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青，艾青，你在哪里？”

     今年是艾青100周年诞辰，全国各地先后以各种形式隆重纪念这位杰出的诗人。
     艾青的诗作被译成3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并荣获法国文化艺术最高勋章、葡萄牙自由勋章等国际文学奖。他不但在诗歌创作上取得了公认的卓越成就，在诗歌理论和诗歌美学研究方面也有很高的建树。他被拉丁美洲的伟大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巴勃罗•聂鲁达称之为“中国诗坛泰斗”。前苏联汉学家费德林热情赞扬：“艾青的诗是可以超越时间和国度的，因而富有永恒的魅力。我为你们的国家能诞生屈原、李白、杜甫、曹雪芹和艾青而骄傲。因为他们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全世界。他们的作品是人类共同的财富。”
     诗人在抗战时期创作的《向太阳》、《火把》、《吹号者》以及《黎明的通知》是唤醒新时代的号角，催人振作奋进、勇往直前。在《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北方》、《手推车》、《驴子》和《骆驼》等诗篇里则充满了爱国情思和对人民命运的深切同情。尤其是那首题为《我爱这土地》的诗里更是饱含着对祖国母亲的深深情意：“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众所周知，上世纪30年代，艾青就像冉冉初升的新星照耀着亚洲诗坛的天空；在抗战时期又以自己恢弘的诗作，铸造了中国现代诗史上继郭沫若之后又一座丰碑。遗憾的是，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他在诗坛销声匿迹，因为一股强烈的政治风云把他卷进了无底的深渊，批判、斗争、流放、劳改……劫后余生，他又顽强地开始了自己的诗歌生涯，写下了诸如《大西洋》、《维也纳》、《一个黑人姑娘在歌唱》和《古罗马的大斗技场》等别开生面又气势磅礴的伟大诗篇。

黑岛盛会  诗人云集

     黑岛是除了圣地亚哥故居之外，聂鲁达在靠近太平洋海滨营造的另一个诗窝爱巢。作者在常驻智利的10余年中，曾驱车到黑岛不下四五次寻探诗人的足迹。
     就在黑岛上，中国诗坛泰斗艾青曾经逗留过一个月，在这里同智利的诗友们结下了难忘的情谊。这是艾青同聂鲁达的第二次交往，发生在1954年。那年7月12日是聂鲁达的50岁华诞，人们发起聚会，借机进行一次保卫和平的运动。艾青收到以智利众议院院长卡斯特罗的名义发出的邀请，同行的还有诗人肖三和当时的中联部副部长赵毅敏，以及翻译陈用仪。因当时太平洋路线尚未通航，而且中国同不少国家还没建立外交关系，艾青一行不得不转辗经过布拉格、日内瓦、里斯本、达卡，里约热内卢和布宜诺斯艾利斯，才最终到达智利首都，全程一共飞行了八天八夜。
     在黑岛的聂鲁达别墅花园里，迄今仍陈放着一张铁艺浇铸的长方桌子，上面覆盖着一块厚玻璃，四周围着几把椅子。在这里，诗人们举杯行令，对酒当歌，忘情地抒发激情，即兴朗诵自己口撰的新诗。艾青在他赠给聂鲁达的诗中描写聂鲁达“活像一个士兵”，是“我的兄弟”。他称聂鲁达是“山岳与海洋的儿子”、“风浪与阳光的朋友”，还赞美他说：“你生活在人群里，行走在大街上和劳动者打着招呼，你笑着像农民一样……”
     30天逸乐欢聚的光阴像箭一样飞驰而去，终于来到了依依惜别的时分。艾青在《告别》这首诗中写道：“浅灰色的早晨/我离开你/离开你动人的声音/离开你温热的手掌/离开你宽阔的胸膛/离开你的拥抱/说了一声‘再见’/不可能许下重聚的日期/就这样地，我离开你……”

