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记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学者发言（第一单元）
第一单元主题：古代传记的总体考察
会议时间：2010年12月18日上午9：00—12：00
会议地点：北京和敬公主府宾馆二楼大会议厅
主持人： 韩兆琦、南恺时（美国）
演讲学者：杨正润、陈兰村、俞健萌、全 展、寒山碧（香港）、郑尊仁 （台湾）、王成军、邵耀成（美国）
会议内容：
南恺时（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军事堡垒学院历史系主席、教授，美国中国中古 史研究学会会长）：
大家好！我们现在会议开始。请韩兆琦教授给大家介绍与会的学者。
韩兆琦（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史记》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散文学会会长）：
今天上午由南恺时先生和我共同主持上午的会议，我把今天上午发言的专家简单介绍一下。刚才说话的是美国学者南恺时先生。
今天上午发言的有八位学者，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
第一位是杨正润先生，杨正润是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传记学会的副会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外国文学专业委员会会长，著作有《传记文学史纲》、《雪莱传》等等。
第二位是陈兰村先生，陈兰村是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著作主要有《中国古典传记论稿》、《中国古代名人自传选》、《20世纪中国传记文学论》等。
第三位是俞健萌先生，俞健萌先生是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作家，香港益安国际集团执行董事、总裁，香港第一视频国际集团执行董事，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经济学硕士，美国夏威夷大学金融管理学硕士，曾任上海《劳动报》社副总编辑、新华通讯社高级编辑，他的著作曾经获得中国青年出版社优秀出版奖，被《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介绍过。
第四位是全展先生，全展先生是荆楚理工学院人文社科学院教授，学术期刊社社长兼《荆楚理工学院学报》主编，中国传记文学学会理事，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评委，著作有《中国当代传记文学概观》、《传记文学阐释与批评》等。
第五位是寒山碧先生，寒山碧先生是香港艺术发展局文学组主席，上海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兼职教授，著作有《香港传记文学发展史》、长篇小说《还乡》等等。
第六位是郑尊仁先生，郑尊仁先生是台湾铭传大学华语文学系副教授，发表的作品有《台湾当代传记文学研究》、《郁达夫的传记文学理论与实践》等等。
第七位是王成军先生，王成军先生是徐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徐州师范大学比较诗学与比较文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文学博士，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副秘书长，王先生曾经在《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研究》、《国外文学》等等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出版了《纪实与纪虚：中西叙事文学研究》、《后汉书选讲》等。
第八位是邵耀成先生，邵先生是美国作家和独立学者，美国加州大学硕士、斯坦福大学文学博士。邵先生的著作有《孔子这个人与他所面对的问题》，这本书是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还有《刘勰二层次文论与他的创作生命》等等。
这八位先生的发言题目：
杨正润先生的发言题目是“重新评价中国古代传记”；
陈兰村先生的发言题目是“对中国古代传记文学起源的思考”；
俞健萌的发言题目是“中国古代传记文学探源”；
全展先生的发言题目是“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研究30年”；
寒山碧先生的发言题目是“中国古代传记特色初探”；
郑尊仁先生的发言题目是“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理论述评”；
王成军先生的发言的题目是“中国经验，史专文学叙事中的“实录书法”；
邵耀成先生的发言题目是“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的时间坐标”。
下面请八位先生依次发言，每人十五分钟。
杨正润（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 国高等教育学会外国文学专业委员会会长）：
从上世纪初开始，中国学术界和文学界逐步对中国古代传记进行研究评价。从总体来说，人们的评价不高，比如梁启超、胡适、朱东润等学者，郁达夫、茅盾等文学家，都是如此。其中最有代表性、影响最大的是胡适。他认为“二千五百年来，中国文学最缺乏、最不发达的是传记文学。”这已经成为对中国古代传记的主流看法。
但是如果仔细考察就发现其中有两个需要考虑的问题。
首先，胡适等人所谓“不发达”的评价是把传记归入文学范畴作出的，也是以文学的标准进行的，所以他们指出中国古代传记人物形象不生动、性格描写缺少变化之类的缺点。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另外一种事实：世界上没有另外哪一个民族有中国这样丰富的传记作品传世，用传记为主导形式叙述了几千年的历史。“不发达”的说法无法同中国古代传记的极大数量和其中蕴含的极大信息量和历史价值统一起来。
其次，这种评价是在传统的“小传记”（biography）、而不是在现代学术理念的“大传记”（life-writing）范畴中进行的。如从后者的角度考察，中国古代有大量的日记、书信、游记作品，它们至今还没有把它们作为传记或自传的独立门类进行认真的发掘、清理和研究，但就其中几种人们比较熟悉的如《徐霞客游记》、《曾国藩家书》等作品而言，已经可以看出巨大的传记价值，因此对中国古代传记是否可以作出“不发达”的断语还要慎重考虑。
因此我建议，不要把传记简单地归入文学或历史学的范畴，而把传记看作同它们并列的、独立的文类，这样才符合传记作品日益增多、逐步取代小说成为主流文类的趋势，也才能确立认知和研究传记的自觉意识。（掌声）
南恺时：
下面请陈兰村先生发言。
陈兰村（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国传记文学学会理事、中外传记文 学研究会副会长）：
主持人，各位朋友早上好！
