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与杨绛在书房 1950年，钱钟书、杨绛和女儿钱瑗在清华园 人的记忆犹如一面古老的铜镜，岁月风雨或许会使镜面蒙上层层绿锈，即使努力擦拭，显现
钱钟书与杨绛在书房
1950年，钱钟书、杨绛和女儿钱瑗在清华园
人的记忆犹如一面古老的铜镜，岁月风雨或许会使镜面蒙上层层绿锈，即使努力擦拭，显现出的历史影像也总是模糊飘曳的，未必就是逝去年华真实场景的再现……我记得，钱钟书先生讲过几次，不要太相信回忆录之类的文字，可能就是这个意思吧。
在我家里，我们总是习惯地称钱先生为“爷爷”，称杨绛先生为“奶奶”，这是我们至今不变的特定称呼。先父施咸荣青年时曾就读清华大学外文系，师从钱钟书先生和杨绛先生。以后，他长期从事英美文学研究，更是时常要向他们夫妇求教。几十年来，我们两家保持着亲密的关系。按照我们民族传统，古人云“师徒如父子”，就是这个特定称呼的缘由吧。就连我的两个女儿，也随之称呼他们夫妇为“太爷爷”、“太奶奶”。大约是在1972年，我家刚从干校迁回，父亲还留在干校。一天，我随母亲路过南小街二店买东西，母亲遇见杨绛奶奶，两人高兴地拉手寒暄。杨绛奶奶也才从干校回京，梳着极短的头发，穿着洗得发白的男式旧制服，看打扮也是“五七战士”模样。在店门口，她俩滔滔不绝用上海话聊起天来。我急着回去写功课，悄悄拽妈妈一把，催她回家。杨绛奶奶笑眯眯瞥我一眼，问道：“这是施亮吧？”妈妈忙不迭地回答，是呀，他已经上中学了。她们分手后，妈妈在回家路上兴奋地对我说，你知道吗？这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他们夫妇都是你爸爸的老师！又说，还记得吗？你小时候，他们夫妇住在干面胡同院子里，我们领了你去拜年，让你叫爷爷奶奶，他们给你压岁钱呢……妈妈这番话，唤起我的模糊记忆，我朦胧间回想起钱钟书爷爷坐在沙发上，宽阔的额头，笑吟吟的脸庞，伸手爱抚着我的脸蛋。
一年后，父亲也从干校返京，又回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外国文学编辑部。开始，领导让他主编内部发行的《外国文学情况》，他趁势申请了北京图书馆的借书证，可以借阅到馆内进口的西方国家书刊。他经常提着沉甸甸的皮包回家，里面装着一本一本英文书籍。他和钱钟书爷爷杨绛奶奶的联系越来越频繁了，我经常看到钱钟书爷爷开出的书单，大都是英文书籍，有时一张纸条写得满满的。这些便条有一部分还保存在我家里。
父亲从内心深处崇敬钱钟书爷爷和杨绛奶奶，曾经多次向我说起过，他所熟识的学者们当中，有学问的人也有一些，但是有学问又有品格的人却不多见，尤其是真正做到淡泊宁静、不求名利的学者更是很少。他从好友董衡巽伯伯等人那里听说他们夫妇的轶事，印象最深一事，河南“五七干校”的揪“五一六”运动中，有一次开会整郑土生先生，逼迫他交出所谓名单。郑土生先生坚不攀扯他人。散会后，许多人在场，杨绛奶奶径直走到郑土生先生面前说，家里有什么事需要托付吗？可以跟我说！人们那时身处于充满了政治艰险的时代氛围里，谁都怕惹火烧身，能有如此侠肝义胆的人，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实在太罕见了。
1975年初，我从东城区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回北京二中做语文教师。刚走上讲台，我心中忐忑总怕调节不好讲课时间，只好借父亲的手表戴。我家的经济状况当时不宽裕，买一块手表需要我仨月工资。钱钟书爷爷和杨绛奶奶得知此事后，给我家送来一百元钱，对我母亲说：“施亮参加工作，我们表示祝贺，这就权当我们的一点儿心意吧。”用这笔钱，我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戴了很长时间。我听父亲说，外文所与文学所的一些年轻人，因为工资菲薄，都受过钱钟书爷爷和杨绛奶奶的馈赠。还有“燕京才子”吴兴华教授，1958年被划成“右派”，“文革”初被迫害致死。他的家属经济状况窘迫，杨绛奶奶借口寻人抄写译作，找到吴兴华大女儿，每每付给她较多的报酬，以接济这一家人。