致敬中国  初结情谊

     其实，1954年艾青一行在圣地亚哥的聚会只是一次回访，在这之前，艾青已经在中国北京结识了聂鲁达。1951年8月，聂鲁达曾作为世界保卫和平大会的代表和国际和平奖金评选委员会委员，偕同苏联著名作家爱伦堡一起前来中国向宋庆龄女士颁发斯大林国际和平奖奖金。
     当时的聂鲁达虽然尚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在世界诗坛已名噪一时。他20岁时便自费出版了第一部诗集《霞光》，次年又出版了成名之作《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此后进入外交界，在一些国家出任领事。他在西班牙任职时，亲身经历西班牙内战的烽烟，从而写下热血鼎沸、正义凛然的长诗《西班牙在心中》。他在墨西哥任职时创作的许多诗篇，愤怒地谴责了法西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暴行，因而在离任回国途中受到太平洋沿岸各国人民的盛大欢迎。他于1945年当选为智利参议员，后因国内右派掌权，身为共产党员的他被迫转入地下，流亡国外，到美国参加笔会，到苏联出席普希金诞辰150周年纪念活动，并获得了国际和平列宁奖奖金。1952年，智利当局撤销关于逮捕左翼作家和政界人士的命令后，他方得返回智利。他是在流亡期间到达中国访问的，当时他的辉煌巨著《漫歌集》已经问世，被誉为美洲大陆最伟大的史诗之一，其力作《伐木者醒来吧！》和《逃亡者》等在中国已经烩炙人口。
     访问期间，由艾青出面接待陪同。聂鲁达在解放了的土地上感到十分轻松和舒畅，他们自由自在地漫步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到胡同餐馆品尝风味小吃。在颐和园昆明湖泛舟的游艇上，聂鲁达还纵情地唱起了西班牙人民保卫马德里的战歌。闲聊时，艾青打趣地问：“聂鲁达的‘聂’，汉字由三个耳朵写成，那么，你头上便多长了一只耳朵，放在哪里？”聂鲁达不加思索地回答说：“那就把它放在前额上吧，这样可以让它倾听未来。”于是，宾主相对哈哈大笑，这笑声是多么纯真，又是多么亲密。
     聂鲁达在中国短短的一周访问时间里同艾青结下了不解的情缘，他在临离欧洲之际特意在德国购买了一件民间工艺品托人捎给艾青作为纪念。当艾青获悉聂鲁达获赦重返智利的消息时，情不自禁地写下了气势恢宏的《和平书简》，热情赞誉聂鲁达是“坚强而又纯朴的诗与战斗的兄弟”，形容他的声音“好象是从地层下面发出来的，沉洪的，使地面也为之震动的声音”，从这声音里“可以听见美洲人民的力量”，从这声音里“可以听到美洲的希望”。

畅游长江  感奋不已

     聂鲁达和艾青的第三次相见是在1957年。当时，聂鲁达和巴西作家亚马多双双偕同夫人从南美洲远道来访，艾青喜出望外，兴冲冲地从北京专程赶到昆明迎接。
     他们一同悠然自得地泛舟于波光潋滟的滇池，浏览了姹紫嫣红、枝叶繁茂的植物园，瞻仰了千姿百态的云南石林，还洗了温泉澡。尽情地领略了南国旖旎的亚热带自然风光，然后再飞经人口最稠密的四川盆地，游历妩媚娟秀的巴山蜀水。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天府之国，曾经哺育出像李白、杜甫、陈子昂、郭沫若和陈毅那样的大诗人。艾青向客人们一一介绍这些名胜名人，如数家珍，使大家如痴如醉、流连忘返。他们同当地诗人、作家举行诗歌座谈，互相交流心得体会，还在万县码头的一家临江茶馆里聆听说书人的演唱。聂鲁达对这种百姓喜闻乐见的说书形式十分感兴趣，把说书人看作民间诗人或行吟诗人，并说：“如有可能，我也将弹起吉他，唱起我的诗，走遍全世界。”最后，他们坐客轮由重庆顺流而下，沿途畅览万里长江的不尽画廊。巍巍中华的壮丽景观使远道来客惊喜万状，感奋不已。
     7月12日那天是聂鲁达的生日，经艾青提醒，船长特地制作了一个香甜可口的大蛋糕。这一细心而出其不意的举措令客人惊喜万分，为此聂鲁达在回忆时这样写道：“在昆明，我们的老朋友——诗人艾青守候着我们。他那宽大而黝黑的脸庞，他那一对机灵和善的大眼睛，以及他的聪明伶俐劲儿，都是我们这次如此漫长的旅行的一个愉快的成果。”
     聂鲁达崇敬艾青待人接物的诚挚厚道，更钦佩他卓越的才华和横溢的诗情。他称“迷人的艾青”是“中国诗坛泰斗”，每到一处总是这样向人介绍艾青：“这是我伟大的朋友，终生的朋友。他是个屈原时代留下来的大诗人！”艾青同聂鲁达在一起则总感到“生活在浓厚的友情里”。他在智利的一个月中先后写出诸如《在海岬上》、《礁石》、《珠贝》和《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等长短诗作21篇。而这回畅游长江三峡之后，他又写了长诗《长江行》。可见，朝夕相处，形影不离，不但使诗人们的情谊与日俱增，而且也促使他们的诗兴大发，畅泄胸中块垒，不断发于章句，这正是由于诗坛巨星的相互吸引和撞击必然会产生的巨大热力和响声。