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对中国古代传记文学起源的思考”。我讲三个意思：第一是为什么要讨论这个问题？讨论这个问题的背景。第二我们是怎样讨论传记文学起源的。第三讨论中国传记文学的起源有什么意义？
一、对古代传记文学起源思考的背景。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国已经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新的传记文学作品陆续出现，我们也要给学生上传记文学。传记文学这门课之前没上过，所以我就到复旦大学进修，向朱东润和其他的一些老师学习，后来也和韩兆琦教授联系，我也向韩兆琦教授学习。
要上传记文学这个课从哪里讲起？一般来说从《史记》开始，我们学的中国文学都认为传记文学《史记》是首创的，有好多资料可以说明。
但是司马迁以前有没有更早的资料，比《史记》更早的传记呢？这个值得考虑。刚好那段时间中央电视台正在播放一个电视片《话说长江》。《话说长江》也要知道长江的源头在哪里？对长江源头古代经过多次考察，到解放以后、文革期间也进行过考察，现在大致有一个定论。这个考察的方法就是从我们已经知道的长江的江段往上游去追溯，看上面还有没有上游，直至找到它的源头。所以这个方法对我们研究古代传记文学的起源有启发。
二、研究方法：
我现在就用这样的方法，《史记》大家公认是传记文学的经典，因为《史记》用了很多先秦的材料，汉代以前、先秦可以寻找到很多古籍中的传记材料。先秦的传记材料大致见于《左传》、《论语》、《楚辞》、《诗经》这些作品。就《诗经》说，陆侃如、冯沅君先生的《中国诗史》：“《生民》是一首很生动的后稷传，他是周族传说中的始祖。”白寿彝的《史记新论》认为《生民》、《公刘》这两篇是歌颂古代英雄的传说，是传记体。屈原的《离骚》一般认为有自传的因素。
我们看先秦的各体文学当中，实际上已经有了传记的萌芽和传记的因素，可以看作是传记的源头。我以自然现象来比喻，这种文学现象同自然界里长江上游地区有好几个源头类似。长江的上游我去查了地理方面的书，查到叫楚玛尔河、沱沱河、当曲，三条河流比较大。但是有一个原则叫“河源唯远”原则，最远的是沱沱河，把它称为正源。现在我们一般认为，可能国际上还有争论，现在一般介绍长江的源头是沱沱河，在青海那个地方还有三江源，还有石碑树立起来。那么怎么到三江源，为什么确定是沱沱河，这是长江源头的科学考察结果。
我们先秦文学当中的历史散文、诸子散文、诗经、楚辞四种文体中都有传记萌芽，但是以出现时间最早作为原则，应该是《诗经》“大雅”当中的《生民》、《公刘》等五首史诗。
从传记来说，传记的因素，传记成分最多的先秦著作当中应该是先秦的历史散文，这个是最多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先秦的历史散文，以《左传》是编年体的散文，所以历史散文中《左传》这本书中的传记成分我认为是最多的。其次是诸子散文，刚才杨正润教授讲的《论语》，里面有传记的资料，是以一个人为中心的，就是记载了他的言行，但不是按时间先后来记载的，其他的诸子书也是类似。这在先秦的著作当中我们可以了解，经过比较以后还是《诗经》当中的“大雅”《生民》、《公刘》是最早的。
第二个方法，我觉得事物的名字是人对事物的主观认识，而事物本身是客观现象，事物的名字与事物的产生两者在时间上一般会有一定的联系，多数情况下是先有某种事物然后才有相应的名字。多数情况下是小孩子生了以后才要取一个名字。传、传记都是些文体的名词，我们通过这些名词产生的时间也可以简接的了解这种文体是什么时候产生的，也有参考意义。
从传来说，我查了古代的解释，它是多义词，按照《释文》段玉裁的按语：“传者，如今之驿马。……，引申传遽之义，则凡展转引申之称皆曰传。”又《尔雅•释言》里面对“传，遽”的意思也有解释，郭璞注，“传，遽也，皆传车驿马之名”。可见“传”字的本义，是指传车驿马，是一种交通工具。后来，“传”引申为注解的意思，在汉代以前是特指解释经义的文字。我们现在讲经传，就是以传来解释经的，如，《左传》，就是解释《春秋》经的。“传”，也可以泛指古书。再引申出来就是记载某一人一生事迹的文字，如小传、自传、传记等。所以作为人物传记的传，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出现。但是文本没有保留下来，我们只从《史记•魏世家•索隐》里看到引用过战国时的《世本》的传文。战国时还有一本书叫《穆天子传》，虽然说是神话小说，但有传记的成分。
作为人物传记的名字的“传记”一词，见于南朝梁代沈约写的《宋书•裴松之传》，说裴松之“奉命作《三国志注》，即鸠集传记，增广异文”。这里所说的“传记”已包括人物传记。“传记文学”这个名字是在上世纪30年代出现的，刚才杨正润教授也讲的，胡适的文章里有、郁达夫也写过什么是传记文学的文章。所以从传、传记、传记文学名字出现的时间推测，作为人物传记的传，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出现，而传记、传记文学的名词则出现较晚，对探索传记文学的起源关系不大。
传记文学的起源可以参照历史的起源来讨论，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讲的，《诗经》里的《生民》、《公刘》等史诗，就是中国历史的起源，用这个观点也可以解释传记的起源。远古人类在游猎或战斗之遐，由部落长者对同族的人讲祖先传说，英雄故事，后来留传下来，成为史诗，也成为传记的萌芽。
研究古代传记文学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我觉得从传记起源可以解释传记文学产生之谜，也可以由此阐明传记文学与社会生活、与各种意识形态的关系，正确认识传记文学的本质。
研究传记起源，可以看出从它开始出现即具有纪念祖先的意义，即尊祖意识，而尊祖或纪念英雄伟人，目的在教育后人。所以传记文学具有几个基本功能是：文学欣赏功能、历史记忆功能和教育激励功能。
从传记的起源可以推测它对团结本部落，加强凝聚力的作用。我国古代传记，如《史记》所写的传记，对我们民族凝聚力起到很大的作用，所以我觉得研究传记的起源还是很有意义的。谢谢大家！（掌声）
俞健萌（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香港益安国际集团执行董事、总裁，香 港第一视频国际集团执行董事）：
我的发言题目可能与到会的其他学者及老师的发言及学术见解相比，可能会有所“离经叛道”。因为我冒昧地尝试着跳出文学和史学的视角去研究中华传记文学的“源”和“流”，以探究一种文学形态的崛起、弘扬、发展、乃至于其间所经历的曲折、兴衰和多样化繁衍的过程。我的基本学术动机是：惟有探究明白一种文学形态在其漫长的发展历史中与其生存的大环境的关系，我们方才能把握好推进、优化与普及这种文学形态，使之更有效地承上启下、继往开来。
一、中华传记文学源远流长，堪称“领先于世界；创塑于空前”。
有资料可鉴，中华传记文学绝非始源于汉代司马迁的《史记》。诸如许多学者所研述：早在司马迁之前的多个世纪，中华文学史库中就有了诸如《诗经》、《楚辞》、《尚书》、《论语》、《左传》、《国语》、《战国策》、《孟子》、《庄子》等经典文史作品。且众所共知，这些作品里不乏中华传记文学初始的的探索和实践，亦即当今不少学者称之为“中华传记文学的萌芽”、“雏形”、“因素”。其实，据笔者推考，距今4000年至5000年之前的甲骨文和钟鼎文年代，就有了中华传记文学的“初萌元素”。
