[39] 笔者以为此事似乎可从下述几方面来理解：首先，以高祖的聪明才智，必能洞悉“四皓”的出现是张良或陈平等人的计策，由于不是犯颜直谏，所以高祖无论是否放弃废立太子的心意，都为双方保留了缓冲的空间。其次，问题的核心也不在“四皓”的真假，而在于“四皓”出现的意义：即功臣已由口舌之谏化为支持太子的具体行动，足以证明太子果然羽翮已成。第三，此时高祖已然病重，即使他执意要废太子，也已没有足够的精力和时间剪除太子的党羽，何况高祖的为人理性重于感性，所以虽然平生最恨雍齿，但为平息群臣恐因平生过失见诛所引发的不安情绪，迅即听从张良之计，封雍齿为什方侯以安众心。所以诚如司马光所说，高祖的权衡是：由于“大臣皆不肯从，恐身后赵王不能独立，故不为耳。”第四，张良隐身导演这一出戏码，由于丝毫没有犯颜直谏所形成的紧张对立，所以一方面可以彰显高祖为了天下的安定，割舍私情，作出了明智的决定，为他赢得了圣明天子的面子；而在吕后和太子方面，则赢得了巩固储君之位的里子。面面俱到，确实是无比高明的谋略。 七、结 论 狙击秦始皇事件是张良生命历程中的转捩点，使他从孟浪冲动转向冷静沈著。“圯上老父”和“四皓”两段是〈留侯世家〉最富传奇色彩，最耐人寻味的部分。这三段所出现的人物，如仓海君、力士、“圯上老父”、“四皓”，其踪迹可说都是来无影、去无踪；他们所做的事情和效果，如张良与力士狙击始皇竟能全身而退，“圯上老父”夜半授书给张良、“四皓”随侍以全太子，也多在可解不可解之间。司马迁在这篇传记之中，即透过这些离奇的人物和事件，成功的将张良塑造成为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并且将他的谋略巧妙的隐藏在传奇性的故事之下。为了配合人物和故事，本篇的文章也因此充满扑朔迷离的氛围。《史记》各篇的文章风格，往往和叙述的人物和事件巧妙的配合，〈留侯世家〉是一篇相当有代表性的例子。
* 本文作者李伟泰，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 [1] 吴见思著，《史记论文》（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70年），页319上。 [2] 姚祖恩著，《史记菁华录》（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页77。 [3] 韩兆琦编著，《史记题评》（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页206。本书由多位学者合撰，〈留侯世家〉的题评由韩兆琦撰写。 [4] 《黄氏日钞》（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46，页29上-29下。 [5] 《补标史记评林》（台北：兰台书局，1968年，影印明．凌稚隆编，明．李光缙增补，日本．有井范平补标本），卷55，页2上。 [6] “安集百姓”语本〈曹相国世家〉（《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卷54，页2028-2029）： 孝惠帝元年，除诸侯相国法，更以参为齐丞相。参之相齐，齐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于春秋，参尽召长老诸生，问所以安集百姓，如齐故诸儒以百数，言人人殊，参未知所定。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参于是避正堂，舍盖公焉。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 “天下宴然”语本〈吕太后本纪赞〉（《史记》，卷9，页395）： 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7] 《老子》三十六章： 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柔弱胜刚强…… [8] 《史记．留侯世家》，卷55，页2034。下文引录〈留侯世家〉，不再注明出处。 [9] 王琦著，《李太白集注》（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22，页21上-21下。 [10] 《陈刚中诗集》（版本同前注），卷2，页6下。祖，始也。龙，人君象。祖龙，始皇之代称。〈秦始皇本纪〉载：秦灭六国后，“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锺鐻（同虡，钟磬架子两旁之立柱。）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杨宽以为：“‘锺’当读作‘钟’，‘钟鐻金人’四字当连读，十二金人是用作悬挂编钟的立柱。”见氏著，《战国史料编年辑证》（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2年），页1180-1181。 [11] 《陈确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页662。 [12] 浦起龙著，《史通通释．书事篇》（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70年），卷8，页8下-9上。 [13] 《苏轼文集．留侯论》（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页103-104。 [14] 《史记雕题》（日本大阪大学怀德堂文库复刻刊行会监修，东京：吉川弘文馆发卖，平成5年[1993]），卷55，页2下。由引文末句，可以想见此老自得的神情。泷川龟太郎《史记会注考证》（卷55，页6。）引此文时删去末句，是泷川氏的厚道，然而中井氏自觉读书有得的愉悦情貌也因而不见。 [15] 同前注，页3上。 [16] 《史学述林．史通驳议》，录自杨燕起等编《历代名家评史记》（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页521。 [17] 《太史公书知意》，收入《四史知意》（台北：鼎文书局，1976年，影印《推十书》本），页199。 [18] “士”字，马王堆乙本、傅奕本作“道”。郭店本、王弼注、河上公注本均作“士”。 [19]《周易．说卦传》：兑“为口舌”，故“塞其兑”即不言、少言之意。 [20]《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页1732。 [21]《老子河上公注》，卷1，页17，收入《老子四种》（台北：大安出版社，1999年）。 [22] 倪思撰，刘辰翁评，《班马异同》（台南：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6年，《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明．嘉靖十六年〔1537〕李元阳刻本），卷5，页13上。后则《补标史记评林》作“刘长翁曰”，“长”为“辰”之形误。 [23] 同前注，卷5，页13下。 [24] 《补标史记评林》，卷55，页9上-9下。 [25] 《史记论文》，页324上。 [26] 同前注。 [27] 《史记》，卷48，页1950。 [28] 《史记》，卷8，页341、347。 [29] 《太史公书知意》，收入《四史知意》，页199。 [30] 《史记》，卷130，页3312。 [31] 吉天保辑，《孙子集注》（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本），卷6，页29下、30下。 [32] 同前注，卷4，页9上。 [33] 同前注，卷6，页30上。 [34] 同前注，卷6，页13下-14下。 [35] 同前注，卷4，页9上-9下。 [36] 同前注，卷4，页9下。 [37] 同前注。 [38] 《资治通鉴考异》（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1979年台一版），卷1，页4上。 [39] 〈四皓论〉，见张英等辑《渊鉴类函》（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