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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念同志
李先念同志（左一）关心国防建设
李先念同志是我十分敬重的一位革命老前辈。20世纪50年代前期，先念同志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湖北省省长，后又兼中共武汉市委书记、武汉市长。当时我在武汉原中南空军（广州空军前身）工作，耳闻目睹先念同志的几件事使我深受教育，留下深刻印象，几十年来一直萦回在我脑际。“先念百年”，动人心弦，按捺不住，夙夜记之，以传后世。
“我不能当老战友的‘防空洞’。”
1952年全国性的“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 运动，和“五反”（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等）运动搞得热火朝天。那时把贪污疑犯和其他经济疑犯，称之为“老虎”。当时的流行语是“山高林密必有老虎”“老虎丛生之地必有官僚主义”，意思是管钱管物的单位“老虎”多、问题多。军区空军党委组织由保卫部长彭由任队长的“打虎队”进驻重点单位后勤部。那时我在政治部报社任记者，奉命参加“打虎队”任秘书。经群众检举揭发，有些干部不同程度被不法商人糖衣炮弹击中，需要分别进行调查核实，其中涉及到后勤部政委程启光的问题。程启光是一位老红军，参军前，和李先念配对，帮人修房子，一个是木工，一个是泥瓦工，关系非同一般。现在他的问题虽然并不严重，但是如果不查，对“三反”工作的推进不利，对他本人不利，在群众中会造成不好的影响。彭由队长犯难了，左思右想，觉得非查不可，决定亲自出面找他谈话，动员他主动讲清。队长让我通知他明天上午和他面谈。
第二天上午，我随队长去程启光家时，家里人说他到武昌李（先念）省长（时任湖北省省长）家去了，你们找不到他。他们以为这样避过风头，可以不了了之。队长马上报告军区空军政委吴富善。吴政委说：“你们等一等，我打电话找李先念同志，说明情况，问问他怎么处理好。”没过多久，吴政委回话来说：先念同志态度很明确，说我们做得对。先念同志说：“谁有问题，一视同仁，就是天王老子该查也得查！不能因为程启光是我的老战友就不敢查，我不能当老战友的‘防空洞’。我马上说服他，送他回去接受审查。”
程启光同志回到部队后，我随队长去找他谈，问他李省长对他说了什么。他告诉我们，先念说：“‘三反’、‘五反’是党中央毛主席部署的大事。我们老党员都要自觉地带头响应啊！我俩是老伙计、老战友，可是现在有人揭发你的问题，你还是先回去接受审查，交代清楚问题。如果你不回去，给组织上出了难题，人家会说我当了你的‘防空洞’呀！这对你不好，对我也不好。等你的问题处理完了，再来我家住住，我抽空陪你喝点酒、谈谈心。”程启光接着向队长表态，先念同志说得入情入理，他愿意如实讲清楚，听从组织上审查处理。彭由队长马上说：“好哇！我们希望你能早点把问题搞清楚好再去先念同志家喝酒啊！”
先念同志既坚持原则又有人情味，使这一个难题，就这样迎刃而解。由于对程启光的问题进行了认真负责、实事求是的审查处理，结果三满意：组织满意、群众满意、他本人也满意。
“你有你的航空母舰，我有我的大别山！”
抗美援朝战争初期，美帝国主义打着联合国的旗号，伙同14个国家入侵朝鲜，想进一步入侵中国，其势汹汹。那时，全国解放不久，对美帝国主义吓人的样子，相当多的人都心存疑虑。当时部队针对美帝国主义进行“三视”（仇视、鄙视、蔑视）教育。中南空军领导请先念同志给机关干部作了一次形势报告。领导指定我作记录。先念同志概括地谈了国家面临的困难，谈经济恢复的进展情况和良好的发展前景，然后谈到对美帝国主义的看法。他说：“‘我们中华民族不是好惹的’。日本帝国主义要把我们中国人当亡国奴，8年抗战，我们把它打败了。我们中国共产党更是天不怕，地不怕。蒋介石有美帝国主义这个后台老板支持，有800万军队，有那么多美式装备，又有飞机大炮，我们把蒋介石集团打得跑到台湾去了。美帝国主义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从后台跑到前台，要亲自出马和我们较量。它一面入侵朝鲜，一面把第七舰队的航空母舰开到台湾海峡，耀武扬威，以为这样做就可以把我们吓倒。中国人民是吓不倒的！‘你有你的航空母舰，我有我的大别山！’你的航空母舰总不能开到岸上来，顶个屁用！你真的登陆进来，我们打起人民战争，从大别山、这个山、那个山冲下来，把你分割开来，装进一个个口袋，把口袋扎紧，收拾你，你跑都跑不掉！美帝国主义没有什么好怕的，同志们，你们说对不对？”大家齐声回答：“对！”会场上气氛顿时活跃起来了！先念同志豪迈的气魄，坚定的信心，铿锵有力又通俗生动的语言，非常鼓舞人心，是进行“三视”教育的一剂长效良药。事后，很多人学着先念同志用湖北话说：“你有你的航空母舰，我有我的大别山”，成了机关部队进行“三视”教育中鼓舞人心的流行语。