据查，我国当今的河南省安阳市宫殿区小屯村先后于1936年6月和1976年先后两次分别发掘出了一处远古墓葬；出土了总共17096片古甲骨。经考证，古墓系中华史上迄今可考的最早一位女将军的墓葬，墓主名为“妇好”。同时经专家辨析，出土的甲骨多为刻有卜辞，据考，此系古时人们行事、决策前占卜吉凶的工具。然而也有不少刻记着先人业绩或箴语。笔者查知，“小屯墓葬的甲骨”中有的“卜辞”就记载了墓主“妇好”的征战业绩，其虽言简意赅，但却形象地表述了“妇好”在征战“羌方”（可能是当时历史上的一个“方国”）时，统帅了123万人的庞大军队的胜绩。据发掘至今的几十年间，经许多甲骨文专家的辨析，现已译出的“小屯甲骨文”，有如下内容：“妇好”是商王武丁的王后。史上某年夏天，武丁在“北方边境”与一“异邦方国”战争，商王武丁的军队与敌方久久相持不下。“妇好”自告奋勇，要求率兵前往征战。武丁犹豫不决，便占卜抉择。占卜后觉得“妇好”领兵出征主吉，于是“妇好”挂帅。结果大胜。此后，武丁便让“妇好”担当统帅。“妇好”一生，曾先后东征西讨20多个“方国”。
从上述的“妇好”的故事可见，中国历史上的甲骨文文献已经萌芽了中华传记文学之先。
同类的探索可以移指向“金文”（亦称“钟鼎文”）的史迹。据1987年国家公布的“最新研究成果”认定：“（金文）是与甲骨文同时期或在甲骨文之前就存在的人文成果。”据笔者探究，其中不乏中华传记文学的“初萌元素”。
如考，1977年出土于山西省扶风县的钟鼎文物“墙盘”（据专家考证为公元前946-935年西周恭王年代的产品）上有铭文。该铭文分两段，前段主要是称颂当时之前的六世先王和当世恭王的公德、业绩；后段主要数列“史墙”（人名）家史伟业。其所铭的字迹是“史墙”的手笔。其所铭的史人、史迹和氏族功业，其实完全可以认定为是人物传记文学的“雏型”。
笔者2009年应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之邀赴台考察时查考到：现珍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之一“毛公鼎”（又名“厝鼎”），系清道光年代出土于山西省岐山县的文物，据研考，是西周宣王年代的“钟鼎文”精品。该“厝鼎”上的铭文据析“系史官代王宣命”，其间以“王若曰……”起句，可查见全部金文32行、499言。其详文大体如下：周文、周武二王与毛公厝的先祖“君臣相得”，以致“国势鼎盛”。当时“海内局势动荡”，为此宣王唯中兴祖业、王室，“革除多年的疾患”，特任命重臣毛公父，治理国家内外。毛公忠心辅佐王室，恪尽职守，全心向天子负责，以免遭亡国之祸。最后“王赐以品物，毛公作器，铭记其事”。
这一段铭文其实再现了周宣王中兴王室，任人唯贤，善于用人的盛事。显彰了宣王善于总结经验，革除积弊和拨乱反正的决心。金文虽赅，但却成功地刻划和再现了“宣王”、“毛公”等当时的人和事，其实无愧为人物传记之先范。
从上述的甲骨文到金文中分析，中华文史苑中的甲骨文与金文文献不仅仅展示了其卓绝的文学和史学价值，更重要的是它们的将中华传记文学的源之渊，推前到了距今4000-5000年。
二、中华传记文学史的两个显著的特点
司马迁的《史记》成功地始创了传、记、表的体例规范，无疑是中华传记文学“汇源成流”的启端。
据汉班固所撰的《司马迁传赞》表述：“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及其后事，讫于天汉。”班固还述及：“亦其涉略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从而可见司马迁写《史记》，没少取材于上述的“萌芽”、“雏形”、“因素”，而且还扩展到了其它的经传。由此，笔者认为：《史记》其实是中华传记文学史上“脱胎成形”的一个标志性的伟大里程碑。
纵观中华传记文学史，倘以甲骨文和钟鼎文年代作为中华传记文学的“源”之“渊点”；司马迁的《史记》作为“脱胎成形”的“流”的“启端”。那么可以说：《史记》前的“源”渊，远长于《史记》后的“流”。这种“源长于流”，构成了中国传记文学是走向的一个显著特点。
人们只要稍一深入探研，就会发现如下一个现象：中华传记文学史那悠远的“源泉”，且不论史上散失和被列代帝王“坑、焚”的文献，仅以现在仍流传甚广的；被定名为“先秦古代散文”的各种“史书”、“策论”、“诗经”、“骚”、“赋”等等作品析，其实是丰富多彩、姿妍旖丽的。由此，可以想象，在这“百川源聚”的“营养基”上孕育、生长起来的《史记》，自然是会得以完美不朽的历史价值。然而倘从《史记》的“汇源成流”后的中华传记文学“流”的盛、衰；品质和拓展状态分析，人们就会发现：“流”和“源”的趋势和在中华文学、史学史上的影响力，居然是相差十分悬殊。以致后来的当代中国文化大师胡适在他的《四十自序》中论叙:“（传记文学）是中国最缺乏的一类文字”另一位大师郁达夫则在论述传记文学如此说:“正因为中国缺少了这些，所以连一个例都寻找不出来。若从外国文学里来找材料，则千古不朽的传记作品，实在是很多很多。”著名传记学家朱东润教授也认为：“在近代的中国，传记文学的意识，也许不免落后，……横在我们面前的，是西方三百年以来传记文学的进展。”
一个曾经“渊源”起始自世界之先河；成果引领于国际之空前的中华传记文学，居然曾经成为传记文学作品“最缺乏”；“寻不到一个例”的“不免落后”状态。这就揭示出了中华传记文学史的另一个显著的特点：《史记》后的中华传记文学“汇源之流”长期处于兴盛、衰缓的此起彼伏状态，终难汇聚成中华文化史的主流之势。
三、中华传记文学和“水的文化”
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分析，中华传记文学的上述两大特点，其实是一种由于我中华特定的广袤地域环境；和由此形成的特有的人文、政治状态下的一种文化现象。这种文化现象的形成原因在于“水”，或者说是源于“水的文化”；它其实是受营养于这种中国特定的“水和水文化”；同时也受制于“水”和“水文化”。
诚如世界的文明起源于古老的长江、黄河；恒河；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列斯河一样。一定的“水资源背景”状态，和以人们对水资源的理解、能动掌握、及其有效利用的水平状态为标志的“水的文化”，逐步孕育和缔造了这一区域的文明和各项文明的成果。古老的长江、黄河就是如此孕育和缔造了既汲源于；又润泽和营养着的华夏大地、炎黄子孙以及包括传记文学在内的各项文明成果。
回顾一部中华文明史，其实就是一部“水的文化”史。
譬如，据可考的历史上“北京人”至“新石器”阶段，是以人类为了生存，学会了用石头作谋生工具和利用石头去制作工具为代表的文化阶段。然而客观上导引“中华人”去探索用石头制工具的“教父”，恰恰是能供土地里生长出可“果腹”的庄稼和能让各种可供人类狩猎、食用的动物赖以生存的“水资源”。
又如，据“良渚文化”阶段的出土文物考证，当时人类学会了用原始石材制作具精细工艺的盛具、量具和装设品，标志着人类从“生食”发展到“熟食”、“储存”的文明阶段。然而这一步的源动力在于“水”。因为“水”是原始农耕产品和人类食物能够有剩余、可交换、需贮藏的源，同时也是人们能凭籍居住、赖以水路交通、形成“市”的前提条件。
再如，从“河姆渡文化”阶段的出土物分析，其时人类创塑了能动地、有选择、有目的地耕种粮食的文明。但此文明的源动力仍在“水”的丰沛和调匀。
中华史上最典型的属“大禹治水”的案例，这意味着我中华人进入了能动创塑和主体性地利用“水环境”的特别“有质量”的文明状态。然其真正的动因仍是“水”这个命题和人治水的实践。
回顾中国有史证可考的5000多年漫长的历史进程，其实就是由于“水资源”的分布不均匀和人们对“水”的认知和能动利用程度的“水准落差”，从而使一部中华历史始终是“分裂—割据—统一—兴盛—再分裂—再割据—再统一—再兴盛……”，周而复始，反复循环的状态。