其实，那一年也是钱钟书爷爷和杨绛奶奶最窘迫的时期。他们从家中“逃亡”，先是在女儿钱瑗的学校宿舍住一些时候，以后又住到办公室。我随父母去过那间“陋室”，到处是书架，墙边放着行军床，床边一张书桌，窗旁一张书桌，屋内已局促得难以立足了。母亲与杨绛奶奶用上海话唠家常，父亲与钱钟书爷爷则在靠窗的书桌边低声细语，我也凑过去听，他们说的是英语。不过，看他俩的隐秘神情就猜到可能是聊社会上流传的政治秘闻。回到家里，爸爸告诉了我钱爷爷拒赴国宴之事，他们是为了摆脱江青的拉拢。我不禁对两位老人肃然起敬。曾有一文用暗讽笔法写，钱先生在清华的同学某位高官如何如何，似乎意在表明钱先生受其庇护。其实，他们夫妇不依靠任何政治势力的特点，恰是知识界衷心赞誉和钦佩的品格。钱先生与杨先生对待那些大人物，从来持守着不趋炎附势、不谄媚、不势利的处世原则。据我所知，那位原是清华同学的高官在“文革”后期走红，他们夫妇绝无巴结举动，更是直接拒绝江青的拉拢，否则也就不会家无立锥之地而东躲西藏了。“四人帮”粉碎后，这位高官失势失意，曾经与夫人数次探访钱家，钱先生与杨先生都在家中热情接待，而他们夫妇杜门谢客则是有名的。
记忆铜镜上，也时常会有一层历史绿锈蒙垢在上面。不擦拭掉历史绿锈的蒙垢，我们是看不到真正事实的。
1978年初夏，我在北京二中当语文教师。语文组的赵庆培老师，是全校的业务尖子。他博学多识，语文教学水平在区里也是有名的，曾经多次进行过示范讲课。有一天在图书馆，我们聊起来。他得知我家与钱家关系较密切，甚为兴奋。问了我许多钱先生的事情。那时候，钱先生仅在国内学术界较为知名，并不若当今海内外皆知。我好奇地问赵老师，您也知道钱钟书？赵老师回忆道，那是上世纪60年代初，他在图书馆阅读《宋诗选注》，教外语的蔡老师近前来，指着封面上钱先生名字说，你知道吗？这可是个了不起的大学问家啊！蔡老师原在北大任教，他去图书馆借书，却发现每一册书的借书卡都有钱先生的签名，便惊诧地问图书馆的管理员，这人是谁？管理员反问，你在北大教书，怎么连钱钟书都不知道啊！蔡老师顺便又讲了一些钱先生的轶事。从此，钱先生的名字铭刻在赵老师记忆中。赵庆培老师说，他自己一直寻找着钱先生的作品，可除了《宋诗选注》和《通感》一文外，很遗憾未读到其它著作。他问我家中有无钱先生的作品，尤其是《谈艺录》，很想一睹为快。我说，您知道吗？钱先生解放前还出版过长篇小说《围城》，是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的，我父亲一位好友杨仲德先生家中存有此书，我也看过。赵老师也很想借来看看，我说此书是珍本，不可能借人的。赵老师表示理解。
以后，赵老师到我家与我父亲会面。他们略作寒暄后，又谈起钱先生。赵老师恳切地说很想拜见钱先生，不知能否引见？父亲沉吟一会儿才说，钱先生工作紧张，平日极少见客。不过，他可以替赵老师问一问。
父亲后来才对我说，他深知钱先生和杨先生不喜欢应酬，也很少见客，许多名人要人甚至外国记者学者都被拒之门外。可是他那天被赵老师一片仰慕之情所感染，决定替赵老师说一说。过几日，父亲高兴地对我说，事情办成了！一天晚上，他与钱先生聊天，讲起赵老师颇想拜见钱先生之事。意想不到，钱先生竟爽快答应说，是个中学教师？那我倒想见一见。他对父亲说，中学教师里真正有学问的人是很有一些的。前一段时期，有一位中学教师给他写信，指出《谈艺录》一处引证失误，他很高兴地回信向那人致谢。