“艾青，艾青，你在哪里？”

     正当诗人们沉浸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时，一场冷酷无情的政治风暴突然袭来。书生气十足的艾青对这场斗争竟无防备，不合时宜地“放”了一些不中听的话，诸如“我们党内老是一些人整人，一些人挨整”及“斗争丁玲是残忍的，斗争江丰是一棍子打死”等等，于是很快被打进了“丁陈反党集团”。一天，正当艾青同聂鲁达在房内促膝谈心之际，一阵阵令人心悸的电话铃响了，说是一位文艺界的大人物要亲自来见聂鲁达。艾青马上意识到，这是前来向聂鲁达通报自己被批判的事，他们之间的友谊从此被一座无形的冰山所阻隔。他十分难堪地起身告辞，两位诗人执手相看，热泪眼竟无语凝噎。谁知，这竟成了他俩的永诀。直到聂鲁达1973年在智利发生推翻阿连德政府的军事政变后的第12天（9月23日）愤然死去，他俩彼此再也没有见过面、通过信。聂鲁达临终时，床头悬挂着中国国画《八十七神仙图》。那是艾青在访问智利时送给主人的，当时他说：“希望世界有八十七个诗人歌颂和平。”
     后来我在艾宅访向时，每当提及那天诀别的情景，艾青夫人高瑛总是难以抑制心中的激动。她说，聂鲁达怏怏离开中国之日，好客热情的接待者艾青竟不能到机场为他送行，而中国素有礼义之邦的雅称，对于这一点客人岂能理解呢？
     的确，对于聂鲁达来说，他当然无法理解这意外发生的一切。他对于知心朋友突然蒙受的厄运爱莫能助，只能带着同情、惶惑和失落感把这段憾事写进自己的回忆录：“这场审判似乎已经进行了相当时间。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说过他们是否受审查，也没有提过他们的未来是悬在一根线上……”
     聂鲁达常常呆若木鸡地兀立于礁石旁，或是无限忧伤地徘徊在海岸边，面向东方，深情地呼唤：“艾青，艾青，你在哪里？”

文化交流   再系纽带

     笔者从事拉丁美洲地区的国际新闻报道达40年之久，在常驻圣地亚哥新华分社工作期间，我意识到发掘中智两国间友谊和文明题材是责无旁贷的。当我从智中文协的朋友的回忆和传诵中得知艾青与聂鲁达这段友谊和经历时，就铭记着这是一段应该浓墨重彩地加以描述和宣扬的轶事。利用回国度假的闲暇，我专程采访过艾青及其夫人高瑛，并同他们保持着友谊联系。
     我最后一次见到艾老出席公众活动，大概是在1984年纪念聂鲁达诞辰80周年纪念会上。在他上台讲话之前有过一席攀谈，谈话内容大概是：聂鲁达的死他是最近才知道的。当联合国大会讨论中国席位时，智利代表在发言中还引用了聂鲁达歌颂中国的诗。聂鲁达在国际上有很大影响，对世界人民有贡献，他的作品应当翻译，发表和出版……
     上世纪90年代，一个金秋的下午，作者专程登门造访艾老。当我来到东四胡同的一个四合院门口，一位饱经忧患、鬓发笼霜的老人坐在轮椅上，由保姆推着刚刚从外面溜弯回家，他便是年届耄耋之龄的艾青。我见他下得轮椅正待颤颤巍巍地跨进门栏，赶忙上前搀扶，恰巧他夫人高瑛出来迎接。她一面打招呼，一面提醒：“艾老在八十出头时不小心跌了一跤，右臂粉碎性骨折尚未痊愈。”我不敢造次，只好加意在背后紧随艾老高大的身影，一同走进客厅。
     艾老说：“多亏你的安排，使我在垂暮之年还能同一些常常怀念但难以相见的朋友会面。”接着，他向我叙述了去年智中文协副主席达里奥•德•拉•富恩特先生访华时前来拜访的情景。我随即把达里奥的信和他在智利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大诗人艾青》，以及由他主编的一册智中文协会刊转呈给艾老。艾老兴致勃勃地仔细欣赏我随身带去的在聂鲁达圣地亚哥故居和黑岛别墅拍摄的两组照片，片中的景物触发了他对旧情的追溯。我看到诗翁脸上不禁露出幸福而甜蜜的笑容，耳畔仿佛回荡起聂鲁达的深情呼唤：“艾青，艾青，你在哪里？”

                                                 （原载2010年第4期《炎黄世界》）