具体的演绎状态为：由于华夏特定的诸如“西高东低；三级台地；沙漠盆地；经纬区域”等地理、区域环境的影响，使中国这个亚细亚地区的神州大地的水资源天然地“分布不均匀”和年度季节性地“分配不均匀”。而人类均是逐水而居，有水的地方才会有人居。因此华夏人类文明的起步，就是人们循水资源而分一个个散离的部落，群居谋生。之后，在漫长的岁月里，某些区域或部落的“水资源”逢上了一段较长时期调匀丰沛的时机，于是这些区域或部落就会在一段时期内赖以“水资源”而生产、发展、休养生息从而相对繁荣强盛起来。而一旦这些部落依赖水而强盛后，几乎都会为了进一步发展经济、扩展幅员和资源，以斗殴、战争去统一其它相对落后的部落。然后，经过一段时期，强盛战胜了落后，形成了一定区域的“一统”，保持一段持续性的统合和繁荣。很快又会因为“水资源”的分布不均匀而使一些部落因对“水”的认知和利用能力的起落，使区域、方国、部落间发展不平衡，又形成一些新的区域、部落赖以“水”资源而崛起、独立、强盛，从而再通过战争统一其它部落，再实施区域割据，图得相对的稳定和繁荣。但很快，就又因“水”的问题而形成新一轮的不平衡。……如此在“水资源”的作用下，不断地“统”和“分”；“分”和“统”，周而复始地交替重演，构成了中华发展史上的一幅“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而特殊于世界别国的“历史演进轨迹”。
这种“轨迹”的每一轮“统、分”及其周始更替，实际上也是以一种对“水资源”的新的能动性认知和更为有效地利用的形态，推进人类文明和政治、经济及具体的文化形态新的提升和发展。从而使中国从“原始的农业社会”演进到“统、分周始”的漫长“封建社会”；又演进到了由于区域“水资源”分布不均而导致的长时期发展水平不平衡的“工、商业文明阶段”；再发展演进到“原始农业”和“粗放型的工、商业”长时期“交合同存”的“萌芽状态资本主义”阶段。
一轮一轮，发展至今。其实笔者可以冒昧地预言：中国的未来，即使说已经进入到了经济学概念上的“后工（商）业社会”历史阶段，但其实终究还是摆脱不了因特有的“水资源分布不均匀”状态而导致不同具体形态的；“分和统交替”的历史轨迹。完全可以断言：包括传记文学在内的中华文明史的每一步进化和发展，从来没有，也永远不可能脱离“水的文化”的影响、营养及规制。乃至当今和未来的相当历史时期均将会如此。除非“后工业社会”的科技、人文水平发展到能根本解决“水资源分布不均”的问题。
由于上述的“水的文化”，即人们对于水资源的认知和能动性利用水平的局限，导致了中国封建史的漫长和中国工业化发展速度的缓慢和不平衡，同时也导致“水资源”分布差异条件下的“东、西部差异”。正是缘于此，“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成了一部中国史的轨迹。
四、“水的文化”对中华传记文学的营养和制约
上述的这种世界上独有的历史衍化轨迹，严重影响了中华文明史中的各种具体的文化形态。传记文学是“既载述史迹，又重现史人”的文化产品。鲁迅先生在论及《史记》时曾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种特殊的“既见史；又见人”的性质决定了其必然会受制于上述的“统、分交替”的历史演进轨迹。可以想象，秦统一以前的列国争峙时期，其实各国一定均有各自的以统治者意志为主导的“史观”和对“史人”的评价标准。从而各诸侯国（或称部落、群体）都会有自身的史记文献，也都会有自己推崇的人物记载。但一到某国被别国战胜而被“统整”时，新统治者，便会在“武统文治”的过程中，灭绝先国的史观、史记和史人评价体系，重建新的以当道统治者意志为主导的史观、史记和史人评价体系。这里最典型的是秦统一后为循“大一统”政治权威而举作的“焚书坑儒”。史书一“焚”，加上“善史之儒”一“坑”，许多本可能有证有鉴的史实、史人记载，要么从此灭迹杳绝，要么虽后来有所流传，但却一下子全成了难有证考的“传说”、“散文”、“民间流传”。
从而，想必早就富有成就和脍炙人口的“中华传记文学”，只能长期地维系在“萌芽”、“雏形”、“因素”状态。
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秦统一的物质资源依据，其实有一个长期以来易被史学家及后人忽略的一个重要动因，就是“水资源”的有效整治和利用。史实记载中有一个事实就是都江堰的建设，秦正是赖以此水利工程，赢得了一个历史阶段的农粮丰裕，经济繁荣和强盛；也正是此项优于列国，使秦得以战胜六国而实现“大一统”。
据分析，秦之所以能统一列国；之所以在统一后能“以居故国天子（周天子）之都（镐京）为正统”，而建都长安，其原因很多。笔者认为有一个往往被史学家忽略的重要原因，就是“水的文化”。譬如，其时秦已建好了都江堰，足可藉此尽收屯川之禾而图兴旺。又如，秦和先秦诸国均以长安建都，重要的客观原因是可居泾水、渭水之泽，稳得关中“粮仓”。再如，当时秦修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条运河”郑国渠，得以引泾水入豫，既使关中平原得以均匀灌溉；又使豫西和豫中多了大片水泽粮田，从而丰沛农耕、壮实国力。还譬如，秦初统一北方后，又在今广西一带兴修了一条贯通南岭；连脉两广的“灵渠”。此事在历史上很少有人关注，其实秦的此举措一下子获得了“南岭北海”的“天下稻米仓”，得到了其征战统一南方的经济保障，同时也得到了运兵通道。因此可以说：“一篇‘水文章’，造就了秦始皇”。
秦二世以后，一统天下的秦皇朝只注重穷兵黩武兴修万里长城对付北方异族入侵，而疏于“水资源”的治理和利用。这时在离长安政治中心距离较远的东部长江、黄河入海口冲击平原的沿海、沿江地区，籍“水资源”的丰沛和调匀以及秦统一后多年的战争相对减少，得以经济相对崛起。出现了旧国遗贵刘邦、项羽的势力在黄、淮入海口的迅速扩张，以致最终灭了秦，建立了汉统一王朝。据史实可考，西汉政权之所以建于长安，主要也是：凭泾水、渭水以泽丰。事实上西汉从刘邦统一天下，经后来的“文、景之治”；再到“汉武中兴”，其凭藉的一个重要自然因素，是汉统一后多次竣疏和维护、扩建了郑国渠，于是占了“水资源”的光。
汉统一后，经济得以繁荣，加上“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政策，到了武帝时，天下空前繁荣。这时精明练达的汉武帝，感悟到了在武拒凶奴和削除割据势力之后，必须文治天下，统一史观。所以，以“圣命”扶植司马父子修“正史”以统史观，来号令天下，杜绝异端势力复辟。于是，司马迁得以在考证、聚合旧列国的各类被当今称之为“散文”、“传说”、“传记因素”或称“雏形”的种种史料，从而汇源成流，写成了《史记》杰作，开启了中华传记文学的伟大里程碑。
同样的道理，“水的文化”既是中华文明史和传记文学史的一大启源性动力，同时也是实际上轨制和滋润着《史记》之后的中华传记文学“流”的脉动形态的重大因素。
东汉王朝的兴起，其实是藉于当时东部地区黄河、长江流域的水资源分部较丰沛，以致汉王朝的中心转移于洛阳、开封这一带当时黄河故道沿线的较平缓丰泽地区。从而东汉经济发展日盛。史载其时萌生了中国农业发展史上的“庄园经济”的雏形。其时东汉统治者要在新的经济基础上统一“文治”，掌控“史观”，故支持班固修《汉书》，其实《汉书》、《三国志》、《后汉书》的许多史观的表述和演绎，是有别于或可称为“修正于”；甚至是重估于《史记》的。
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分析，一定的“水土观念”会创塑相应的文化情态。笔者的“一管之见”，也许可以这样评估：西汉的“渭泾文化”，情如渭水的支脉纷繁，贯秦岭，穿黄土高原，起落很大。在政治观念上，要统秦和秦之前的列国争扰之诸种纷乱的史观，从史事上难于评、说，反而从具体人物的故事上容易解析。故造就了《史记》的“以人为本”。从而传记文学得以“聚源成流”。到了东汉、黄河、长江“劲流”影响下的“水文化”观念：大江东去，流脉趋缓，经纬清晰，使农耕发展，科技勃兴，从而东汉的统治者，渐消于再着力于“统”诸多历史争扰的内在动因，而尤重视强化印证自己的统治策略。因此《汉书》、《三国志》、《后汉书》相比于《史记》更为侧重于“史事”。因此，作为关于人物传记文学的成分就有所相对减少。但是，这时由于长江、黄河水文化的影响，人对自然界的能动程度得以增强。因此三部汉史中出现了重视当时的科技、文化、学术人物的立传幅度，使传主的多样化有了明显的提升。