这天下午，父母与我一起陪同赵庆培老师拜访钱家。我们先去电影院同看一场外国影片，然后又赴三里河南沙沟的钱家。天气已经很热了，钱先生穿一件旧府绸短衫，亲自为我们每人沏茶。他风度翩翩，和蔼可亲，谈得融洽了，赵庆培老师将他听到的两桩轶闻向钱先生求证，先是问：听说您留学归国后回西南联大任教，被破格任用，直接任教授，可有此事？钱先生确认此事。赵老师又问，听说您考取的那一年庚款公费奖学金只有一个名额，许多同学知道您要参加考试，就不去考了，这传说是否当真？钱先生也微笑点头，并说出几个名人的名字。
赵老师又说，您编的《宋诗选注》确实是一本好书，我已经读过好几遍了，让人回味不已，极有收益。不过，在十多年前，我曾经在《读书月报》看到一篇文章，似乎是批评对文天祥诗篇选目的……
钱先生敏捷地问，大概是指责未选《正气歌》吧？赵老师点头答是。
这打开了钱先生的话匣子。他滔滔不绝，旁征博引，举许多事例论证这首诗有堆切典故之弊。他说，他认为这首诗并非上品，所以他选了文天祥其它的诗，没有选这篇。而且以后修订本再版，也会坚持不选的。可惜我记不得钱先生所说的大部分具体内容了。不过，我记得有一回父亲与钱先生闲聊，讲起彼此熟识的一位古典文学专家撰文批评《宋诗选注》为何不选《正气歌》，钱先生就说，这首诗并不怎么样，只是道学气浓重，居然有那么多人喜欢它！他又转向也在座的我说，你要记住，一个作家最有名气的著作，未必是他最好的著作。一部作品出名，常常是因为政治和社会各种因素造成的。那时，我并未听懂钱先生这一番话，如今回想起此乃至理呀。
钱先生又对赵老师说，不要迷信那些专家学者之类的。其实，中学老师里面倒是有一批具备真才实学的人，这些人的学术根底不见得比专家学者们差。他说，中华书局出版了张相所著的《诗词曲语词汇释》一书，以后又有一位江西的中学教师王锳搜集了资料，又写成了《诗词曲语辞例释》的稿子，他读过了，很有价值。此书中华书局将要出版。
这次会面持续了近两小时。随后，父母应邀在钱家吃晚饭。我与赵庆培老师就回家了。本来，钱先生也提出请赵老师一起吃晚饭，但我父母替赵老师婉辞了。归途中，赵庆培老师颇感慨地说，有人讲钱先生是个骄傲自负的人，见面后我倒没有这种感觉。他很直爽，有什么说什么，绝无哼哼哈哈、装腔作势、摆架子模样，真是一片纯真呀。这在名学者中是少有的。
岁月倏忽而过，已有三十余年了。真有意思，当年一些具体场景，包括钱先生的神姿，似乎恍如昨日。可是，有些更重要的事实却又模糊了。赵老师说，他记得杨先生是始终在座的。我却明明白白地记忆，那天下午杨先生恰去参加邓小平与西班牙国王的会见。回来对我们说，礼宾人员介绍她是《堂•吉诃德》的译者，邓小平说一声，噢，《堂•吉诃德》已经出版了，我怎么没看到？
记忆铜镜中的影像，或许，就是这一道记忆的残影，又与那一道记忆的残影互相连缀？所以我说，记忆只能是一面铜镜，而不可能是玻璃镜，也更不可能是画面清晰的录像再现。
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1990年出版了。钱钟书爷爷和杨绛奶奶很关心这本书，几次询问过。大批样书到了，父亲让我挑上一本，一块儿去钱家。我竭力挑拣出一本最漂亮的，内心却忐忑不安，总觉得自己的作品太小儿科，仿佛是小学生的作业拿去给大学教授批改。
翻开书的扉页，我觉得不好意思写什么“敬请教正”之类的话，显得傻里傻气的。我把这个心思对父亲说了，他未置可否。
那天晚上，走进钱家宽敞的大客厅里，我头一回有了手足无措的感觉。奉上这本书时，杨绛奶奶没戴眼镜，就未翻开看。她抚摸着书的封面，“嗬，挺厚的呢，有30来万字吧?”我尴尬地笑一笑。
钱钟书爷爷也拿过那本书，翻至扉页，却见什么字也没有,一片空白。他诧异地停一下，也往前翻一页，还是白白的。他看我一眼，又望了身边的父亲一眼。父亲注意到他的神情，显得很窘，呵斥我说：“施亮，你怎么回事儿!书上怎么什么也没写?”