“总理日夜操劳，我们应该为他分忧”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到长沙空军某部采访。一天，部队领导约我在机场塔台旁的休息棚介绍情况，值班参谋找首长说，接省委办公厅的电话，说是李先念副总理要找你们部队一个叫小肖的来谈谈。正在旁边上任不久的肖建章参谋长马上把电话接过去说：“李副总理要找的小肖就是我，请你回话，今晚我就去看他。”第二天，我问肖参谋长，李副总理和你谈了些什么呀？肖参谋长告诉我：“我和他非常熟悉，从战争年代我在他身边工作起，他一直叫我小肖。他以为人家都知道我这个小肖。其实我到长沙工作不久，省委机关的人不熟。他们不知道小肖是谁，也不便问。李副总理家和我家经常有来往，他听说我调到驻长沙空军部队工作，就说要我去谈谈。”
肖参谋长说：“去了以后，李副总理就问我当地群众生活情况，部队生活有没有必要的保障，特别是飞行员有没有足够的营养等等。我一一作了回答。我听说他到长沙后马不停蹄，又是开会听汇报，又是调查粮、油和副食供应情况……我看他很疲惫，就说：‘师长（我习惯地这样称呼他），年岁不饶人，你也得放慢节奏，不要安排得太紧，要注意身体啊！’师长说：‘现在正是国家经济生活困难时期，老百姓的生活问题是天大的事，民以食为天啊！总理年龄比我们大，你们不知道他是怎样为老百姓日夜操劳。总理健在是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幸福。我们比他年轻，应该多干点，为总理分忧。要不然的话，对不起总理，也对不起人民啊！’肖参谋长又说：“我知道师长和周总理有很深的感情。我在他身边工作时，他给我讲过许多动人的故事，他说：‘周副主席是我们的好领导、好老师、好首长，是我学习的好榜样。’这天师长说这话的时候有点哽咽，眼泪都快流出来。我不好再说什么了。”
从肖参谋长转述这些话里，我真切感受到老一辈革命家日夜把老百姓的冷暖放在心上的赤子情怀，和他们相互间的互相关心、互相支持的手足之情，我也为之动容。
“共产党员只能听组织安排”！
先念同志党性原则很强，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和职务高低，顾全大局，一切听从党安排。肖建章同志在武汉当军区空军副司令员时，有次我途经武汉，看望他夫妇。其时正值先念同志由国家主席改当全国政协主席。我问他这是怎么回事。他说：“对这件事，我也有想法。最近我因事去北京到中南海看望老师长时，先见到他的女儿，谈起这件事。她告诉我说：‘为这件事，爸爸召开了家庭会议，给大家通气，要求我们不准到外面去瞎议论。我们说，不当国家主席去当政协主席，老百姓都会有看法，不如不当政协主席，回家休息。爸爸说：你们还是不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只能听组织安排，不能有什么意见。我们看爸爸有点生气了，就不敢再说了。肖叔叔你也别问了，问了准得碰钉子。”我说我不怕，我还是要问。见到师长时，我说：‘怎么弟弟不当（国家主席），要哥哥当呀！让比你还大两岁的人当国家主席，不好理解。当不当国家主席不一样，不当，有些事，就不好办。’师长批评我说：‘你这个小肖，当司令员的人了，应该懂得政治嘛！我当国家主席是组织上要我当，不当不行；现在组织上让我改当政协主席，还是不当不行。你这个司令员（作者注：肖建章同志后任空军某部司令员）也是组织上让你当的呀！……你说不当国家主席有些事不好办，这不奇怪。权力是人民给的。当主席，不该办的事，也不应该办；不当主席，应该办的事，还是可以办，我们人还在，还是有点影响的嘛！我们共产党人投身革命，舍生取义、不是说时刻听从党召唤吗？就是这么个最普通的道理，我看你们应该是想得通的。你见到老战友们，把我这个意思转告他们，不要去说三道四，一定要听党的话！’”
先念同志这些朴实的、刻骨铭心的话语，凸显了伟人的精神风貌，是宝贵的精神遗产，堪为后世师表！
（原载2010年第4期《炎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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