东汉后期，魏据黄、淮水资源；蜀凭长江中上游和川汉资源；吴藉长江中下游水乡泽国，“三国”其实是各据自身特别的“水资源”和“水文化”。因此，此时期的传记文学“流”，更重视了研究、丰富、完善“记事本末体”，似乎显得人物传记有所趋淡趋散，但是，出现了《文苑》、《方术》、《烈女》、《远民》等七个类传。其文作的史学、文学价值均为上乘。
从“水的文化”发展的视角，研究中华传记文学史，也许是笔者的一种探索，还不成熟。笔者正在尝试用“水文化”的角度继续研究中国传记文学自《史记》后的“流”之发展轨迹，虽然会面对许多新的尚待考证的课题，但会是十分有价值的探索，本人期待诸专家多加指教，更期待多加参与。（掌声）
全展（荆楚理工学院人文社科学院教授，学术期刊社社长兼《荆楚理工学 院学报》主编）：
尊敬的主持人、各位专家：
我发言的题目准确地说应该是中国大陆古代传记文学研究三十年。这三十年是从1980年—2010年，中国大陆关于古代传记文学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传记文学理论研究、传记文学发展历史研究和传记文学作家作品研究。三十年来的研究历程我大体上分为三个阶段：
80年代我把它称之为起步积累期。其主要成果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以朱东润多篇论文、陈兰村系列论文为代表的前期成果。中国著名传记文学家、一代学术巨擎朱东润先生系统地研究过中国古代各种体裁的传记文学。在新中国成立前写了好几篇探讨性论文，并于1942年完成了十余万字的专著《八代传叙文学述论》。在1980-1984年的五年间，朱先生先后发表了《论传记文学》等八篇论文，阐述了他对古代传记文学研究和现代传记写作的一些看法，其深厚的学养、理性的思索、精辟的见解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一时期陈兰村对古代传记文学的研究用力尤多，成果引人注目。他先后发表了《略论我国古代传记文学的起源》等八篇文章。这些论文视野开阔，涉及面广，其中研究古代传记文学的起源、基本特征、功能特质、发展过程及其历史地位的四篇，研究司马迁传记文学三篇，研究魏晋六朝杂传的一篇，有的论文被《新华文摘》和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在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
二为作品选读，意在向读者介绍我国古代传记文学的大概面貌，《中国古典传记》功不可没，这部由乔象钟、徐公持、吕薇芬等三位古典文学研究家领先选编的图书分上下册，为传记文学作品的传播做出了积极贡献。在编选时尽量去芜存菁、披沙拣金、尽量把内容健康、艺术成就较高的名篇佳作推荐给读者。他们尽量照顾传记文学的各种体裁和不同的艺术风格。这本书在导读上也别具特色。导读文字大多写得生动实在，饶有兴味，让人对这份丰硕珍贵的文学遗产顿生爱慕之情。
三是从传记文学的角度研究司马迁及其《史记》，出现了郭双成的《史记人物传记论稿》和李少雍《司马迁传记文学论稿》等代表性论著。
90年代我称之为发展繁荣期：
经过80年代的起步积累，90年代的古代传记文学研究可以说逐步进入了发展繁荣期。这一时段出现了一大批富有学术份量的研究成果，以重要的单篇论文而言，便有韩兆琦的《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略论》、《关于传记文学的几个问题》；李少雍的《从古史及“四史”看史传文学的发展》、《中国古代的文史关系：史传文学概论》；陈兰村的《论明代中后期市民传记的审美趣味》、《论韩愈、柳宗元传记文学的生命力》，以及李一飞的《中唐传记文学鸟瞰》等。
在传记文学发展历史研究方面：韩兆琦、陈兰村、李祥年、郭丹各自的著作最具代表性。1990年11月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姜涛、赵华合著的《古代传记文学史稿》。这本著作虽然以“史稿”命名，但是“史”的研究却不足，给人留下了许多的遗憾。好在这种遗憾持续的时间并不长，1992年8月我们欣喜地读到韩兆琦主编的《中国传记文学史》，作为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第一部通史，其开创意义自不待言。中国传记文学史第一次以通史的形式，对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传承演变历史做了系统而具体的梳理、描述和研究，让人们能清晰地看到古代传记文学的发展轨迹。作者十分注重古代传记文学对于中国几千以来的思想文化传统，以及民族心理、民族性格形成的巨大影响，论述时基本上做到了有史料、有重点，及论从史出、相得益彰。与以往笼统地将古代传记仅分为史传和杂传两类的做法不同。该书将古代传记细分为史传、杂传、散传、专传、传记小说等五类。这不能不说是更具体、准确、得体一些。后来陈兰村主编了一部《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在时贤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有所积累，更有所创新，对研究对象从广度和深度上有了新的把握和认知，这本书在研究中国古代传记文学产生及其发展的历程。此外还论述了五四后的现代文学和当代传记文学的回顾与展望。著作不仅清理和描述了中国传记文学的演变过程，而且还较系统深入地探索其发展规律，其中不少部分体现了著者独到的眼光。但是更为突出的一大亮点，是注重对历代传记文学理论与批评的简要介绍。
这个时期还有李祥年的《汉魏六朝传记文学史稿》，作为第一部断代传记文学史，史稿对汉魏六朝传记文学进行了重点研究，使人对于汉魏六朝传记文学的总体状况，包括它的发展趋势和“跌落”、“崛起”得到一个鲜明完整的印象。还有郭丹的《史传文学：文与史交融的时代画卷》，以文化学的眼光重新审视史传文学。不过作为中国古代文学流变书系之一，这部著作在完整性方面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作者主要论述先秦两汉的史传文学，但在谈到史传文学的转型时却语焉不详。另外90年代出版的杨正润的《传记文学史纲》、朱文华的《传记通论》、李祥年的《传记文学概论》、郭久麟的《传记文学写作论》等书的有关章节，也都勾勒出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发展轨迹。
90年代除了最具特色的传记文学历史研究之外，其成就也体现在传记文学理论与作家作品研究方面。《中国古典传记论稿》和《中国传记艺术》为其突出代表。前一部书是陈兰村、张新科的论文合集，对古代传记文学做理论的概括和阐释，并有重点地谈了传记的各种类型，在分论部分对历代重要的传记文学现象、富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分别进行了评述。许多论题纵横交贯，具有较强的系统性和学理性，《中国传记艺术》是韩兆琦讲述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思想艺术的一部力作，全书对中国古代最优秀的“史传”文学名著如《史记》、《汉书》等，和一些最优秀的散传作家都进行了系统、全面和深入地研究，对于这些名家名著的思想、艺术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也一一总结与评述。与此同时，为了点面结合，体现中国古代传记文学发展的掠影，还穿插着讲述了若干带有典范性的篇章。凡此种种，皆可见著者的匠心独运。