我嗫嚅答：“我，我……这个东西，很幼稚的!我不好意思写……”
钱钟书爷爷放下书，唇边带一丝浅笑。“你坐下吧……不要紧的。”他拍一拍我的胳膊。见我坐下，也在旁边沙发坐下。“好啦，你的头一部书出版啦，最艰难的一个时期过去啦。以后，你要多注意身体，不要急于发表作品，多积累，好好写。”他又加重语气对我说：“记住，不要以成名为目标！太早成名对你没有好处，容易走上功利的道路。”以后，杨绛奶奶也好几回对我重复这个意思。
“爷爷，不过，我们这些年轻人的水平太差。”我鼓足勇气说，“我觉得，就是现在的一些著名作家，也没有赶上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作家的水平。”
“那倒不见得。”钱钟书爷爷摇一摇头说，“我有一种想法，也许，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要从你们这一代人开始呢。我读过一些年轻作家的作品，刚发表的小说就很不错。只要不急功近利，勤奋写下去，是能够成功的。还有，你也一定要明白，有些著名作家并不见得就是优秀的，不过是一时走红而已。我们那个时代也有一些这样的人，像是一堆泡沫，一眨眼，又消失了。留不下一部真正的作品。”
我听过这一番语重心长的话，内心感动，感到他的心跟我接近了，我就有胆量提出内心存疑已久的一个问题：“爷爷，有个事儿，我一直想问您……”
“说呀!”
“您在《围城》的‘重印后记’里说，后来您又写了新的小说《百合心》，可惜只写了两万字，在搬家时丢了。可我猜测，并不是丢了，而是您自己把它烧掉了。”
“哦，”他一怔，问我，“怎么是烧掉呢?”
“因为，您心里一定很明白，在那个年代，即使把这本书写完，也根本不可能出版了。另外，在当时社会气氛下，您也没有心情写了。看着它，心里难受，索性就一把火烧掉了事!”
钱钟书爷爷并未答话，却细眯起眼睛，用一种极复杂的眼神注视着我。注视着，注视着，目光倏忽间又变得很空漠，虽然还瞧着我，又似乎注视更遥远处。
沉默少顷，他改变了话题，向父亲问起熟识的一位老友的近况，随后又说起其它事情。杂七杂八闲聊着，他显现出迷惘的模样儿，有一句没一句的。间歇处，有两次他瞧我一眼，疲惫地一笑。
送我们出门时，在走廊上，钱钟书爷爷将手搭在我的肩膀上，拍了两下，说：“施亮呀，要珍惜你现在的好时光，搞好身体，写吧，写吧，好好地写。”说完，又使劲拍一下。我也用力点一点头。
走到楼外，父亲又懊悔地提到未在书上题字之事，说他也有责任。我也回应着。可是，我的心思并未在此事上。刚才钱钟书爷爷对我讲的那些话，是真正的金玉良言，必定如铭文般留在我的记忆中。还有，我也意识到自己在不经意间，可能勾起他心灵深处某种忧郁的回忆。或许，我那几句话又唤起他“碧海掣鲸闲此手”的遗憾?外人是难以理解这种遗憾的巨大创痛的。所以，他的神情才显出那么迷惘，那么复杂！于是，钱钟书爷爷瞬时间转化成的那一道很空漠的目光，总在我心头萦绕。
科学家认为，记忆像放在书架上的独立文件，每次取下来打开看时，又可以随意修饰。但是，最深刻的记忆却是不会更改的。在我记忆的铜镜里，这个片段是永远也不模糊的。
1993年5月18日，父亲病逝。第二天，钱钟书爷爷和杨绛奶奶给我们家人写来一封唁信：“若莹夫人、亮、研贤伉俪同鉴：昨日得知咸荣逝世，不胜惊悼。数十年至交，临终未得诀别，尤为悲感。我自动手术以后，衰朽愈甚，一时未能康复。杨绛失眠减食，亦成病妪，本拟闻讯即造尊府慰唁，而实以精力不胜，稍待异日。先此草函，尚望节哀顺变，料理大事。指痛不便多写，书难尽意，即颁阖家平善不备。钱钟书、杨绛同上。五月十九日。”