2000年代我称之为深化拓展期：
进入2000年以来，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研究领域可以说不断扩大，中生代、新生代承担的研究课题以及博士论文、硕士论文选题的不断深化、拓展取得了许多新的可喜成果。郭久麟的《中国二十世纪传记文学史》和何元智、朱兴榜的《中西传记文学研究》的有关章节，进一步梳理了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发展状况。在众多成果中，俞樟华、张新科、熊明、史素昭等人的研究尤为突出。2000年俞樟华的《中国传记文学理论研究》的问世，填补了我国古代传记文学理论批评史的一大学术空白。作者细心地下了一番爬罗剔抉、刮垢磨光的浩繁功夫，从十大类的著作中搜集资料，鉴别整理，系统总结，较为完整地建构出我国古代传记文学的理论体系。在这十年中，俞樟华对古代传记理论的研究矢志不渝，或独撰或与他人合作，还先后发表了这方面的系列论文八篇。他和许菁频等合著的《古代杂传研究》是对中国古代杂传研究一次系统深化。该著是俞樟华带领浙江师范大学古代传记文学研究方向毕业的五名硕士研究生集体攻关的项目，这里有些学生也是陈兰村先生的学生。其中许菁频关于古代自传的研究，盖翠杰关于古代行状的研究，叶娇关于唐代古文家传记的研究等等先后有多篇论文发表，在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而张新科的《唐前史传文学研究》这本书可以说将唐前史传文学作为一个整体，系统、全面地进行综合研究，其视野开阔，角度新颖，对史传文学的发展过程、基本特征及其内在规律的揭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大胆探索，新意迭出，体现了纵与横的交错，广度与深度的结合，历史与现实的映照，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价值。
新生代的学者，同为1970年出生的两个博士，熊明的《杂传与小说：汉魏六朝杂传研究》、史素昭的《唐代传记文学研究》值得关注。他们攻读博士学位，以古代传记文学研究为课题，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又具有较强的文献考索功底，加之养成了科学的研究方法，广泛吸收和借鉴前人时贤的研究成果，不断思考、创新，因而其研究成果明显具有理论批评的系统性、问题意识的前瞻性。
综上所述，可知三十年来中国大陆的古代传记文学研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这与老生代——朱东润，后老生代——韩兆琦、陈兰村、李少雍等；中生代——李祥年、俞樟华、张新科、郭丹等；新生代——熊明、史素昭、许菁频等四代人的共同努分不开。谢谢大家！（掌声）
寒山碧（香港艺术发展局文学组主席、上海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兼职教授）：
我发言的题目是“中国古代传记特色初探”，无论哪一种文体都不是一下形成的，而是在一个发展的过程慢慢形成的。
传记文学我分几个阶段：一个是先秦，就是汉朝以前，它是有传记文学之实，而没有传记文学之名。最早看到的应该是《左传》，《左传》我曾经举例谈过《赵盾谏晋灵公》的故事，《春秋左传》的很多文章多选进了我们古文的模范读本。
中国文学史家对《左传》的很多故事和文章给予很高评价，也就是说它的文学性是不可迟疑的。《左传》有一个特点，不是要写传，是写事，因为人在事件之中活动，就不能不写人。《赵盾弑其君》的故事的主要目的不是写传，但是写的结果，就像写了一个人物传记。在故事里面的主要人物，比如说赵盾、晋灵公、 士季、提弥明等都写的活灵活现，所以它是一个好的文学作品。
《左传》以后的《春秋•公羊传》等都是如此，都是写事件的，通过写事件的过程自然就写到人，而且写的非常生动。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没有标明是替某某人写传，也不写“世家”、“列传”等等。
还有吕布韦的《吕氏春秋》也是如此，也是写事、通过记事写人，比如写管仲跟着齐桓公，管仲病重齐桓公谁可以继承他做宰相，最后他推荐的一些人齐桓 公没有接受。《吕氏春秋》写事的目的主要也不是写传，是要讲一个道理、一个哲理，所他在写的过程中说了很长的一段话为他的哲理立论。他写到“昔先帝王之治 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尝试观于上志，有天下者众矣，其得之必以公，其失之必以偏”。最后要讲的目的是说天下非一人的天下也，是天下人 之天下人也，他主要是说天下为公，天下是大家的，他主要是要讲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在先秦以前的人物传记大多是这个状态，就是有传之实、而没有传之名。
另一种状态传记就是有传之名、而没有传之实。好像柳宗元的《梓人传》篇幅很短，他写一个叫梓人的建筑师，他说梓人既不懂木匠，又不懂得石匠，又不懂得泥水，但是他拿的钱是其它工匠的十倍，他说你怎么值那么多钱，你什么都不懂。其实梓人不是什么都不懂，他是懂得整体，他懂得建筑物的一个整体，所以让他来 建筑的时候，他指挥若定，指挥木匠去做什么、石匠做什么、泥水匠做什么，结果很快每个人按部就班做自己的部分就好了，房子很快就修建起来。所以事后他就赞叹，说他拿的钱是非常值得，因为他懂得总体的规划。那么在这个梓人传并不是为梓人来作传，而是要讲一个道理，所以这个是有传之名、而无传之实。
司马迁的《史记》就跟《吕氏春秋》、《春秋左传》有很大不同，不同之处就是要写传，而不是要记史，他最主要目的是写传，通过传记去叙史，所以《史记》很典型的把传记所需要的一些因素都集中起来，完备齐全。
传，比如说写到赵盾这个故事，《左传》对赵盾的出身背景没有太多的介绍。但是《史记》就要先介绍他的出身、背景。比如《史记》说赵氏之先，与秦共祖，跟 秦王同一个祖先的。赵衰是他的父亲，“赵衰卜事晋献公及诸公子”，就赵衰占卜去帮晋献公做事好不好？“莫吉”，就是不吉利。“卜事重耳，吉”，就是帮重耳做事是吉利的。所以他就跟随重耳去了，重耳因骊姬之乱而逃亡到翟这个地方，赵衰就跟着一起逃亡，翟这个国家、小国打仗胜利了，就得到了两个漂亮的少女，小的献给了重耳，年纪比较大的就给赵衰做妻子，生了赵盾。后来重耳回晋国做了国君，赵衰很受重视。赵衰没有逃亡之前已经娶了老婆，生了几个孩子，如赵括、赵婴齐等等。这个故事就把赵家的历史先介绍了，传记就需要这些东西。我讲这段就是我们记述同一段历史，“赵盾弑君”在《史记》与《左传》中写法最大的不同有两点：一个就是《左传》是依时序纪事，以史叙事，《史记》以人物为中心，依照人物活动来写史。第二个不同是《左传》不重视，或说是不强调人物的附属资料，比如籍贯、出身、世系、亲属关系等等。而《史记》对上述资料是十分重视，十分用心。
还有我们再看一看苏秦的故事：《战国策》和《史记》的写法也不同。《战国策》写苏秦，就写他游说失败回到家以后受到父母、妻子、嫂嫂的轻视和侮辱。后来 又写到他游说成功，做了六国宰相以后，他回到家，父母、妻子、嫂嫂对他怎么样的恭敬。《史记》附属的资料《战国策》根本没有。《史记》就有不同的写法， 《史记》这样写，“苏秦者，东周洛阳人也”，他的籍贯讲了。“东事师于齐，而习于鬼谷先生”。学业也讲了。“出游数岁，大困而归，兄弟嫂妹妻妾皆笑之， 曰：周人之俗，治产业，力工商，逐离二以为务，今子释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笑话他。《史记》写了他的籍贯，他的老师是谁、他做什么事、家里有什么人，这是我们传记的最主要要素了。接着太史公就写苏秦周游赵、韩、魏、齐、楚五国的经历，描述他跟五国君侯的对话，显露出苏秦说服诸侯的睿智。全篇近一万三千言，这在古代来说是很长的篇幅了，《史记》就用这么大的篇幅来写一个人的例子是不太多的。
刚才我们讲过太史公之前的《春秋公羊传》和《春秋毂梁传》、《国语》、《战国策》都是先写事，写史，然后写人。司马迁就不是，他独创一格，不是以史来叙人，而是以人来叙史。在《史记》里面用《本纪》、《世家》、《列传》等分类来写不同的人，很重视人物的姓氏名号、籍贯、父母、亲属然后才慢慢去讲其他的史实。
三皇五帝，三皇是传说人物不讲了，《史记》只讲五帝。他说：黄帝是少典之子，姓公孙，名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
铃声已响，没有时间讲了，最后我讲一点，就是我们对古人太过仰视。比如我们对五帝都歌颂备至，但是有些史料却不用，批评五帝的话就没人要用。比如盗跖说：“世之所高，莫若黄帝，黄帝尚不能全德，尧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汤放其主，武王伐纣，文王拘羑里”。
这类不利于尊王的材料，一般就不采用。还有一个是历来的专制主义限制了我们传记文学的发展。谢谢！（掌声）
韩兆琦：
下面由郑尊仁先生发言。
郑尊仁（台湾铭传大学华语教学系副教授）：
各位老师、各位学者大家好！我今天要谈的是“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理论问题”，我自己本身，实际上是研究台湾当代的传记，为什么会碰触这个问题？是因为对当代传记文学的研究的时候，想要从传统里面找一些传记理论，好像就从胡适再往上去找就发现好像进入一片大海，资料可能有，但是在散间在各个地方。我在网络上查到俞老师有一本传记文学理论。但是那本书实在找不到，所以只好自己来试试看来找到一些。据我看到的资料分为几个部分，作为初步的探讨，因为资料不够多。大概分为三个部分来看：
第一部分是传记文学在古代的时候到底是不是属于文学？从历代的铭志里面开始，杂传，或者是古代的传记书都是分在史部以下，它是史学的，这个是书籍的情况。另外由目录学来探讨，传记的书都分在史部以下。
另外从传记的文来说的话，我们看到在早期的最有名的一个文章选集就是《昭明文选》，里面就不选记，为什么不选传的原因？因为他觉得这不符合他的要求。所以似乎在那个时候，他也不认为史传的文字适合当文学来看，这是在那时候的观念。可是后来慢慢到唐代后来，史传文字逐渐受到重视，在宋代所编的一些文章里面，再往下《唐文粹》等文字就相当多了。后来到清代都把史传列为书名，传记就越来越多了。
另外由于传记的文字越来越多，所以内部的分类也越来越成为一个问题。但是不管怎么说，不管是由书籍，或者是由文章来看，传记还始终都是在史部。尤其像宋代的李昉编的《文苑英华》，他甚至把史传放在整部书的最后几卷。这样的问题主要看出来，传记是不是在史学，古代是把它当成史学来看，所以传记有亦文亦史的个性，两者经常是共同的。史学有史学的功能要求。
古代既然把传记作为史学的原因，只是把它完全记载下来还不称之为史学，因为史学家必须有自己的一些见解，然后能够把这个事情提出来进行探讨。春秋的时候就提出来，他认为撰写史书必须有很多文献这个目标，在当时写这样的东西必须要有这样的功能展现。甚至我们看希腊史，在《希腊罗马英豪列传》中都有写，在自己的传里面德行最大的优点是具有巨大的刺激作用，即使只是事实的记述，也有道德的教化，这在古老的时期在中国和西方社会我们的观点是相同的，甚至在希腊罗马是很有趣的，他有很强调教化的功能，在文字里面强调为什么要写它，他哪里做不好，或者是德行有愧，或者是不信神明这些的。可能这样的教化功能可能是笔者的，在这个作者可能认为有教化功能，在另外一个作为就认为不是。譬如说班彪、班固批评司马迁，实际上是由功能来着眼的，因为他认为崇尚黄老，不重视五经，所以感觉他是由这个方面来看，他认为司马迁所崇尚的价值观跟他是不一样的，所以他说没有达到他所要求的那种教化功能。
另外，有这种教化功能就有可能引发出另外一些问题，惩恶扬善，尤其是在一起人物的传记，是私修的家传，讲的是自己的亲人，所以对自己的亲人没有办法直去说他的一些缺点。比如说在《文心雕龙》的史传篇就有提到要尊贤隐讳。另外在《史通》里面之前提到了一些古代的一些史观，又在其他的地方，惩恶扬善春秋之誉，感觉上他有两套标准，他都觉得这两套标准是并行的，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我就认为这是一个矛盾之处，但是在他的书里面认为是并行的，可以这样来看的，因为纪念的人不一样，而且是他的亲人，所以有自己的一套标准。另外在私修修传当然是希望为亲人有一些隐讳，所以像后代韩愈、袁枚等写的是他人的先人的传记，我认为这样的家传的行为，尤其是对先人的、祖宗那样的画像行为，中国古代从北到南都有这样的习俗，把亲人的画像画下来，就是有正面光，不能有阴影，这是我参考上海博物馆馆长写的关于肖像画里面所提到的，就是这样的画必须要让家属满意，甚至你在画的时候家属也会参与，所以有些就会隐晦掉。
还有一点因为古时候没有照片，所以古代画的时候是要一幅精神饱满的样子，所以感觉的中国的肖像画在中国的绘画史上并没有受到重视，相对于花鸟、山水，肖像画也不知道是谁画的，可能是因为遵循肖像画有一定的间隔影响，但是我觉得这个绘画家是不得自由，必须符合家属的意见。
另外历史上需要记载事实，这也是在古代经常提到的。比如说《史记》里面相关的对《史记》的一些说法就可以看到这样的问题。另外就是唐代史成立以后，希望这个史馆能够摒弃一些人情的压力，可是很有趣的是在《史通》里面提到史馆是上班的地方，工作会依照长官的意见，所以不知道东西究竟是谁。这样如果不符合事实的话实际上就达不到它的功能，达不到功能的传记我觉得它可能就没有办法为人所重。因为有点像达不到一个告知功能的公告，或者是达不到功能的书信，传记要达不到这样的功能也就被一些理论上的一些东西引诱。
另外是关于传记其他的一些资料，写法、传记的名字等等，因为这些实在是太繁杂了，大概分为几类我自己不是很意，因为东西很杂乱。
第一个是传记的资料，我一直认为传记最大、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资料，因为资料太少没办法写，资料太多又很麻烦，这在各传都有关于资料收集的记载。
第二就是文字的繁简，因为史传的叙事，一个人可能是几十年的生命，你在这个当中写出来，当然文字上面需要有一些减省。所以，实际上对于史传的要求减省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底下还提到一些，这里就不一一细说了，谢谢大家！（掌声）
王成军（徐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比较诗学与比较文化研究中心执行主 任，文学博士，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副秘长）：
各位专家早上好！
我发言的论文题目是《中国经验：史传文学叙事中的“实录书法”》。我的这个题目隐含着一个明确的目的，下面我就把我的这一观点报告给各位专家，我想说明一个什么概念呢？这次非常感谢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主办召开了这次中国古代传记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非常具有现实意义。刚才前面的6位专家，一直在谈有关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评价问题，说得好。