这是钱钟书爷爷亲笔信，以前他写信从来是神采飞扬的毛笔字，如今却用钢笔了，且字迹颤抖。他是拖着刚动大手术的衰弱病体写来的这封信啊。
这年的11月中旬，也就是钱钟书爷爷的生日前几天，母亲精制几样小菜，嘱我和妻子傅研送去。她还给钱家打了一个电话，恰是钱钟书爷爷接的，他说不必送小菜了，可希望我和傅研过去一趟，也带孩子们去。
在大客厅里，钱爷爷穿一身亮蓝绸缎的中式棉袄，领口纽襻没有系，颤颤巍巍的，人消瘦了一大圈，面容憔悴。他见我们仍然是把小菜带来了，苦笑着说，你们看我这个样子，哪里吃得下去。能把食物嚼一嚼，维持住体内的营养就不错了。
他丝毫没有掩饰自己的感伤情绪，绝无强颜欢笑之词。他对我们说，他自己也来日无多了。他的一切国家会管的，不过，他更担心的是杨绛奶奶。当时，杨绛奶奶正好出门了。他重复说了好几回，拜托你们多照顾奶奶！
然后，有好几回，他仔细端详着我，目光充满了忧伤和寂寞。我一下子就明白了，他想起我的父亲，想从我的脸上看出我父亲的逝影来！我强忍住眼泪。那天，我们只呆了半个小时。本来，钱钟书爷爷让我们再多等一会儿杨绛奶奶，我们何尝不愿意陪他多坐一会儿？可我们知道，这只会勾起老人更多的哀伤，更多的痛苦。我们匆匆告辞了。
又过了三年半时间。1997年的正月初一，我和傅研去北京医院看望了长期淹缠于病榻的钱钟书爷爷。他微闭双眼，面色黑黄憔悴，一根鼻饲管维系着他与现实人生的联系。他见了我们情绪有些激动，引发了一连串咳嗽与喘息，身体也微微颤抖着。我拉住他瘦骨嶙峋的手，心缩成一团地疼痛。
他清清楚楚地说：“我已经不知年了。”
他的头脑仍然是那么睿智。可是，这也是与痛苦成正比的。他真的来到人生边上，受够了死神的戏弄，被推来搡去，在死亡深渊的悬崖边徘徊。还有，钱钟书爷爷和杨绛奶奶这对老夫妇还要忍受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就在半年前，杨伟成姑父及我与傅研把钱瑗姑姑癌症晚期的消息告诉杨绛奶奶，我们亲眼看到老人仰靠沙发，双目望着天花板的哀恸神情……
这次探望钱爷爷一个月以后，傅研陪同杨绛奶奶去小汤山的温泉胸科医院，与钱瑗姑姑见了最后一面，母女俩极理智地做了临终诀别。一星期后，钱瑗姑姑病逝。
我们那天参加钱瑗姑姑追悼会回来，阿姨对我们说，中午杨绛奶奶未吃午饭，阿姨劝她多少应该进一点儿食，因为下午还要去北京医院。杨绛奶奶凄恻地说：“我怎么吃得下去呢？这时候，我女儿的血肉正在炉子里被烧着呢！”
钱瑗姑姑病重期间，钱爷爷有所感觉，总问杨绛奶奶：“阿圆怎么不来看我？她最近怎么不来了？”杨绛奶奶就编出些话来，先瞒住他。又问了几回，他不再问了，却用一种忧愁的目光望着她。杨绛奶奶说：“那种眼光是很难受的，让我心里一揪一揪地疼。”
钱钟书爷爷去世了。那天晚上，我和傅研看过新闻联播后，立即赶到钱家。傅研拉住杨绛奶奶的手，哽咽失声。杨绛奶奶急促地说，别哭，别哭，不要哭！又对我们说，爷爷不喜欢别人用哭声送他。
我们都忍住了眼泪。我望着杨绛奶奶略显疲惫的消瘦脸庞，忽然想起，是啊，我从来未见杨绛奶奶流过眼泪。也许因为，眼泪是透明的血，它淌在心里了。
生命只是个行路的影子，这是莎士比亚戏剧里的台词。钱爷爷生命的一切，都留在书山的路径中了。而在我的记忆铜镜中，老人的背影、侧影、倒影汇成了一幅又一幅斑斓画面，也映照出一条真正学者的独立人格之路。
这是我们的鉴范。
（原载2010年10月22日《北京日报》） (责任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