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传记文学研究，特别是传记文学的理论研究仍然处于草创阶段。众所周知，在二十世纪，梁启超、胡适、朱东润对传记文学极为重视，分别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开设过传记文学课程，但是他们的传记理论缺乏体系，烙上了那个时代学术研究的印痕。如梁启超的文史不分，胡适的忽而不见中国早期史传文学叙事的巨大就，偏偏说：中国最为缺乏的是传记文学。这里既违反了中国传记发展的史实，更是对中国传记诗学的建构留下了不好的影响。杨振声在《传记文学的歧途》一文中对“总认为中国的传记不成，西洋的传记总是很好的吧”的说法，有过批评：“认为西洋的传记总是好的，也如有些西洋人认为中国人画的山水画总是好的，一样的‘并不尽然’”。他却仍然固步于历史与文学的二分樊篱中不能自拔，把英国新传记推崇文学性的叙事模式，判定为：传记文学的歧途。(原载《世界文艺季刊》1946年11月第一卷第4期)
中国是一个对叙述尤其是对真实发生过的人物事件的叙述，即传记文学叙述，极端重视的国家。二十四史之史传的存在，是西方国家望尘莫及的。如此推崇史官文化且给予史传叙事极高荣誉的也只有我们中国。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不无羡慕地说：在西方，作者人生观、世界观的表达，通过新奇的事件进行架空的“创作”；在中国，则始终要求事件是实在的经验，人物是实在的人物，这反映了在文质彬彬之中讲求踏实的中国文化的倾向。这种不愿架空，希望在“行事之深切著明”（孔子语）的人物里寄托理想的文化，确实是我们中国所独有。
那么在世界文学叙事这个大舞台中，我们曾经过分的高估了西方文学中架空的小说叙事的虚构美学，缺少对中国叙事的客观评价，尤其是不无忽略了对传记文学叙事这一中国叙事经验的总结与发明。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要建构中西传记诗学，发出富有建设意义的中国学术之声。
总之，构建中西传记诗学之路“漫漫其修远兮”，我将与国内外传记研究同仁“上下而求索”,让我们共同期待中西传记诗学研究之春的到来!
谢谢大家!（掌声）
邵耀成（美国作家与独立学者）：
大家好！我今天听了很多精彩的论文，杨正润先生基本上告诉我们传记文学是一个新的观念，或者不但在中国是这样的，在外国也是这样。然后郑尊仁先生就说在中国传统上《昭明文选》不像是传记文学，因为它缺了一种美。我们现在讲对于传记文学，中国人由一生开始到结果大概是具备了一个人传记的基本条件。但是，我们为什么说中国缺乏传记文学呢？因为中国的传记作品都是写一个公家人，没有写一个私家人，就是一个人的感情，或者他什么时候结婚，家庭生活怎么样。这方面可能是我们觉得中国传统传记缺乏的地方。
所以，基本上我们拿一个现代的观念，把传记文学比喻成是千里马，我们要怎么引用这个“千里马”。我现在讲的是孔子，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史记》讲孔子从出生到死，都讲出来了，所以有一个传记在里边的。但是《史记》里面其实很多东西《论语》是有的，在《史记》里很少没有写出来，也有一部分写了，孔子是怎么吃东西，怎么穿衣服，怎么上班，这在中国的传记文学很少写的，在《论语》里面是有的。
但是我今天讲的是他十四年的时间坐标，传统的考证。这里我引用了钱穆就批评了太史公的《孔子世家》，就批评他用的材料没有很好的考核，有的好，有的不好，都放进去了。可能在哪个时候写历史，没有将资料的来源登出来。因为一定在太史公之前有很多很多的资料，不可能就靠着这样一个资料来写。另外特别有一点，孔子太太叫什么名字，《史记》里面也没有，但是《孔子世家》里面有，古文说更了解孔子的，就是需要了解他的时代，明朝的画让孔子坐在凳子上是不可能的，这个影响就像我们说孔子喝咖啡一样影响我们的时代地方吧。
现在大家都在谈《左传》和《史记》，《左传》里面其实有一个跟孔子有一点关系的，就是他的弟子是怎么出生的。其实他的爸爸在《左传》里面说，他答应鲁公去行这个礼，他不会，他就觉得很羞耻，学了礼之后，四年以后被两个姐妹看中了，这两个姐妹好像只有十五六岁，他已经五十岁了，他们是怎么结合的，他们怎么样有一个同意。后来姐姐上报，然后就成就了他最后游说的。孔子作尚书，头两次出走是成功的，第三个是他的学生里面游说失败，所以他要出走。
我这篇文章最重要的一个焦点，就是定一个时间，孔子什么时候去拒绝，可能是他唯一有机会做高官，但是他拒绝了，就是为了自己的一个原则，他不愿意在卫国。这里面有他跟弟子有一个对话，特别是子路的对话。这是他死的时候就拒绝卫国做官是在什么时候？在《史记》里面记载是他后来的时候，其实是第六年的时候拒绝的，后来卫灵公死的时候有载。
再后来就是《论语》里面的：“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人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子贡是孔子弟子中一个著名的非常灵巧的人，一听就知道孔子不会在卫国当官。原因在哪里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卫灵公应该是跟孔子差不多一个年龄的人大概六十岁，他的夫人南子大概只有二十岁，是宋国的大美人，当时哪个时候跟宋国哪个人有关系，声誉不是很好，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卫灵公在一个门卫就召唤季桓公就取笑他宋国有伐陈的工作，他一听到就非常不高兴，就要杀南子，后来派去杀的人就不敢动手，南子就警觉了，卫灵公要杀她，所以卫灵公就将太子驱逐去了齐国和晋国。之后就是子路和孔子有个对话，就是很有名的关于正名的对话。我们假如用传记文学的想象来解释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候的一种情况，因为子路是作过大官，有实权的，所以他也跟孔子一起作尚书的，所以他对孔子的实际政治能力是有所了解的。所以在作尚书的时候就问孔子，你做了大官之后想做的一件大事是什么呢？所以孔子想了想，一定要搞正名这套，他想搞正名就是卫灵公死了之后王位就是太子的儿子、孙子，就变成孙子不能做皇帝，要召太子回来，这个不太可能，当然孙子只有十三岁了，我想情况是不太可能的。所以子路就跟孔子说了，老师的做法是不能成功的，你为什么要正名这套东西呢？孔子就很火，当然骂了一顿子路。
这里就给我们界定了一个主要的认识，从这个认识我们再看《史记》里面有个认识，其实在《左传》我们可以去看到，一个是鲁哀公、夫差的登位，从这个时代的时间就可以建立一个坐标，将他的十四年坐标界定好。要当然总感觉有一年就是原定的这种东西，我们还是不能够决定。谢谢大家！（掌声）
韩兆琦：
上午的发言到此结束了，下面我们进行讨论，咱们实事求是，向发言人提问，由发言人回答也可以，或者各位专家听完以后直接说自己的意见也行。
略……
韩兆琦：
今天上午的时间也正好儿，上午的会就开到这儿，上午提出的问题很多，大家讨论的也很热烈，有些东西咱们在下边儿的会议发言和讨论里面还得接着谈。反正我们抓住这个问题的要点就行。好，今天上午的会就开到这儿，我和南先生的任务就结束了。
南恺时：
谢谢！
（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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